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中)

【圆明网】

3．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

《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消失。中共除了把一部分知识份子在肉体上消灭以外，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份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份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份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1）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开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河觞》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伪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剧后，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言外之意，不看这部电视剧，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法轮功。中共的文艺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可见舆论灌输在这场最新的镇压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历史上中共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地主（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地拥有者）大多是勤勉诚实、热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经过中共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些用艺术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当年在其占领区用歌舞和戏剧教育士兵，很多战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剧作以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周扬语），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

2）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

（1）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像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映，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

（2）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

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使在哀怨伤感的时候，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归于平和中正。中国古典文学里，充满了描写忠孝节义、美好的亲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宣泄和净化，古罗马文学家贺拉斯则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教育和娱乐。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到仇恨，也多是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写，描写和煽动仇恨和传统文学的特点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灌输和煽动阶级仇恨就成了中共党文艺的首要任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们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学生能够把老师用皮带活活抽死，在广西大地上“阶级敌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无罪恶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这种仇恨文学之赐。

（3）美化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产党要把自己粉饰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就需要全面篡改历史，把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中国历史上有定评的大奸大恶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坛。暴虐的商纣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颂德的对象。中共奉农民战争头领为先驱，残忍嗜杀、暴虐无度的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成为中共文学殿堂里的正面形象。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张献忠嗜杀成性，当时的四川一省人口几乎被他以各种方式屠戮殆尽，富庶的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

获1982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下册开篇，以田园诗般的优雅笔调写道：“不断遭受战乱的谷城一带，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气象。”

当然，美化这些历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这些历史人物之后，中共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贬低人性，歌颂党性

阅读中共的文艺理论著作，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性”一词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败的、甚至是反动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阶级性（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阶级兄弟的友爱），那就是好的、进步的作品。表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爱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类之爱”的作品被贬斥，而表现党性战胜人性、“无产阶级觉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这种逻辑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双全，不食人间烟火，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琐，凶残狡诈。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说，描写某地区严重缺盐。年轻的母亲为了把咸菜当作“党费”交给地下党，把瘦得“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的妞儿（小女孩）手里的一根腌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这位母亲把“党”置于家庭和亲情之上，于是获得了党文学的肯定。

中共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无性别特点，苦大仇深、意志如钢。爱情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中共的文学作品里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经过处理，被用来衬托 “革命事业”的“壮丽和伟大”。如果男（女）主人公爱情萌动，另一方往往要壮烈牺牲，于是主人公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主人公因爱而结合是革命文学作品的大忌，因为一旦组成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就会“腐蚀革命者的斗志”，中共也就无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了。

因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所以每次中共有什么新的需要，应景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批量生产出来。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小小的例子。

3）中共利用党文学进行灌输的几个特点

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中共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形式和元素，达到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

（1）全方位盗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从来是为我所用，只要对其统治有利，就一概拿来，决不手软，亦不吝惜。在文学方面，旧体诗词、白话诗、各体民歌、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章回体小说、散文、话剧、戏曲等等，全部被用来承载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审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审美习惯不会轻易改变，那么与其另起炉灶用新瓶装新酒，就不如利用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把党文化的内容偷偷夹带进去。这种承载了党文化内容的民族形式，既给人亲切感，又给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中共的宣传效果。于是，人们在吟咏诗词、哼唱小调、读小说、看话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了党文化的俘虏。

（2）善于利用文学技巧

虽然“党”几乎是文化的反义词，几乎等于“武化”、“粗鄙野蛮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党”又非常善于利用文化，“党”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更好地达到党文学的宣传效果，的确费了一番苦心。白描、衬托、悬念、包袱、呼应、波澜、心理描写、典型性格、个性化的语言……东西方古典文学中成功的技法，几乎都被拿来使用。

因为中共文艺重视“普及”，即主要针对文化不高的工农群众，所以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然水平有限，但还是相当成功地达到了灌输党文化的目的。

（3）用禁书加强文化饥渴

对于饥饿的人，随便什么食物都是美味珍馐。中共知道，御用文人们炮制出来的所谓文学，绝无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名著媲美。妒忌的丑女人无法把自己变美，就只好设计害死美丽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后，有计划地毁书、禁书。文革中，凡是跟美有关的事物，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国人的文化饥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饥渴难耐之下，人们不得不饮鸩止渴，党文学于是乘虚而入。

（4）用重复增强瘾好效应

人并不需要以酒为生；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酒的味道也并不可口。可是为什么就有人嗜酒如命呢？这就是瘾好效应。长期浸泡在一种文化里面，人们会养成一种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满足了这种期待，就像搔到痒处一样，使人产生满足感。所谓美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瘾好的满足感。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美感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而人的审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

中共也利用了这一点。“党”的教条被包装成一句口号、一首歌、一幅画、一个比喻、一个形象，而后被用各种方式不断重复加强，硬生生给中国人制造出一种变异的“美感”。被称为“山大王的诗”的“毛诗词”、粗野不文的“毛文体”、飞扬跋扈的“毛体书法”被重复、模仿、崇拜，有人还以为它们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顶峰。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还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事实表明，中共长期以来刻意培植的民众对其邪恶文艺的心理依赖仍然没有失效。

4）从“看得见的黑手”到“看不见的黑手”

透视中共党文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中共建政后的党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文革；后一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前一个阶段“党”上足了发条，拚命革文化的命，专文艺的政，紧箍越箍越紧，圈子越划越小，是一个“收”的过程。而文革之后，“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弃置不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束缚作家创作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似乎是一个放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文坛，美女作家、“痞子文学”、“下半身写作”，光怪陆离，真是“解放”得够可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中共对文学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学上一般把二十五年左右当作一代人的时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二十九年。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岁以上、世界观已经形成的人，到1978年的时候已经60岁或更老，过了退休年龄。那时候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长大的；换句话说，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党文化已经基本确立了。于是中共变换策略，从一些领域做有限度的撤退，从以前那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黑手”变成幕后的“看不见的黑手”，在整体上“宏观调控”党文化对民众进行回流灌溉。（当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随时伸出来。）

党文化确立的证据就是：不待“党”的直接领导，经过 “思想解放”，“放”出来的文学，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后有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的解释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辙——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党”还是伟光正的，不光勇于承认错误，还善于改正错误。

寻根寻出来的是“党”按照进化论那一套推出来的不存在的蛮荒时代，诱导人们把“党的错误”归结为“封建遗毒沉渣泛起”；“意识流”流动的是打散重排的“向党交心”和忆苦思甜；写实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 “党”告诉大家：“人生就是烦恼、命运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对“党”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着确实不容易”，“活着就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调侃和嘲讽为能事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垃圾反对党语言的垃圾，暗示如果不和“党”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确证个体价值；与各种性乱现象一起造成性伦理在中国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学，则给人以“党天下”言论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国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极端复杂的面貌。只有真正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才能以简驭繁，不为各种假相所迷惑。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它也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拥护敌人拥护的，只要“敌人”不反对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壮语、粗言恶语、也可以温言软语、甜言蜜语。一边是主旋律，一边是多样化；一边是“四个坚持”，一边是“双百方针”。“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登上权力颠峰时，它说：“胜利者不应被谴责。”（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残喘时，它又会说：“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

“我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得多，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总要由我去画个句号吧？”（《亮剑》）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这两段中国大陆畅销小说中的话，一段抢占“失败英雄”这一最后的宣传制高点，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权力宣示。这些现象表明，党文学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扩散到种类繁多的作品当中，更加难以辨别，难以抵御。

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控制的文人的灌输，中国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仇恨变成了崇高，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对象，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互相关爱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恶的标准被颠倒了，文学丧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变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盖罪恶的遮羞布。从这种意义上说，邪党的文人无疑是中共杀人的同谋和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