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叫张慧茹，今年六十五岁，原是佳木斯华联商厦退休职工。我于一九九七年有幸得法，谨遵师尊的教诲走过了几年和平环境下的心性与道德水准快速提升，身心状况明显改善的个人修炼时期。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风云突变，人中败类江泽民、罗干一伙与中共邪党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疯狂打压，大法弟子本着善心向不明真相的人们证实大法、讲清真相，反迫害、救众生。其间，我曾八次遭恶人绑架，五次被非法关押。我想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迫害讲给世人，希望能唤醒世人的良知与善念，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抓住宝贵机缘，退党自救。
面对诋毁大法和师尊的漫天欺世大谎和邪恶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作为在大法中深深受益的我出于做人的良知，本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一定要为大法和师尊说句公道话。二零零零年二月十一日，我独自一人突破了重重封锁终于来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这时一个山东的驻京便衣警察走过来套话，他谎称自己是来自哈尔滨的法轮功学员并问我是否也炼法轮功，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已深深根植于我的心中，所以我不假思索的就回答了他。没想到不一会儿就开过来一辆警车将我连推带搡的抓上车后送到了天安门广场旁的前门派出所。后来我才听说警察和雇佣人员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在北京特别是在天安门广场只要能抓到法轮功学员，每抓一名就能获得五十元人民币的奖赏。（据悉，二零零一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一百七十万到二百五十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六亿二千万到九亿一千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六一零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后来前门派出所警察又打出租车将我送到佳木斯驻京办。本来出租车费前门派出所是会如数给这个警察报销的，结果他又额外勒索了我五十元的所谓车费。
到了佳木斯驻京办，我被那里的一男一女二人搜身，身上带的一，二百多元钱被他们搜走。我在那里被非法关押四天后，佳木斯长安派出所的警察阎某（具体名字不详、此人高个儿、略黑，现已退休）和我所在单位——佳木斯华联商厦的保卫干事贾喜源来京接我，临行前佳木斯驻京办的人将从我身上搜走的钱只返回了一百六十元钱交给贾喜源保管。回到佳木斯后老阎和贾喜源将我直接带到佳木斯长安派出所，保卫干事贾喜源要将一百六十元钱归还给我，却遭到派出所警察阎某的制止。等到派出所其他人都下班了，他们到里屋密谋了一番后，就将这笔钱私分了。后来我丈夫去派出所索要这笔钱时，他们却谎称钱都顶账了。不仅如此，警察阎某又到我单位勒索了三千五百二十二元钱作为其接我往返的费用。后来这笔钱单位都从我的退休工资中扣出。此行我被勒索了共计四千六百多元。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所有反映法轮功学员呼声的途径都被江泽民和中共强制封闭堵死的情况下，我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以反映来自心底的呼声。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很快就被那里的便衣给盯上了，于是我们急速的抽出条幅，同时呼喊出发自肺腑的声音：“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还没等我们将条幅抻直，就冲上来一群恶人，发疯般对我们拳打脚踢，随后将我们抓到车上。这伙人并不肯善罢甘休，几次将我推倒在车上，我痛苦的蜷缩在车上坐不起来。我们被拉到了天安门广场旁的前门派出所。因拒报姓名、住址，法轮功学员们被一车一车的分批送到了海淀区派出所。到了那里，我们被犯人看着，晚上只能睡在椅子上，经过多次非法提审后，见我们还是拒绝回答一切涉及个人信息的提问，就给我们编了号送到了海淀区看守所。后来我被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秦仲利带回佳木斯。临上火车之前，秦仲利以要去给我买路上吃的食品为名向我索要了五十元钱，最后这钱不了了之的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一下车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人就匆匆的给我办了拘留手续。我在佳木斯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四天后才被释放。出来后我才得知，其间我的家人交给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崔荣利一千元的所谓罚款，又被他个人勒索三千元。秦仲利还到我单位勒索了一千五百五十元，这笔钱单位又都从我的退休工资中陆续扣出。
二零零二年春天，为了让世人免于被欺世的谎言所毒害，我来到佳木斯郊区万发屯发真相资料，被一不明真相的人家举报，他们将我弄到附近的一家小卖店。我想既然来了遇到的人就都是有缘人，于是我告诉他们大法如何教人做好人，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为了救人啊。小卖店里有一些人渐渐的听明白了真相，他们说：“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也挺不容易的，赶紧回家去吧！”于是他们就把我给放了。走出去没多远，我见到有真相传单在前面的地上，就赶紧捡起来放在旁边一户人家的门上。结果这一幕又被绑架我的那家人看见了，他们从后面一边跑一边大吵大嚷的高声喊着：“放你走，你还做！”两个年轻人追上来后一人一边恶狠狠的拽着我的胳膊就是不撒手，他妈妈也在一旁帮腔：“举报她（警察能）给我们钱！”说着从兜里掏出十元钱让他们打出租车把我送到了佳木斯桥南派出所。面对桥南派出所所长的非法审问，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们就又将我绑架到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之后我被送到佳木斯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了九天后被释放，此次我家人被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崔荣利勒索了二千元的所谓罚款。
二零零二年五月，因不堪邪恶的频繁骚扰，我准备到一大法弟子租住处去住些天。刚到那儿住了两宿，没想到第三天凌晨四、五点钟佳木斯中山派出所的恶警就破门而入。为了避免使大法书落到邪恶手里，我和一同修将各自装有大法书的拎兜顺着窗户扔到了楼下的住户家。我兜子里还有现金四百五十元钱和一些其它物品，后来被两个恶警发现捡回后，全部据为己有。一个开车的恶警一进屋就发现了地上放着的新旅行包，他立刻像土匪一样冲上去将里面的物品倒了一地，最后连一副眼镜都没有放过，全都归为己有。当恶警将我们绑架出大门时，看到路两旁站满了不知内情来看热闹的人，我就向他们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这时一个孙姓恶警冲上前来恶狠狠的打了我两个嘴巴子，就将我推上了车。
我们被绑架到佳木斯中山派出所后被单个隔离审问。他们把我误当成了某位外地同修，五个恶警轮番审问我，我的不配合就意味着他们想要达到更大的迫害目的将化为乌有，他们不死心，于是就想出了一个极为邪恶阴损的办法，一个姓邵的所长一只手拿着一本《转法轮》，另一只手拿着打火机。他一边两手摆弄着一边威胁我说：“看你还说不说，你要再不说，我马上就在你面前点火烧书！”这时我心里一惊，我想大法弟子是修善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众生得救，他要是在不理智的情况真的把大法书给烧了，他得造下多大的罪业呀，那将是永生永世都偿还不起的。于是情急之下，我来了个缓兵之计：“你先别烧，我会讲的。”于是我就给他讲起了关于善恶有报的真相，他把大法书放了下来。但过了一会儿，见仍未达到目的，他就又要烧大法书。我严肃的正告他们对大法不敬的人是会遭报应的，人做什么都将面临着善恶报应。
后来中山派出所的人又给我戴上很重的钢盔，用车将我拉到佳木斯看守所，让那里的人辨认一下我是否来过看守所，我被那里的人认出后他们又将我拉回派出所。当天傍晚恶警将我们几个人一同非法送进看守所。其间时任佳木斯东风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的陈永德和佳木斯公安局陈万友等恶徒曾连续多日非法审讯逼供被绑架的其他几名大法弟子。在佳木斯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后，陈万友又给我们戴上脚镣，从看守所将我们一同送入佳木斯劳教所。因体检不合格，我被佳木斯劳教所拒收才得以回家。当听说我体检不合格时，陈万友还在一旁不怀好意的说：“她有什么病？没有病！体检怎么能不合格哪？！”
二零零三年六月，我因贴真相资料被一骑摩托车的男子发现，他追上来后发现我手里还拎着兜子，就诱骗我说：“只要你把兜子扔了，我就放你走。”我想兜子里装的真相资料是用来救人的，怎么能拱手送给邪恶之徒呢，于是没有配合他，还向他讲起了大法真相，可惜这个人被邪恶毒害的太深了，最后他还是将我举报到了佳木斯永红公安分局。面对佳木斯永红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石秀文的非法审问，我拒不配合。于是他就威胁我说：“你不说也照样送你（劳教），×××（指某大法弟子）不说不也照样判（劳教）了吗！”于是他马上给永红公安分局局长打电话让他回来签劳教我的单子，局长虽然答应了却没有赶回来。于是石秀文又打电话通知让我丈夫来，还欺骗我丈夫说原本是要判我劳教的，是他从中做了工作才没弄成，所以他又以此为借口向我丈夫索要三千元钱的好处费。我丈夫告诉他这些年的迫害弄得家里实在没有钱了，他们僵持了半天，最后石秀文才将勒索的价码降到了一千元。
二零零五年八月，佳木斯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被邪恶迫害致死，为了让当地民众更好的了解这一事实真相从而得以救度，我们用各种方式揭露邪恶讲真相，给邪恶以极大的震慑，同时也令邪恶十分恼火。八月三十日晚，我正在佳木斯杏林湖公园发放有关真相资料时，遭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被佳木斯桥南派出所的恶警绑架到了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他们将我锁在了铁椅子上。次日清晨我正念走脱。几天后，当我给从外面回来敲门的小孙子开门时，在我家附近已蹲坑守候多时的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孙福利等邪恶之徒尾随我小孙子鱼贯而入。当时孩子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突如其来的巨大恐惧完全超出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一动不动的呆立在那儿半天都没缓过神来。这群恶警给孩子所造成的心理伤害的阴影至今仍挥之不去。孙福利等人对我进行非法抄家后，又将我绑架到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当天将我送到佳木斯看守所，我以绝食的方式抵制邪恶对我的迫害，九天后因出现病危症状，邪恶之徒才不得不放我回家。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九日，为了避免引起我的警觉，佳木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臭名昭著的邪恶之徒陈万友带着一伙恶人到我家轻轻的敲了几下门后，就蹑手蹑脚的往楼下走。我还误以为是热力公司的人来了，就打开门去看，结果这几个人赶紧乘机一拥而入，进门就开始抄家，将他们认为的与大法有关的一切物品全部抄走，随后又将我绑架到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他们给我戴上手铐锁在了铁椅子上。北方十一月的天气冰冷刺骨，我被冻的浑身瑟瑟发抖。后来他们要给我非法照相、按手印，我坚决不配合。两个气急败坏的男恶警一下子把我拽倒在地上，并扑过来用身体死死的压住我的双手。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恶警从外面走进来时一看我躺在地上，上前照着我的头部狠狠的踹了三脚，我疼得两眼直冒金星，顿时感到剧痛难忍。但作为“真、善、忍”造就的大法弟子，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丝怨恨，而是发自内心的为这些被邪党利用的生命感到可怜，我不想失去这个可以救度他们的机缘，于是我就向她讲起了大法的真相，可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她听后却用手捂住自己的耳朵嘴里不停的喊着：“不听！不听！不听！”她紧闭双眼还故意挑衅似的哼起了舞曲。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孙福利进来一看照相和按手印的事没能给我做成，也只好作罢。
当晚五点左右，他们将我非法送进佳木斯看守所。五天后，邪恶之徒陈万友又将我从看守所送到佳木斯劳教所继续迫害。到了佳木斯劳教所，一个姓郭的狱医例行公事的象征性的给我量了量血压，没说什么就把我给收下了。为了制止他们继续对大法弟子行恶，从而使这些生命也许还有希望能被救度，我就不停的给他们讲真相。谁知不一会儿，陈万友等人竟偷偷的溜走了。我无意中发现桌子上一个录音机里的磁带怎么还在转呢，剩下的两个人见我已有所觉察，就赶紧去把电闸拉了下来。原来他们是暗中在偷偷给我录音企图以此作为进一步迫害的借口呀。
到了劳教所的监室里面，我觉的那里的场很邪，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不停的用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诋毁大法的内容给大法弟子洗脑。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压力令人感到窒息。于是我就用绝食的方式抵制邪恶以任何形式迫害我，劳教所恶警刘亚东就派两个刑事犯人包夹我，其中一个叫孙玉凤的犯人特别邪恶，她的衣服内侧专门缝了一个口袋，口袋里面装着两把特制的专门给法轮功学员灌食用的勺子。每天我被灌食两次，灌食时嘴角被撕裂，六颗牙齿被撬松动，胃被灌出血。有时为了加大我的痛苦程度，他们就上来四、五个人摁着我，故意给我灌得很慢很慢，以此来折磨我。恶警刘亚东还故作好心的样子恬不知耻的告诉我：“郭大夫（指狱医）说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不知他们给我灌食时在里面加了什么东西，每次灌完食我很快就会出现腹泻的症状。这样折腾了几天后，他们又来给我打吊瓶，由于我不配合，他们就派来四个人，其中两个人摁住我的胳膊，另外两个人压住我的腿。每次他们都是打着怕我出现生命危险为我好的幌子来折磨我，有时还对他们认为对我看管不严的犯人以加期胁迫，致使那些刑事犯人更加卖力的参与迫害。
半个月后，他们见我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因害怕承担责任，只得将我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回家，离开劳教所时我被迫害得无法行走，是我儿子把我从那里背回来的。
当我回到家后，在中共邪党的强压下，邪恶之徒并没有停止对我的迫害，他们又在我身边安插了很多人对我进行强管、监视和跟踪来迫害我，给我和家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压力。仅两天的时间，我的头发就白了许多。
佳木斯看守所十几平方米的牢房，却挤了三十多人。晚间睡觉拥挤不堪，一个人搂着另一个人的脚一颠一倒的侧卧还是睡不下。每天吃的是半生不熟的用饲料做的玉米面窝窝头和没有任何油水的黑糊糊的菜汤，许多人的身上都长了疥。当我在佳木斯看守所和佳木斯劳教所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时，那里的管教就指使刑事犯人将我呈“大”字型铐在地板上，我一动都不能动，大小便时都不给解开镣铐。当强行给我灌食时，他们用粗粗的胶皮管子从口腔插进去，灌的是又凉又咸的玉米面稀汤，有时其中还掺杂了一些不明药物。我常常被灌得连呕带吐，痛苦极了。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真是残忍至极。所以每次从邪恶的魔窟中闯出来时，我的身体都被折磨得极度虚弱，要好长时间才能通过学法炼功渐渐恢复。
这场迫害给我和家人在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是更加隐蔽而深远的。但通过我自己亲身经历所揭露出来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惨绝人寰的迫害，相对而言还仅仅是冰山一角。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人在炼法轮功，即使在中共的强权暴力威胁下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世人啊，真心希望你们通过我的经历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并做出理性的思考和明智的选择。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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