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下)

【圆明网】

5. 利用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共产党认为文艺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只能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从经济上把文艺演出团体收归国有，从组织上把文艺界人士变成“体制内人”并对他们实行思想改造，在创作上对文艺界耳提面命严密控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文艺形式，如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都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和灌输党文化的工具。

1）利用电影灌输党文化

（1）“电影是最重要的艺术”

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迅速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嗅觉灵敏的共产党很早就注意到电影。列宁说：“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广大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951年，中共夺权后第一个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毛泽东亲自捉刀，对《武训传》进行高调批判。毛泽东此举预示着其后的中共历任党魁都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格外重视。1953年，对电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早于对其他民族工业的改造。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共把电影生产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对电影进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从1949年到1966年间，中共总共拍摄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编造 “历史选择了中共”的谎言、图解中共各个时期的政策、正面烘托党代表人物、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青春之歌》、《红旗谱》、《地雷战》、《地道战》、《李双双》、《红日》、《小兵张嘎》、《英雄儿女》、《野火春风斗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等。

在这些影片里，中共领导人、中共的所谓“英雄模范人物”、甚至心理阴暗、行为下贱的中共特务都成为被歌颂的对象。电影这种媒体形式使中共能够“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员、诗情画意的环境氛围、传奇般的或史诗性的情节设计，最大限度地达到了烘托党代表人物的作用。人们心理上觉得艺术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更“本质”、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资格代表“党”，殊不知他们看到的只是“党”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电影主要是一种城市艺术。为了扩大电影的宣传范围，中共以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电影发行，系统建立电影放映队，把宣传触角伸向农村和厂矿基层。1949年全国电影放映单位为646个，到1957年增加到9965个，其中电影院1030个，电影放映队6692个。工会放映队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场，观众达1.1亿人次。这种电影放映队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中期，对普及党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电影被打成毒草，文艺领域成了样板戏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当年全民平均观看电影28次，全国电影观众达293亿人次之多。这种现象其实反映了中共的一个统治策略。在经济上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所以只要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人们就对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艺领域把人民剥夺到一无所有，人们就会对灌输党文化的宣传品甘之如饴。

传媒研究发现，一种媒体越是诉诸人的多种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较好的效果。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等，全面诉诸人的各种感官，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宣传形式。中共在电影里塑造了大量的党代表人物，他们的说话声调、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等，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对象，比如毛泽东在地图前“指挥若定”的形象，苏联影片中列宁的演讲动作等等。很多电影中的语汇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电影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其效果之巨难以估量。

中共对电影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文学的重视程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是如此。1989年之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趋于收紧，1990年到1992年之间，在电影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主旋律”高峰。

（2）主旋律与多样化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25％是所谓“主旋律”影片，70％是娱乐片，5％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十三个省，参拍群众多达十五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

其次，主旋律电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门打开，观众的辨别力加强，中共从前编造的赤裸裸的谎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创作者刻意制造出记录片的假相，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像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党的敌人”也不复是以前电影中那副庸碌无能的模样，他们被表现为有一定才华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历史的较量中，败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领导人的棋高一招。

《江泽民其人》中记录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中共主旋律电影手法的精致。江泽民曾应邀观看电影《开国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镜头让他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记录片。江泽民问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记录片一样。江十分满意，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中共的经典宣传片的基调是伟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随着它历史上越来越多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境，中共必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为自己辩护。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领袖被塑造成虽具有崇高人格、但在无情而必然的历史进程面前也无能为力的悲剧型人物，以求得观众对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谅解，同时使观众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从而更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

另外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电影《邓小平》的导演声称：“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创举，变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为感性的情绪！” 《焦裕禄》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众性葬礼场面，用荧幕上群众的哀哭感染剧院中的观众，使观众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动之余，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

第三，娱乐片也同样承担着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电影通讯》1991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数作品与少数作品的关系，不是指这一题材与那一题材的关系，不仅不排斥任何创作，反而要求渗透于一切作品的创作指导之中。”

一些影片因为有娱乐片的外包装，其中的党文化非常隐蔽，观众在欣赏历史传奇、爱情故事、或感叹视觉奇观时，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党文化的观念和趣味。电影《英雄》耗资2.5亿人民币，以美轮美奂的电影语言，讴歌独裁强权和暴力征服；《漂亮妈妈》把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儿子耳聋），间接掩盖了中共政策失当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的事实；更多的影片编造故事，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中共利用电影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经过长时间的党文化宣传灌输，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本来面目。八十年代以来，很多电影人虽然力图反抗党文化，但因为他们本身在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长大，因此只能用党文化的逻辑推想传统社会的真实样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传统中国社会集封闭、压抑、野蛮于一身，似乎还没有中共统治之后的社会开化、进步。其实，这也是按照进化论那套逻辑推出来的，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重复党文化。

第五，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成为电影的审美风格元素，渗透于一切影视作品之中，利用观众的怀旧情绪，巩固党文化对人心灵的桎梏。

与其他艺术式样相比，电影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文学、美术、音乐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而电影必须全面表现故事发生时的物质环境。因此电影画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经过精心布置，使它们能再现故事发生年代的典型环境。比如，表现文革时期的环境，要有毛像、大字报、绿军装、红宝书等。1949 年以后的中国，是共产党一党的天下。要想表现这一时期的典型环境，只能使用带有浓重党文化色彩的物品、声音和场面。这些场景往往唤起观众的怀旧情绪，使观众觉得虽然那个时代有很多缺点，但毕竟自己曾经拚搏过一回，就像普希金说的，“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美好的回忆”，过去的日子不管多么痛苦和荒谬，但人们那时还年轻，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充满说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会招致反感，所以这种“顺手捎带”的方式，就成了影视作品在客观上帮助中共灌输党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勾起人怀旧情绪的电影元素往往是电影要表现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这些符号携带的信息才不会引起人们的警戒心理，畅通无阻地进入观众的头脑之中。

影视（《激情燃烧的岁月》）、歌舞、文学、时尚、甚至广告（北京中关村曾经有一个巨型广告，仿照文革宣传画风格，上书“Internet就一定要实现”）、旅游（“红色旅游”）等等都在加入这个“怀旧情绪”的大合奏，其实都是在帮助中共巩固党文化对中国人心灵的桎梏。

2）利用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中共的文艺宣传形式，很多是从苏联生搬硬套来的。但是，因为灌输党文化的对象是所有中国人，中共必然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资源，以适应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输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剧、话剧、评剧、豫剧、吕剧、越剧、粤剧、秦腔、秧歌、黄梅戏、花鼓戏、二人转、京韵大鼓、河北梆子、山东快书、相声、评书，中共无所不盗，党文化附体在这些传统文艺形式上，流毒可谓广而且深。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

（1）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

既然中共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有那么多“民歌”歌颂共产党、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体现吗？其实不然。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1943年，这首陕北高原上传唱数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词改编成《东方红》，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换成了东方、太阳和毛泽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成为党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

类似的“借尸还魂”的例子数不胜数，比较有名的有把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白毛仙姑变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民歌刘三姐中的唱词“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原来是讽刺忘恩负义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把刘三姐变成阶级斗争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编历史剧”利用古人的嘴，宣扬中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如《逼上梁山》，林冲“从恨高俅个人到恨整个剥削阶级”：“要把这世界翻转了，那须得枪对枪来刀对刀。”

经过三十年的文化灭绝运动、把优秀民族文化破坏殆尽以后，中共向人民和世界宣称：它代表了正统的中华文化，同时更加肆无忌惮地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贩卖党文化的邪恶货色。它所以敢更加肆无忌惮，是因为世界还不了解中国，人民多忘记了传统。失去了敬神向善内涵的伪飞天、伪千手观音和伪民歌民乐，伴着邪党文人花言巧语、似是而非的诠释，给中共的黑暗统治装饰了一道华丽的花边，同时更隐蔽、更彻底地摧毁人们对神佛的正信、变异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品味。

（2）八亿人八个样板戏

传统戏曲对忠孝节义等美好情操进行形象化解说，对于维系社会的道德水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激进知识份子对所谓“封建礼教”横加批判，传统戏曲也被大加挞伐。鲁迅在论及戏曲改革时说：“（改革）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这恰恰从反面说明，戏曲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个整体，是传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大肆改动，也就不是戏曲了。

1949年以后，中共 “改制、改人、改戏”，戏曲界被摧残得百花凋零。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因果报应被批判，只有经过改编、能够承载起中共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的戏剧，才被允许存在。剧作家吴祖光愤而指出，中共“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文革中推出的“样板戏”是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样板戏一般是指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滨》、《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音乐《沙家滨》。这些京剧和舞剧，有些在文革前就被创作出来了。在江青直接指挥下，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指导原则，把这些戏剧改造提纯，使之更符合中共意识形态需要。文革中，绝大部分电影和戏曲作品被作为毒草禁映禁演，样板戏和样板戏拍成的电影几乎是仅有的合法文艺形式。十年中它们反复上演、播出，强制性地让群众收听观看。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样板戏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样板戏从创作到演出集中了当时戏剧界最优秀的人才，在技术上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可是，样板戏大肆篡改历史、渲染暴力、歌颂仇恨、颠覆传统价值观、对中共领袖和所谓“英雄人物”进行无限神化和吹捧，这一切都说明它们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服务。那么，其技术越精良，危害就越大。

文革后，样板戏在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可是，听惯了样板戏的八亿人民为样板戏的复活提供了土壤。时至今日，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仍然为人津津乐道，某些样板戏被吹捧为“经典”，重新走上舞台，或者被改编成电视剧公开放映。可见样板戏的阴魂不散，样板戏灌输的党文化也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样板戏这种宣传方式，非常简单粗陋，人人都能一眼识破，因此不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中共的宣传也是量体裁衣的。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生活和思想都相对简单，也许绝大部分人都能意识到杨子荣、阿庆嫂、李玉和、柯湘等人的形象经过了艺术夸张，但却多半不会想到，他们反映的，是完全颠倒、扭曲了的历史。

文革以后，戏曲人才和戏曲观众纷纷老去。随着新的媒体形式和审美习惯的兴起，戏曲逐渐被边缘化，中共宣传部门对戏曲也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视了。

（3）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

人的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形成或者改变一种审美习惯，往往比形成或者改变一种理性思维更加困难。因此，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虽然似乎见效比较慢，不像杀人、搞政治运动那样能够立杆见影地制造出恐怖气氛，也不像舆论宣传那样能够迅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文艺宣传诉诸人的感情，培养一种独特的审美习惯，入人心深、危害隐蔽而持久。

2004年“七一”之前，中共在全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红色经典”演出，节目包括歌剧《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及歌舞等。据说“很受群众欢迎”，“票房很好”。一位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作品曾经伴随我们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年代，我们是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走过来的，在七一这样特殊的日子，重看这样的经典歌剧让我似乎回到从前。”

这位观众也许并没有说假话。可是，艺术和审美并不是存在在真空之中。在共产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大量的歌曲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色彩，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党”那么热衷于在各种节日、纪念日办“歌咏比赛”和“文艺汇演”。

过去的人们一张嘴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烽烟滚滚唱英雄”、“一条大河波浪宽”，现在则是“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东方红》、《歌唱祖国》、《长征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这些歌大多运用民歌风格，曲调优美上口，使人百唱不厌。对领袖的忠诚、对 “党”的热爱，就在人们摇头晃脑之际被悄悄压进了他们的潜意识。就灌输党文化的效果而言，这些歌曲起的作用绝不亚于四卷《毛选》。

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只要想一想改变自己的饮食口味多么困难，就知道清除共产党培植的邪恶审美心理有多么不易了。

（4）利用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简单地讲，就是爱屋及乌，因为喜爱欣赏事物甲，连带着也喜爱欣赏事物乙丙丁。商业广告经常请娱乐明星推荐某个品牌的商品，追星族们因为崇拜该明星，对他/她推荐的商品也不加别择地接受，这就是移情作用的效果。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季野鸭和菱藕，秋收满舨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洪湖水，长又长，太阳一出闪金光。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中华大地的山川秀丽、物产丰饶跟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也是被破坏的关系。可是这么一唱，毫无逻辑关系的两件事物之间被强行了扯上了关系，人们因为热爱祖国的自然风物，好像也对共产党充满了好感和感恩情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相声、曲艺、小品的独特作用

中共发动政治运动不是从摆事实、讲道理开始（因为如果能够摆出事实、讲出道理的话，它也就不需要发动政治运动了），而是往往首先进行人身攻击，用粗鄙的想像编造迎合人的阴暗心理的妖魔化故事，从而达到挑起仇恨的目的。实践证明，这种栽赃法，十分有效，屡试不爽。

比如文革时，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是中共散布谣言，说刘的老婆王光美为了自己的皮肤好用牛奶洗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喝上牛奶都是了不得的，而刘少奇的家属用牛奶洗澡！于是人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就可以对他切齿痛恨、鄙夷不屑了。

基于同样的道理，戏曲、相声和小品等文艺形式在贬低传统人物和传统文化、打击中共的敌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五十年代的很多相声都是讲破除“封建迷信”的，很多传统文化中的观念和风俗都在被讽刺挖苦之列，比如婚俗、阴阳的观念、宗教信仰等。很多人都会记得，在一个流传极广的相声里，一位老太太请来一尊神像，邻家的小伙子问：“您是多少钱买的？”老太太教训他：“不能用买，要说请。”小伙子改口说，“那您是多少钱请的？”老太太心疼地说，“嗐，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善男信女被丑化为庸俗功利的愚夫愚妇。

200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小品《卖拐》，就是间接地诽谤法轮功的。小品演出后，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藉机打击法轮功。比如《检查日报》上《从春节晚会小品<卖拐>看“法轮功”伎俩》,《云南日报》评论春晚，中间提到《卖拐》，说“鞭笞法轮功，表演很到位”，被大量转载的网络文章《由赵本山<卖拐 >看心理暗示》也落脚到揭批法轮功上。

这种手法的危害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事物或观点是错的，而是把它荒诞化、漫画化，使人根本没有机会去理智思考这一事物的是非对错。被抹黑者的辩白被淹没在观众的哄堂大笑之中。

（6）中共文艺作品里渗透着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

孔子曾说过，“郑声淫。”意思是说，郑这个地方的音乐，溢出了人的情志以外，是一种夸张虚伪的艺术，对人的道德有负面影响。中国古人重视艺术对世道人心的作用，讲究用理性节制情欲，用艺术辅助和谐的人生。

中共的理论宣传和文艺作品里渗透着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样板戏的原则是“三突出”；塑造人物要“高、大、全”；革命歌曲的风格是“高、快、响”，犹嫌不够，在歌谱上还要加上“豪迈地”、“激昂地”、“意气风发地”等风格提示。就像总喝烈性酒的人，无法体味茶的隽永；听惯了重金属摇滚乐的耳朵，很难欣赏优雅的古琴曲，习惯了中共艺术的人们，也失去了对艺术的正常品味，以为中共艺术里那种强烈的激情和战斗性是人类艺术的常态，殊不知那恰恰是人的魔性的体现。

另外一个例子是颜色的运用。红色是血的颜色。在传统艺术里或在生活里，红色只能作为点缀，不能够大面积使用，因为它会使别的颜色都显不出来。可是在中共的舞台艺术里，红色的服装、红色的布景、红旗、红灯笼、红道具，整个舞台一片红通通。其实，中共在激发、诱导人的魔性，在使人适应这种魔性的状态。

这种不理性的状态是中共得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条件。中共虽然现在不提“不断革命”的理论了，但它的本质决定了它从斗争中吸取能量，把革命当成常态，拿运动当饭吃，把穷折腾当日子过，一旦遇到危机，首先想到的是制造一个敌人，再煽动人们和这个假想敌斗争。如果中国人都平和理性地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没人跟中共瞎跑，中共就没戏可唱了。由此可见，让观众心血冲头、激情澎湃，是党文艺的重要职能之一。

以上简单分析了中共利用多种艺术形式灌输党文化所涉及到的一些问题。相信每个读者都会举一反三，自己举出大量的例子。

结语

综上所述，中共灌输党文化具有强制性、制度性、系统性、伪善性等特点。让我们再一起分析一下中共灌输手段的三个主要特征。

第一，党文化是一个由中共在总体上掌控的自我调适系统，因此中共的灌输手段也具有自我调适的特征。中共只要政权在握，设定极少的初始条件，党文化宣传品就可以按部就班地自动生成出来。

毛泽东在1964年说过一段话：“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中共的文艺理论书可谓汗牛塞屋，哪本书也没有这段话说得透彻：谁不听话不给谁饭吃。中共掌握了一切生产生活资料，掌握了中国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所有人都必须俯首听命。知识份子和艺术家被编在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里，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党”并不需要自己动手制造党文化，党只要决定“坚持某某，反对某某”，党文化宣传品就可以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同理，每次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动，中共不得不调整政策时，只需对宣传部门发布一些简单的指令，宣传部门就可以“创造性”地实现长官的意图。高等院校的传播学院、新闻学院、艺术学院等，更是可以大批量制造出 “社会主义新闻学”、“马列主义舆论学”、“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等等，为中宣部支招和辩护。

第二，中共的党文化灌输是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对顺从的人中共动辄施以小恩小惠，可是对于那些思想独立、不愿与“党”保持一致的人，中共的政策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中共统治下，人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无产阶级铁拳”的巨大威胁，因此如果听信和中共宣传口径不同的话，就得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接受了真相，一定会想做点什么以改变现状，可往往又没有那么大勇气，这种矛盾心理就会使他十分痛苦。在中共的恩威并施下，为了自我保全和心理平衡，人们只好从真相退却，主动把自己闭锁在中共的谎言圈套里。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不是看不破中共的谎言，也不是没有机会了解真相，而是不敢接受真相，毋宁相信中共的谎言，配合中共欺骗自己的良心，来换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和良心的虚假安稳。

第三，党文化是一种附体文化，因此中共的灌输手段具有民族文化的某些表面形式。上文已经探讨过，党文化是如何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增加欺骗性、增强宣传效果的。附体的另外一个效果是，当中共的罪恶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中共可以方便地把责任一股脑推到传统文化上，比如让所谓“封建遗毒”为文化大革命负责。这就好像张三杀死了李四，然后披着李四的衣服去犯罪，结果人们误以为做坏事的是李四，于是把李四掘坟鞭尸，却让真正的坏人逍遥法外。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中共灌输党文化的巨大工程十分成功。这是因为，第一，中共的灌输以暴力手段做后盾，它的所谓思想改造不仅仅改造思想，很多时候，它还会去改造人的肉体（批斗、劳改、判刑、直至杀害）；第二，中共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在中共统治下，要想出人头地、取得成就，就不能不对中共俯首听命，因此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大多被中共网罗来为其统治服务；第三，中共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制造了一个封闭的环境（现在是半封闭），人们无从获得完备的外部信息；第四，它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把所有人都推进“革命的大熔炉”里，用频繁的政治运动给他们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第五，中共按照马列毛那一套制造了一个社会现实，反过来显得那套理论是正确的。比如斗争的观念就是经过几十年几乎不间断的残酷斗争建立起来的，斗争成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实，所以斗争哲学也好像是对的了。

人之为人，是因为有人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思想感情。共产党劫持整个国家的力量，千方百计扼杀人先天的纯真善良，向人们灌输变异邪恶的思想情感。如果把一个人的思想比作一个瓶子的话，那么瓶子的性质取决于其内容：灌进去蜂蜜就是一瓶蜂蜜，灌进去毒药就是一瓶毒药。每个中国人都不妨反思一下：在人生重大问题上，决定你的选择的，是自己的本性，还是被中共灌输的观念？那些邪党灌输的观念将把你带向什么样的未来？

常言道，“故土难离”。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的人，会对那个环境产生一种眷恋。同理，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的人们，对这种文化也会产生一种精神依附和感情依附。当我们指出这种文化的虚假和邪恶，并且开始清除它的时候，有人甚至觉得怅然若失。

可是，党文化是中共赖以存在的人文环境。今天，当我们看清了中共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看到了中共正在把整个民族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不能不悚然惊觉，继而叩问自己的良知：是什么样的弱点使我们容忍了中共在中国的肆虐？现在的情形还允许我们继续容忍下去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反思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我们才能走向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