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悠悠：清末“虎吏”徐次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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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赓陛，字次舟，清末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自幼即勤学，于同治末年，捐通判小官，分发到广东候补，先后任遂溪、陆丰、海康等县知县。

徐次舟任知县十几年，所到之处，一意“锄强悍，折势豪”，执法严正，不讲情面，是颇为耿直的强项吏，被当地百姓称许为“虎吏”。

同治末年，陆丰县有一土豪，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乡民虽痛恨他，但知道官府不敢对其惩治，“亦遂无控之者”。徐次舟上任后，乡人知其素有强项令的威名，乃“联名具呈控告”那个土豪。徐次舟收下乡民的控诉状，先未表态，众人甚为失望。可没几天，徐县令便带着几个强健的差役，到土豪家里，出其不意，将其擒回县衙。随即升堂讯审，严加盘查，毫不手软。当时有一巨绅，出面保释，但为徐县令所严拒。因此，徐县令力除奸悍之名，“噪于一邑”。而乡里的恶棍、土痞，皆“闻风远避，全邑得以大治”。

徐次舟对于权贵，也是不畏不惧的。同治年间，广州一带赌风极盛，官府严令“层级檄禁，不可松怠”。但赌棍中，以“借将军署中官员作护身符”，设局聚赌的大有人在。徐“逐一查实”后，即谒见驰防将军长善（人名），说：“本县吏奉上司严令禁赌，不敢不遵。大人所统辖军营中，仍有设局聚赌者，特来报告请示，不知是由大人自行查禁，还是由职县派人拿办?”长善听后，甚为窘迫，谓其不要张扬，被迫派人捉拿了首犯，斥革了包庇他们的佐领各官。同僚们见徐次舟敢于触迕权要的举动，皆为其忧心，并劝其珍惜自己的前程，不要执意妄为。徐次舟却秉执正义，不计私利，照样“强项”到底。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妄自尊大，蔑视中国政府，中国人受尽了丧权辱国的耻辱。而个别吃洋饭、作洋事的“无赖”，也狐假虎威的欺凌同胞。当时的清朝官吏，大多对洋人“低眉俯首”，怕影响其“禄位高升”，至于什么“侵害国权”，“玷辱国体”，他们却置之不顾。而徐次舟却与之相反。

广州沙面的荷兰领事馆职员李凤岗，与人合伙经营一家玉器铺，生意尚可。某次“盘货”时发现：有一批货件和现金的帐目不符，怀疑店员任阿森（人名）偷窃，便将任阿森开除，并令其赔偿。任阿森虽“俯首认赔”，但无力偿还，李凤岗认为他是悔约，便想借洋人势力，向中国官府施以压力，“代他索偿”。荷兰驻广州领事布士兜，听了李的话，即书一函，致南海县衙，要求票拘任阿森，追还银货。他以为“官怕洋人”，没有不唯命是从的。但徐次舟见信后，即提笔复函：“查中国定例，官员逢三、八日，当堂放告，人民亲身呈递状词，违者不予受理，所以重名分，杜诬冒也。李风岗与任阿森，均系中国人民，如果任阿森确实有窃李风岗货银情事，亦系地方寻常失窃之案，并非中外交涉案件，李风岗理应自行赴案控追”。接着又严正指出：“中国地方官员办理案件，但凭两造之供证，不许他人（此指外国官员）干预；以非己事代为关说的，名目‘嘱托公事，例禁甚严。” “本县历任地方，皆奉公守法”，绝“不违中国定例”，而“有玷官箴”。这封书信，义正辞严，不卑不亢，一反清王朝外交之常态，确为广州商民，出了一口气！

徐次舟任职多年，“悉心搜求民隐”，事事执法严正。他不畏权贵，刚正耿直，为地方士民所拥戴，致使“青天大老爷”的美名“遍于邑域”。

（事据《清史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