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第二节 文过饰非推卸责任
中共违背天意的种种倒行逆施，注定要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激起天怨人怒，使其形象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以维护和修补其“光伟正”的形象，中共惯用的一个伎俩就是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掩盖真象，与自吹自擂一样，这也是他们编造谎言美化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说，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 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记录。
那么，饿死3000多万人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历史学家经过对当时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后发现：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惨祸，纯粹是因为毛泽东好大喜功，欲与苏联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霸主之位，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1958年发动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经济政治运动，将中国折腾得民穷财尽，罔顾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继续支持“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因而导致中国饿死那么多人。一句话，饿死3000多万人完全是中共的“人祸”所致。
具体来看，第一，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农村的青壮劳力全部被抽去“大炼钢铁”，农田不得不大量抛荒，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1959年粮产量下降17.6％，从前一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为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 1958年的水平。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份与旱灾有关，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
第二，中共政府缺乏政治责任感，根本未采取任何措施救灾，一味粉饰太平。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荒唐之处就在于，中共认为自己的制度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根本不可能有灾荒发生，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会。而毛泽东历来好大喜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以言入罪，政府中已经少有正直之士，尽是阿谀奉承之徒。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已经进入饥馑状态，而中共党与国家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等少数几个直言者放胆说了一点社会真相，立刻遭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谁还敢再去摸毛的逆鳞？
三是有限的粮食资源被用于圆毛泽东与苏联争霸之梦。史达林去世后，毛泽东认为争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时机已到，最终与苏联翻脸相向。毛泽东的霸主梦需要实力支撑，而中国的国力实有不逮，但毛的办法很简单，压缩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一切为实现霸主梦让道。首先，以毛为首的中共罔顾当时中国饿殍遍地的悲惨状况，将有限的粮食储备用于换取美元与黄金，以制造原子弹。1959年 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黄金和美元，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24％。出口耗去了粮食储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途。其次，毛为摆脱与苏联闹翻后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用物质援助收买一些小国家为其捧场。从1958至1962年，中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政府对外援助却高达23亿6000万元以上，这些钱都是中国人民勒紧裤带甚至饿死不少人才节省出来的。
编造谎话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掩盖真相，是中共对待自己所犯错误和罪行的一贯态度，面对这次因为政策失误造成的大饥荒，中共再一次故伎重演。如果你去细心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法，就会清楚的看到他们是如何一步步精心编造谎话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掩盖真相的。
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开脱。经过几个月吹风，中共宣传机构将此谎言逐步定格为“三年自然灾害”，将一场人祸硬给解释成“天灾”。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去两年来，中国大部份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国家罪错的污水桶，毛泽东与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
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在中共反复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渐成为一个俗成约定的历史名词。近几年偶而因海外媒体揭露，中国人虽然知道在这三年当中确有几千万人饿死，个别老人也还记得当时吃人肉的残酷情形，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这一看法：特大经济困难纯粹是因为自然灾害。
那么，1959－1961年中国到底有没有发生过特大自然灾害呢？
具体分析1959至1961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学者们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局部性旱灾。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 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据此，学者们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饿死人。可见，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中共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掩盖真相的谎言。
1978年部份清算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中共如此解释当年发生大饥荒的原因：“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一说法虽然开始涉及政策错误，但关于自然灾害和苏联毁约的部份则依旧是嫁祸之辞。因为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苏联之所以毁约，是因为对毛泽东一心一意图谋成为共产主义世界霸主的野心有所警惕。 1957年秋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大跃进，原因是毛以为通过“大跃进”可以使中国拥有强大国力。必须提醒注意的是：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当时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国至少可以少饿死上千万人。
事隔四十多年，重新回过头来审视当年的那场大饥荒，人们更加清楚的看出，这场由中共领袖与政府一意孤行制造的亘古罕见之灾难，完全是中共领袖与政府一手制造的巨大国家罪错，但中共政府从来未对此表示任何忏悔，甚至一直刻意掩盖真相。从这点来说，中共政府的统治甚至不如封建王朝的仁政。
中国历代王朝一直有一套完整的救灾制度，从灾情呈报、调查、评价到救灾措施都有具体规定。以晚近的清朝为例，朝廷规定，每有灾情，地方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3个月革职查办；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种子、购粮平市、以工代赈等。灾情严重之时，皇帝还要下罪己诏以纾解民意。但自视比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历史名君还要伟大贤明的毛泽东，却狂妄地干脆废除救灾制度，灾情发生后一意封堵民冤民意，下级官员为投其所好，也不再呈报任何灾情，既无灾情调查，更遑论救灾措施，结果导致了一场亘古未见的灾难。
对这场灾难，毛泽东从来没有下过“罪己诏”，中共政府同样讳莫如深。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三年自然灾害”这一上世纪最大的谎言就这样留存在中共官方史书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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