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辅佐国 历史名相】出将入相──虞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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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
念父鳏且疾 七年不调职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寿人。父祺,荣登政和進士第,仕官至太常博士、潼川路转运判官。允文六岁即诵读《九经》,七岁能属文。承继父亲之任而入官。适逢丁母忧,悲伤得哀毁逾恒、形销骨立。及至下葬,朝夕号哭于墓侧,墓旁有枯桑,两只乌鸦来此筑巢。又挂念父亲鳏居且有疾,七年中不请调,一步也不忍离开老父左右。父死,绍兴二十三年,方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权知黎州、渠州。

秦桧当国,四川儒士多被摒弃。桧死之后,高宗欲收用这些人,中书舍人赵达,首先推荐允文,于是把他召来殿试应对,允文说为人君上,必须敬畏天地,必须安定民心,必须效法祖宗。又谈论到儒士风气之流弊,以文章進谏,必抑制其轻浮的语辞,以言语進谏,必罢黜其巧言、伪意,以议论政事進言,必去除其苛刻要求,如此治国,方知任重致远。而且极力谈论四川财赋科纳之弊病。皇上不但嘉许而且采纳之。

金必毁盟

后除秘书丞,累迁礼部郎官。此时金主完颜亮修筑汴京,已有南下侵宋之意图。王纶出使金国还朝述职,极力鼓吹敌人态度恭顺、和好。汤思退又再拜贺,于是上搁置边境守备,不闻不问。允文上疏侃侃而言:“金必败坏两国盟约,不守信用。出兵必由此五路,愿陛下下诏,召集大臣集思广益以备抵御。”时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允文见金国运粮、造舟者众多,感到人微言轻,于是辞归,亮曰:“我将看花洛阳。”允文还朝时,上奏所见及亮之豪语壮言,一再声明,极言淮、海防备之重要性。

桧死 权归陛下

允文又言:“自古,人主执掌大权,绝不会转移于奸臣手中,或旁落于近幸宠佞。秦桧盗权十有八年,桧死,权归陛下。近来三衙朝臣,交结宫中内官,徽、钦二帝被掳之耻,殷鉴未远。”上于是大悟,立即罢黜这些人等。

金使王全、高景山来贺上之生辰,口中传达亮那些悖礼、侮慢之言语──欲得淮南一地。宰臣陈康伯传上旨:“今日更不问和与守的主张,直接问,要战该当如何。”于是派遣成闵为京、湖制置使,将五万禁卫军驻扎于襄、汉上流以备抵御。允文曰:“兵卒往来一向保持畅通,绝不堵道,敌人只为虚张声势,以分散我兵,成全其進出淮南一地的奸谋而已。”可皇上不听,照旧派遣闵依原议行事。

七月,金主完颜亮离开汴京,允文又告诉康伯:“闵军既然约好屯兵在江、池,就应该照规定,到池者驻扎池,到江者驻扎江。倘若敌兵出现于上流,则荆湖之军可以捍卫于前,江、池之军支援于后;倘若金兵出现于淮西,则驻扎池地之军可出巢县御敌,而屯于江州之军可以以逸待劳,为支援淮西作准备,是一军而两用之功。”康伯欣然同意其说法,可闵军竟然驻屯于武昌。

危及社稷 吾将安避

九月,金主自任统帅,领兵号称百万,扎营之毡帐,连绵相望,号令、鼓吹的钲鼓之声不绝。十月,自涡口渡淮入侵。王权首先放弃庐州败退,刘锜亦逃回扬州,中外朝野全都震恐。上欲渡海回避,可陈康伯极力赞成御驾亲征。是月戊午,中枢文臣叶义问督率江、淮之军,允文参谋军事。王权又自和州逃遁而归,刘锜有病回镇江,南宋尽失两淮之地。

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军,直指采石矶,又另分兵去争夺瓜洲。朝廷命成闵代锜、李显忠代权,锜、权皆奉召。义问命允文往芜湖监督显忠交接军权,并且犒赏采石驻军。丙子,允文至采石,王权已离去而显忠尚未到,可四周敌骑充斥。我师三五零星、散乱,解开马鞍、束起衣甲坐在道旁,毫无斗志,那都是王权所率之败兵也。允文明白,如果坐等显忠来到,则耽误国家大事,于是立即招集诸将,勉励他们以忠义为本,说:“朝廷发下之金帛与诰命都在我这儿,只等待有功之人分享。”众将士曰:“如今既然有主其事的人领兵,请让我们为国作一殊死战。”也有人说:“公只是受命犒师而已,不奉命督战,他日有人以此事破坏您,公能任意辞其咎吗?”允文喝叱之曰:“此等危及社稷存亡之大事,吾能视而不见,安心避开吗?”

于是一行人来到江滨,见当时敌兵实际有四十万,而马匹更是倍数之,宋军才一万八千。允文乃命诸将列大阵待敌,分战船为五队,其中二伍并行于东西岸,其一驻扎于中流,藏精兵于船中待战,另二队藏匿于小港,以备战况不测时,机动支援。部署、分派刚完毕,敌阵已大呼开战,完颜亮手操小红旗,指挥数百艘战舰渡江而来,瞬息之间,抵达南岸的就有七十艘,直逼宋军而来,宋军一看这种阵仗,有点胆却。

允文進入阵中,抚着时俊之背说:“你的胆略,名闻四方,出阵后再退却,那就是小儿、小女的歪种啦。”时俊听了,立即挥舞双刀奔出,于是将士皆作殊死战。驻扎中流之官军,也以海鳅船冲杀敌舰,金船都是阔底平舟、异常沉重,于是,敌军半数死而只剩半数迎战,即至日暮仍未退。

以寡击众 采石大捷

正巧,此时有别处战败的宋朝溃军自光州来归队,允文立即授以旗鼓,从山后转出迎战,敌人怀疑宋军援兵已至,方始遁去。允文利用时机,又命强劲的弓箭手,尾随金兵追击、射矢,于是大败之,僵死敌尸凡四千余具,杀万户(金国官名)二人,俘掳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余人。敌兵不死于江上者,可那狠心的金主完颜亮,却全数敲杀于面前,是因迁怒于他们不肯出江迎战也。

于是采石之战,宋军以寡击众,捷报传闻上下,允文犒赏将士时告诉说:“敌人今日溃败,明日必定又来。”夜半,他分别部署了诸将,把战船缒往上流,另外派遣兵卒,截断杨林口。丁丑日,金兵果至,因而上下游夹击之,双方再次大战,焚烧其舟三百,金兵方始遁去,再次以捷报传闻。亮只好退居瓜洲。允文返还建康,即上疏奏言:“敌人今战败于采石,打算以瓜洲为根据地。如今我朝精兵聚集于京口,持续重视、等待之,即可一战而胜。”乙未年,金主完颜亮被其属下所杀。

金主亮 死于非命

起初,金主完颜亮在瓜洲,听说李宝由海道進入胶西,成闵诸军方顺流而下驻扎,主亮愈发怒。返还扬州,召集诸将,约好三日后渡江,否则尽数杀戮之。诸将聚在一起谋划说:“進攻,则有淹杀之祸,退却,则有被自己主子敲杀之忧,奈何?”有万戴者曰:“杀掉郎主,与南宋和议、通好、能回归故乡,则是生路一条啊。”众人皆曰:“诺。有道理!”主亮身边训练有贴身侍卫,称紫茸细军,绝不临阵打仗,而是恒常养以自卫,众人都为此事发愁,引以为患。有叫萧遮巴的人,欺骗细军说:“淮东子女、玉帛通通聚集于海陵。”而且极力唆使这些人前往,细军去后,而完颜亮接着就死于非命。

丙申年,敌人退后屯兵三十里外,遣使来宋议和。己亥奏闻此事。召允文入朝对谈,上不仅慰藉、嘉许并赞叹,告诉陈俊卿说:“虞允文公忠体国的表现,出于天性,实在是朕之裴度(唐初名相)也。”下诏免除随从人员,前往两淮布置军事措施。允文至镇江,上奏收复两淮的三个政策,可却被搁置,匿而不报。

第二年年正月,皇上至建康,允文充川陕宣谕使。辞行前進言:“金完颜亮既然被诛,新主刚刚即位,彼国内外紊乱,天象变化显示,是我朝该恢复国土了。继续议和,则海内士气沮丧,主动出战则海内气伸。”上认为所言甚是。允文至蜀,与大将吴璘商议,如何经略中原,让璘進取凤翔,收复巩州。金国也积极整治兵备,争取陕西刚收复的州郡,四川士卒本欲放弃之,允文坚持不可。

主战 前后上表凡十五疏

孝宗受高宗之禅位而登基,朝臣有主战、主和两派者。允文再上疏,大略说明:“恢复国土,首要之务,莫先于陕西地区,陕西五路新收复之州县,又关系到社稷之存亡,一旦放弃不顾,则敌方窥伺蜀地之路愈多,其中之利害关系至为重要。”前后上表凡十五疏,于是上决定召允文详问陕西事况,可手掌大权的执政官僚们,忌惮他来,想个办法,以显谟阁直学士知夔州,把他支开去。

后允文揣度,上虽有收复故土的企图,可缺乏主见,又听信谗言,把海、泗、唐、邓四州割让金国,于是乞求退休、致仕。因此孝宗下诏,以显谟阁学士知平江府。

干道三年二月,又召至朝阙,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五年八月,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允文经常推荐知名人士为官,如洪适、汪应辰等即是。及至为相,将朝中人才分为三等,一有所表现或有所见闻,即详细记录,号称《材馆录》。凡是他所举荐的,皇上皆收用,如胡铨、周必大、王十朋、赵汝愚、晁公武、李焘等人,其忠心为国之举,尤为彰显。皇上认识到兵员冗杂,财物匮乏,为之忧心。允文与陈俊卿商议,革除三衙中多余的杂役,淘汰庸冗老籍的官员,从此三军无怨言。

不卑不亢 解除危机

适逢节庆,金派特使乌林答天锡入见,他是金主之婿也,态度甚为倨傲,硬是要请皇上屈驾慰问金主之生活起居,皇上不肯,天锡却长跪不起,近身侍臣惊慌错愕。允文请大驾返还禁宫,且告谕金使说:“皇上大驾既然回銮,一时半刻是很难再临御殿,你可再派人来,并且随班上寿。”金使听了,羞惭而退。

上以为仆射之名不正,改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枢密使,梁克家为右丞相。允文曾荐举克家替代自己,可上不许。当月,允文以有病恳乞解除机要参政职务,又再推荐克家,品德兼重有宰相之器,至此,两人方始同登相位。

四月,御史萧之敏弹劾允文,允文上章辞职待罪。适巧太上(即禅位之高宗)经过德寿宫听闻此事,太上说:“允文建立采石之功时,之敏当时在何方?别听他胡说八道。”于是皇上为此罢黜之敏。允文却说之敏端行、方正,请召归以广开言路。皇上认为他言行宽厚,命令曾怀将此事写上《时政记》。

后允文发觉,身居相位受到多方箝制,无法一展所长,于是奋力求去,皇上只好授他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進封雍国公。九年至蜀治理。淳熙元年薨。后四年,皇上莅临蜀区的白石一地,举行大阅兵,见军容整肃,且都是年少壮丁,于是告诉身边的辅臣说:“虞允文,履行了与我约定的淘汰砂砾的效果啦。”不久,下诏赠太傅,赐谥忠肃。

出将入相二十年 孜孜忠勤无二志

允文身姿雄伟,长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语、行动有原则与法度,常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为国而担负着任重道远之责的人才。早年以文学造诣跻身为台阁大臣,晚年为了共体时艰,出入将相垂二十年,一生孜孜忠勤无二志。曾注解《唐书》、《五代史》,藏于家。有诗文十卷,《经筵春秋讲义》三卷,《奏议》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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