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党文化】之二：系统的思想改造(下)

【圆明网】

4、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

6） 科学家信神并不妨碍其作出科研成就

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问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什么美国科学这么发达，还有那么多人信仰宗教？这是中共党魁本身的愚昧无知的典型代表。其实，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该问一问中共，中共动用政府力量竭力灌输现代科学、宣传所谓“科学无神论”几十年，为什么堂堂13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海外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反而恰恰都没有经历过中共的灌输？其实这正是因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科技，其实质是为了压制信仰，钳制思想自由，而科学创造所需要的正是自由的思想环境。中共的灌输方式，却极力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在民众头脑中形成一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以为对神的信仰必定导致“愚昧”、导致“反科学”，把宗教信徒都描绘为一群没有多少文化而寻求心灵安慰的受骗者。

事实上，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看到，科学发展鼎盛时期的伟大科学家，包括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等均称自己绝对信仰造物主神，认为这个世界——神的杰作是有矩可循的，正待科学家们去发现证实。科学研究和个人对神的信仰根本就不是如共产党所宣扬的水火不容的关系。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大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比如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开普勒、近代化学的开创者波义耳、电解原理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报的发明者莫尔斯、热功当量的发现者之一焦耳、电磁理论的集大成者麦克斯韦、被誉为原子理论之父的道尔顿、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青霉素的发明者弗来明、微生物学的创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典物理学巨匠牛顿。牛顿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中共无法掩盖这一举世公认的事实，于是在教科书中刻意把牛顿说成是晚年涉身宗教，并因此无所创造，误导人以为其早年众多的科学发现是在“无神论”的世界观指导下做出的，而晚年其宗教信仰阻碍了科学创造。然而事实是，牛顿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远早于其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对神的信仰终生未变。牛顿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了。他经常在笔记本或课本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祷告，至今仍有许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更经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福音；因此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花费。甚至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也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以至于后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在其所著的《牛顿传》中都说：“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1977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统计材料，自从1901年设立诺贝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286位科学家中，73%的获奖者是基督徒，19%是犹太教徒。著名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曾说“许多科学家确实既相信科学，也相信上帝--启示的上帝，而两者可以完美地一致”。现代航天科学之父冯．布劳恩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视作对费曼的注解：“宇宙的无边神奇只能证实我们关于造物主确定性的信仰。我发现理解一个不承认在宇宙后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学家和领会一个否认科学进步的神学家一样困难。”

7） 实证科学并不是探索宇宙规律的唯一方式

1994 年3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学家在二号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剑身上共有8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8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剑剑如此。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 1950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无独有偶，在考古人员清理秦皇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公斤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状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 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形状记忆合金”目前用途很广，连女人的胸罩都用上了，也就是“记形罩杯”，可是有谁想到过，上世纪80年代的科技文明，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在公元前200多年以前？

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假设上述神奇的铸造技术并没有留下实物而是记载在中国古籍之中的，并且我们是在上世纪初现代人类尚未发明类似技术的情况下发现这些古籍的记载的。按照中共党文化所谓“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观点，现代人都不可能实现的技术出现在古籍中，那一定是“迷信”或“艺术想像”。同时御用“反伪”、“打假”的打手们也一定会引经据典，论证其荒谬。

实际上，这正是中共长期灌输现代科学，致使人们而把现代实证科学奉为唯一真理的僵化思维表现。受这种这种思维影响的人，对现代科学尚未探索的领域、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一概排斥，甚至扣上“伪科学”、“迷信”的帽子而大打出手。

中国古代科技并没有走上西方实证科学的路，但能不能据此而将其视为荒谬呢？由前面的假设中我们不难想到，华夏祖先数千年来留下的文化遗产中那许许多多被视为 “迷信”的部分中，一定也有现代科学所不能认识的古代文明精粹。古代中医发现了经络、发明了针灸，如今现代科学已经采用测量皮肤电阻等方法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客观存在，中医的作用也已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人体经络、穴位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特征，只体现在活人身上，经络运行受人的精神作用的影响，而且几乎没有解剖结构特征。按照实证科学之路，采用西医的解剖方法，是根本无法发现的。特别是古人还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克发现了穴位开合与能量流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以此应用于临床治疗可获得显著的疗效，这更是以解剖为基础的西医难望其项背的。实际上中国古人是通过打坐修炼而体察到经络的运行的，明代李时珍在其所著《奇经八脉考》中就说“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中国古代科学讲究天人合一，是把人的物质身体、人的精神和整个宇宙视为有机的一体，直接进行整体研究的。

很显然，一旦需要把人类本身的精神活动也纳入研究对象的整体环境时，实证科学所要求的重复试验过程、分解还原等等手段都不再适用。从这一点来看，那些抡起实证科学的大棒子打击中国传统修炼文化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实际上恰恰是被党文化一叶障目，把现代科学宗教化、权威化，甚至政治化了。

8） 实证科学的局限

由于现代科学已经渗透人类生活相关的几乎所有领域，这使得中共很容易就采用僵化的思维方式来灌输现代科学，以至于许多人不自觉地把现代科学等同于真理，而“不科学”的也就成了谬误的代名词。实际上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学问”的意思，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广义上讲，科学是探索和不断接近宇宙规律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现代科学是以形式逻辑和实证方法为基础的认识和探索物质世界规律的一套方法及其知识体系，在这里我们称之为实证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证科学并不等同于终极真理，它应当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事实的检验，并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和事物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我们也不能保证现代实证科学的探索方法就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唯一方法。

现代科学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逐渐给人类带来许多头疼的难题。一批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科学的局限了。来自西方的实证科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物质与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观把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与物分割开来。其后果就是不能实证精神活动的本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与物质的一体。

这样一来，精神活动游离于现代实证科学的视野之外，道德更是没有物质基础的纯粹说教，人和自然也不再是完整的一体，其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由人主导的科学发展却有着很大的盲目性。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由此引发的工业革命带来大规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时代，谁也没想到200年后的人类会因此陷入温室气体带来的窘境；杜邦引以为傲的发明——氟利昂，作为当时最理想的制冷剂，给人类带来无数便利，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由于它对臭氧层的破坏而几乎成为毁灭人类的杀手；可卡因是临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药，因为发现了它，才有更多的生命从无影灯下被拯救。然而今天，可卡因的吸食者以千万计算，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可卡因毁灭的生命比它拯救的还要多；爱因斯坦发现质能方程（E=MC^2）的时候，绝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核威胁”成为人类头上挥之不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对人类是福还是祸，不能由科学本身来解决，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在这一点上他想不出，除了传统宗教之外，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媲美。他说“如果我们从先知者们所建立的犹太教和耶稣基督所教导出来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后来附加上去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传教士所附会上去的那些东西统统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够医治人类社会一切弊病的教义。”在此，爱因斯坦已经认识到了现代科学由于将精神和物质分离而带来的局限。

尽管普通民众，特别是许多受中共党文化灌输而相信现代科学无所不能的大众，尚不能认识现代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危机，许多清醒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了。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一封有1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签名的信送到了大会，引起反响。信中说道：“人类与自然已经处于强烈冲突之中。人类活动导致了环境和关键资源的严重破坏，而这种破坏经常是不可再恢复。如若不进行检讨，我们的许多活动将把我们所希望的人类社会和动植物王国的将来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而且可能把这个生命世界变成不能维持任何我们所知道的生命方式的世界。为了避免将要到来的冲突，本质上改变(人类活动)已迫在眉睫。”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指责现代科学。在这里指出现代科学的局限，是为了澄清党文化造成的误区，揭示中共灌输现代科学的真实目的——压制信仰、灌输无神论，最终达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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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文化是从天地、神明和人的关系而确立的自上而下的价值体系，敬畏神明、相信天命和善恶报应、讲求顺应天道、返本归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共高举“崇尚科学”、“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旗，把这些的核心价值一概贬为“封建糟粕”，同时通过灌输未经证实的进化论和灌输片面化、宗教化的现代实证科学为手段，以残酷的政治斗争为暴力依托，而达到其推行无神论和斗争哲学的目的。虽然今天的中共出于装点门面也不得不表现出推崇传统文化的样子，但因为其无神论的基础已在中国确立，对神的信仰几乎已成为人人皆可嘲笑的“愚昧迷信”，无论其装修多少庙宇、建立多少“孔子学院”、提出多少诸如“八荣八耻”、“构建和谐社会”之类动听的口号，中华文化的神韵早已被中共抹杀。这种失去了内核价值的文化形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共借暴力之威强行用 “无神论”改造人们的思想，敬天敬神、道法自然的传统文化几乎被中共连根拔起，以至于今天的社会秩序仅仅是靠着老年人遗留下来的一点传统道德观念维持着，而缺乏信仰的道德与文化显得如此苍白和弱不禁风，随时会被横流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纵欲主义所彻底湮灭。当华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当善恶有报的信仰被贬得一钱不值的时候，人们不再探寻生命的价值，也无须追求人格的完善，人们心中没有任何顾忌，所剩下的只是“活在当下”的“潇洒”、感官的满足和对欲望的无度追求。中共思想改造的结果，使中国人的心灵没有了归宿，使中华民族丧失了立命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