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鹤岗市劳动教养所关押期间，劳教所对我们法轮功学员进行严管并办洗脑班，强制洗脑让我们放弃修炼，结果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三大队杨队长、齐队长在8月29日安排劳教人员梁照明（大排长）、宫明学（副排长）、张福燕（副排长）毒打我们不向邪恶妥协的大法弟子（不妥协的大法弟子有赵丰慧、扬勇英、赵喜增、周殿杰等），邪恶之徒把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按在地上，胳膊、腿分别抻开、按住、用木方打，每隔十几分钟打一次，并用拳头和膝盖打我们的胸部和后背，从早晨8：00打到中午11：00.吃午饭时，我已被打的眼前发黑，什么也看不到了，呼吸非常困难，全身疼痛，无法行走。是同修把我架到楼下食堂，我当时已无法进食。被强制在操场劳动的同修得知后，报告给正路过劳动工地的顾所长，顾所长听后却说：“你知道他们现在在挨打，你为什么还不转化？”由此可见，这次迫害是由所里事先安排好的。在毒打我们时，打手已明确说：“是上面安排的。”下午送我到医务室，测血压为45和75.第二天开始便血，持续了11天，天天处于昏迷状态，全身无力，在这种高压下，我身体承受不住，被迫向他们妥协了。
在2000年11月9日，我被调到二大队，每天除劳动外，我就利用业佘时间坚持背经文，状态从此一天天好起来。经过三个月的学法，使我清醒地认识到了向邪恶妥协是不对的。元旦前，劳教所找来电台记者采访我，让我配合它们污蔑大法，被我拒绝。我于春节前2001年1月19日，向劳教所宣布继续修炼。邪恶便对我进行了新一轮的迫害。大队长郝明，把我叫到队长室，威胁我，我没有屈服，他使用皮带抽我头部，又一手掐住我喉咙，用拳头打我的头部。我用目光正视恶人，他打了一会便停下，气的说：“你回去，炼去吧。”我用正念闯过了这一关。当我回到监室，功友（赵喜增）看到我脸部有伤，就问我是谁打的，我把队长打我的事告诉了他，他把此事报告给所长，所长对此事没有做任何处理。
在2001年3月19日，我与功友（赵喜增、赵丰慧）又被转回严管三大队，三大队重新办洗脑班对我们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迫害。一天中午，中队长张学忠把我叫到管教室以动作慢为由，用拳头打我头，用皮鞋踢我腿，并威胁我说：“信不信，我能摔死你。”这时，我坦然地正视他说：“也许你能打死我，但我不怕。”这时，他缓和一些，找我谈话，说此事就此拉倒，我对他说：“我要把发生在我身上的警察违法案件向上级举报。”此时，他看我的态度坚决，便去叫排长张福燕用暴力对我进一步迫害，被它们毒打得无法忍受时，我想死也不能向邪恶妥协，便使劲撞向暖气，当时鲜血从头上喷出，被中队长抱住，它们才慌张地停止毒打我。
可是五天之后，杨副大队长指使四个劳教人员，其中有张福燕、张忠平等对我进行毒打，把我拽进三寝室，两个人拽我胳膊，一个人拽我头发踢我前胸，身后一个人用胳膊震我后背，被值班的曹管教，孙管教发现后制止。
2001年6月，张连江副大队长，让我在加期书上签字，进行非法加期迫害。后来，我认识到不应该配合邪恶迫害，就开始晚上炼功。张连江副大队长和王管教指使劳教人员张福燕殴打我。后来，我把此事报告给来所里检查工作的司法局劳教科江科长，但此事并未得到任何处理。等检查人员走后，张连江副大队长便威胁我说：“如果再继续炼功，我不能保证会有更严重的事件在你身上再次发生。如果你不炼功，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人再打你。”当时，我看清了他那邪恶的嘴脸，便义正严辞的回答：“炼功是我的自由，是宪法赋于我的权利。你没有权利阻止我；而且，你身为国家的执法人员，指使劳教人员打人，执法犯法，我会把劳教所对我的恶劣行为向省领导举报，发生一次，举报一次。你也不要忘了，你今天对我所说的话，到时，你不要不敢承认。”他听后，再与我说话时，口气便不强硬了。但邪恶又使用了新的花招，派了四个彪形大汉看着我，不让我炼功，使我又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2001年7月2日，他们把我们三人转到了绥化劳教所继续进行洗脑。
以上就是我在鹤岗市劳教所期间所遭受迫害的经过。2001年9月25日，我从绥化劳教所堂堂正正走回家，可是，邪恶并没有放过我，第二天，兴山区610以找我谈话为由，伙同兴山分局再次以不写保证书为由非法拘留了我。拘留期间，我炼功、发正念、绝食抗议、不配合邪恶，10月5日，我被释放，又溶入到正法洪流中来。
转载自明慧网 200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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