【圆明网】无神论是党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共之所以得以改造人们思想，就在于切断了民族传统文化，用马列主义外来文化替代了中国几千来的半神文化，从此“无神论”主宰大陆，敬天畏神、善恶有报变成了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就人类历史而言，对神的信仰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人类的道德。不再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没有道德的约束，法律的约束也只能是有名无实。于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相信今生来世，不相信做坏事有报应，于是，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
漠视生命 肆意杀人
1949年以后，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但在历次运动中，起作用的却不仅仅是中共本身。中共搞运动历来是煽动群众斗群众。很多受害者往往是被中共扣上什么帽子，然后众多乡邻、亲戚甚至家里人就会一涌而上，将其活活整死、打死。那些打人者本身固然有被中共欺骗的一面，但他们之所以能做得出这些恶行，却跟党文化的洗脑紧密相关。一个相信天理，相信人伦人性的社会，不可能大面积干出这种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情。
“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饿死的大约有四千万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事实上，如果当饥荒发生的时候，能够开放粮仓，能够寻求解决办法，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至于那么高。更令人震惊的是，面对饿得奄奄一息的村民，中共干部却命令军人强行封锁道路，目睹他们活活饿死也不准他们爬出去逃生。
文革中的“打砸抢”，学生居然用皮带抽死老师，孩子用砖头砸死父亲。还有人把对方打死之后，把器官取出吃掉。
中国古代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被当局整肃的对象，本身已经够可怜了。但现在很多人却不但见死不救，还要落井下石，甚至以杀人为乐，只要中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认为是党性的需要，是党的政策的需要，什么后果都可以不顾。中共思想改造的后果之可怕，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党文化思维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因为中共的腐败与暴政，社会产生了大量的被压迫团体。富人高官可以利用特权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而下岗工人却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贫穷人家的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学费而上吊自杀……但面对下层民众的凄惨生活，很多人已经漠不关心，毫不在意。面对可怜无助的上访民众，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可以大打出手，将人致伤致残，丝毫不管他人死活。所谓的何院士何祚庥，可以面对无数的矿难，说出“谁叫你生在中国”这样的狠话来。而中共将官朱成虎，则放话可以牺牲西安以东地区、不惜中国一半的人口来打一场核战争，跟老毛的“中国死了三亿，还有三亿”的说法如出一辙。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大学生孙志刚就被收容所活活打死。而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大量法轮功学员惨遭酷刑甚至折磨致死，在2006年更曝光出自2001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中共官员和医生从中牟取暴利。人性之泯灭，骇人听闻。
漠视生命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运动当中，也不只体现在权势者对百姓的态度上，现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都充满好勇斗狠，肆意残杀的现象。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砍啊，杀啊，对越暴力的越崇拜。手段残忍的校园凶杀案也屡屡发生。社会上谋财害命、用钱买命的事情随处可见。官员、富豪雇凶杀人，有时连自己的妻友也不例外。
当人的道德沦丧到如此穷凶极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
战天斗地 破坏自然
几十年来，党文化把中国人民塑造成“无法无天”、“战天斗地”的一族，从当初的“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疯狂地打麻雀”、“乱砍滥伐”到今天的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增长，都是只管眼前，无视子孙后代的福祉，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 2006年8月26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中央电视台２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覆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许多网友面对祖国母亲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不觉“万念俱灰”。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曾是中共宣扬爱国主义的主打歌曲，有考证指出，这条美丽的大河就是承载全国六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有道是“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但是，短短的几十年，淮河污染之触目惊心，让这句民谣成为历史。工业企业偷排污水、农村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水，使淮河流域约60%为劣五类水质，污染由地上波及地下，直接影响1.3亿居民生活。中共也喊治理淮河，但是，如果人心不治理，是没有用的。2004年7月20 日至27日，淮河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污染团，有如巨大的黑蘑菇，从上游奔腾而下，横扫千里淮河，充斥河面的黑色污染水团全长133公里，总量超过5亿吨，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洪泽湖，顺者昌，逆者亡，满河黑暗，伏尸（鱼虾蟹）千里。“10年治污水质回到‘原点’，600亿付诸东流。”
党文化带给中国人的“不计后果”的心态，更是表现在热衷于搞大运动、大项目，劳民伤财，不顾自然规律。再大的工程，总是先上马再说，哪管什么后果，满足战天斗地、好大喜功的变态心理，走一步看一步，出了事算“交学费”，把国家民族的未来当作儿戏。
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如此重大的项目中，决策人员也仍然以政治为决策依据。“六四”之后，中国民心低落，三峡工程就被选为振奋人心的工程。关于三峡工程，该不该修，人们听到的都是一面倒的消息，就算提到负面消息，也是早就有了“应付”对策，而反对一方的专家们的进一步反驳和详细讨论，百姓是看不到的，那是禁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水要流动就得有坡度，库区的头尾就要有落差，淹没区就必须是一条斜线。但是三峡工程“移民组”为了迎合当局缩减移民搬迁费用，提出的三峡移民淹没线竟是平的，就是如果大坝蓄水到预定的175米，另一头的重庆的淹没线也是175米。但是按三峡工程泥沙组公布的万分之零点七的水力坡度来计算，600多公里以外的重庆的水位高度将不是现在说的175米，而是超过海拔217米，到时就要为重庆“准备后事”了。如果要保重庆，水位就不能蓄到175米，那当初的防洪发电的效益也就大打折扣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么多精明的官员，还有这么多科学家，都知道水从高处流向低处，这么严肃的后果就不当回事？还有，三峡工程中的目标和措施之间大多互相矛盾。防洪和发电矛盾，防洪和航运矛盾，防洪和排浑蓄清矛盾，发电、防洪、航运与移民矛盾等等。大坝防洪就要保持低水位准备蓄洪，水位降低又会导致发电和航运能力下降。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马的张光斗教授在发现三峡工程的实际防洪库容不可能达到设计标准的错误后，对三建委办公室主任建议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即把洪水控制水位降低10米。但低水位必然影响到航运，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发电，为此张光斗主张修建燃油、燃气或燃煤的火电厂进行调峰，张一再叮嘱 “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三峡探索》总第二十七期）。再有，如何处理泥沙淤积是水库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而200公里长的三峡是沙石最好的避风港，三峡水库拟采用“蓄清排混”的运行方式。海外有学者预言“排混”只对大坝前很短距离有效，而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授则斩钉截铁地说一块石头也出不去！黄教授1957年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打成右派。数年后三门峡大坝的失败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关于三峡工程，黄教授写过三封信，陈述“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理由。他只要求中共领导人给他30分钟的时间，把三峡工程问题给他们讲清楚，说服他们改变这一决策。然而，他连这30分钟的时间也没有得到。
“南水北调”是继“三峡工程”之后又一项世界级工程，主要目标是将长江水分东线、中线、西线调往严重缺水的华北和西北地区。东线、中线工程已于2002年底开工；西线工程计划于2010年开工。当初“三峡工程”还像征性地有个全国人大无记名投票，而现在人们连那个过场都嫌碍事，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设计者们竟然说，中央宣布东线、中线开工，就意味着西线也开工了。早在2001年7月就通过水利部专家委员会审查的“西线工程纲要”，到2005年3月才让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调水区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人文科学家等才第一次看到其“庐山真面目”，让这些第一线的专家们十分忧心。西线工程要在源头上把长江水引到黄河，而黄河比长江高出200米，比三峡工程不知要难多少倍，风险也不知要大多少倍。有专家感叹“西线工程令人担忧，会不会救了黄河毁了长江，甚至救不了黄河还毁了长江？”呼吁中共“告别改造、征服自然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话在以政治决策为中心的中共那里，又能传多远呢？极力支持工程上马的西线工程设计总工程师对外界质询的回答是“随着项目推进，一切都会逐渐明了”。被中共的“战天斗地”洗脑过的人们，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动土，态度居然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来没有让人去和地斗，破坏自然。在传统观念中，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抗的，“天人合一”讲的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现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早在公元前就有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它使得中国拥有过发达的传统农业，支撑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什么现在发生了生态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正是因为这种不计后果的做事方式，违背了自然规律，使得青山不再，绿水断流。特别是现在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下，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心理的人们，更是胆大妄为，什么都敢去干。当大自然报复的时候，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
世风日下 不讲道德
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业的职业伦理也日渐低下。看医生要递红包，孩子入学要交红包，打官司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把一切固有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
就说造假的程度，从假烟假酒假火腿，到毒米毒油毒奶粉，什么都有。2003年安徽阜阳发生了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长期食用这种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就有171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13人。许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费掉了所有积蓄，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2006年，北京市粮食局所把2300多吨陈化毒米流入市场，里面含有大量致癌物质，包括目前发现最强的化学致癌物黄曲霉素。然而商家为了利益不管百姓死活，毒米公然进入市场波及全国，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广东、辽宁、四川、湖南都出现数以吨计的毒米。更有甚者毒米搀好米，百姓无从分辨。
过去叫盗亦有道，掺假骗钱，也就骗个钱，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而今天的人们，除了少数心里还遵从传统道德约束的人，更多的人是觉得道德、良心能值几分钱？中共的无神论、唯物论、不讲天理，不讲道德，教育出来的就是这种为了钱，为了个人利益，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人。
2001 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无独有偶，2003年3月24日的《三湘都市报》报导，有些当地教育局出台的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竟赫然名列其中。不知这样的校训和规章，是让人民放心还是更担心。
当一个社会已经确立了游戏规则，社会民主制度、法律体系、媒体监督和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已经比较完备地建立，民众的道德维持在一定程度，国民心态比较平稳时，再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会是在规则之内，道德和法律在原则上有个约束。而中国是规则还没有确立，就先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有过之无不及，没有任何道德的制度的宗教的底线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性泛滥造成社会危机
时下的中国，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中共的政治改革是禁区，相反，“性生活”却成为开放最彻底的。婚外恋、包二奶、一夜情、白领阶层的换妻游戏、婚前同居、网婚、闪婚、隐婚、成人用品商店、卖淫、色情按摩、性表演、脱衣舞、电视电影节目煽情性的表演、性感美女在平面媒体的独领风骚等等，谈政治色变的中国社会，人称正在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在这股席卷全民的“黄潮”中，不但是青年一代意识领先，就是中老年人也不甘示弱，似乎要挽回过去被“耽误”的时光。电影《手机》和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名言“查嫖娼就是破坏投资环境”，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折射。忆往昔“全国上下一片红”，看今朝“全国上下一片黄”。
包二奶、养情妇、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时尚”，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引以为荣。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在 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
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势人物到平头百姓，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只要有条件，就都想着占上一把性便宜。上级对下级，老板对员工，教授对学生，导演对演员，强者对弱者，性侵犯处处可见，天理、人伦都可以不管。
就连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也频频出现禽兽教师。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国内媒体2003年报导，重庆大足县一名小学教师，从2002年至2003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以帮学生走后门上学为名，将该校12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两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仰小学一名51岁的教师在一年半时间里42次强奸 12名女学生、35次猥亵16名女学生，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临夏县一小学教师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将三年级的9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数最多者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15岁，其他均是9到10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3个多月竟然作案 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仅10岁……这样丧心病狂、触目惊心的恶行，在今天却已经屡见不鲜。
中国人在性的问题上自古都是严肃认真，把操守看得很重。只有结婚之后才能住在一起。结婚时要拜父母、拜天地，有天地神明为自己的婚姻作证。反之，如果有人被指控私通、淫乱，那会是一项大罪。强奸就更是跟杀人放火一样，罪不可赦。“万恶淫为首”，但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先辈的古训。这种局面，不能不说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价值，宣传无神论、唯物论密切相关。在中共的党文化里，权力就是道德的最大诠释者。只要有权，只要有条件，就可以肆意妄为。从共产党早年的“共产共妻”，到毛泽东的淫乱，再到现在中共官员的腐败堕落，从官方到民间，一切传统价值都被颠覆了，一切家庭人伦观念被抛弃了。但历史一次次地告诉我们，乱性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再发展下去，我们到底期望一个怎样的未来？
黄赌毒产业化 官方成保护伞
中国卖淫业一直是非法的，性产业必须同军警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有些性产业根本就是同军警合作办的，有的也不隐瞒这点，因为这是提供安全的保证，例如军队或公安的招待所反而客似云来。性服务业涉及的经济利益越来越庞大，就业人员大约有1000万，涉及的消费每年大约1万亿人民币。由于2000年的警察行动，中国经济学家杨帆估计，失业的女性工作者的消费降低，中国GDP因而减少了1%。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王增先在研究会上“保守估算”，每年有将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赌资流向国外及港澳地区。毒品市场3000多亿人民币，吸毒人员超过1千万。沈阳市禁毒支队队长陈鑫、沈河分局原局长曲月福和现局长张保华及另外100多名警官为毒贩做保护伞，毒贩和警察勾结，贩毒“一条龙”。黄赌毒三大市场几乎相互关系协调发展，由于从事三大行业的人员需要有特殊的地位与背景，因此，中国的军警及政府要员成为三大行业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没有政府及军警做背景这三大行业在中国寸步难行。官方参黄参毒参赌，上行下效，造成中国人对吸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司空见惯，甚至亲身参与，不觉得自己干坏事。
在感受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生活时，人们最有切肤之痛的就是社会道德下滑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人形容共产党过去在课本里宣传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今天早已变成了社会实践中的“权欲、钱欲和性欲”全面崛起，名曰“三玩博士（玩权，玩钱，玩女人）”。假货盛行，色情泛滥，黑社会活跃，官商勾结，警匪一家，而民间疾苦却乏人问津，社会公正更是不得伸张。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内在的道德约束，没有外在的舆论约束，没有外在的法律约束，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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