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中共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的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对此做了准确而生动的表述。
在所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三者之中，中共最看重和乐此不疲的当然还是与人斗。要与人斗，就要有对手，撇开所谓外国帝国主义不谈，在国内，夺得政权前，中共的头号敌人是国民党；夺得政权后，他们的对手则包括了形形色色被他们视为异己的人和社会群体，其中既有中共内部的所谓“反党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党外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但不管是谁，中共的斗争策略一概都是用谎言将他们抹黑，从而煽起民众的仇恨，骗得群众的支持，最终将这些“敌人”斗倒斗垮打翻在地。
第一节 编造“万恶的旧社会”
中共的政权是当年费尽心机从国民党手里夺来的，1949年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仍然是中共政权的主要威胁。所以夺取政权前后，为了煽动对国民党的仇恨，骗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证明其夺权行为的合法性，防止国民党卷土重来，中共千方百计的丑化抹黑国民党。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的说法便是中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编造出来的。按照这个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陆和台湾灾难深重，一片黑暗，劳动人民头上始终压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受尽剥削和压迫，给地主资本家当牛做马，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终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着。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中国人，都没有在中华民国生活过，在中共几十年如一日的反复灌输下，几乎人人都以为“解放前的中国”真的就像他们从小到大在中共的各种宣传品中所看到的那样，因而长期以来，几乎人人都无比痛恨“万恶的旧社会”，人人都以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文革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真象被披露出来，许多人都已渐渐的意识到，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完全是中共出于自己的政治私利编造出来的谎言。
无需讳言，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像任何国家和朝代一样，也有自己的阴暗面，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如在专制独裁方面，一度还相当严重，但这些阴暗面远非像中共所夸张的那样，已经到了“暗无天日”的程度。除此之外，另有不少所谓“旧中国的黑暗和罪恶”，则完全是中共凭空捏造出来的。不但如此，更可鄙的是，无论是在当年的大陆，还是在后来的台湾，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都曾取得过许多值得称道的进步和成绩，而这一切在“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的谎言里，全都被中共一笔抹杀了，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样。
一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传，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着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向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了农民的血汗，是所谓“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这种残酷剥削和压迫，是所谓“万恶的旧社会”最显著的罪恶之一。
从小到大，像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笔者从未怀疑过这种宣传的真实性，直到撰写本文前不久方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个我们信以为真几十年的“真理”，却是一个骗了几代中国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谎言！
1949年之后出生的大陆人，谁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见识过他们的横行霸道，他们的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以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坏，即使今天，相信这一点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阶级”，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中共当年为大陆民众提供的“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也是长时期来我们心目中“地主阶级”的化身和象征。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假典型。
限于篇幅，笔者只想在这里谈谈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刘文彩——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所谓反派明星。
１９６５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１１４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不久，部份�s的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以此题材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记录片《收租院》，该片大获成功，解说词也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此后，泥塑《收租院》漂洋过海，到日本、加拿大等多国展出。“恶霸地主刘文彩”从此被迫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他几乎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的总典型。当年，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５０００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时至今日，一提起刘文彩，有人还会涌起满腔的仇恨。
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十恶不赦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但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读了此书我们方才如梦初醒，原来，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为了揭露所谓吃人的旧社会，从而衬托出生活在红旗下的幸福的新中国，中共不惜将死了近十年的刘文彩从坟墓里挖出来，暴尸荒郊野外。当年报纸上连篇累牍“铁证如山”的刘文彩的罪恶事实，电影一遍又一遍放映的刘家豪宅里的酷刑用具，如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模式集体创作出的虚构作品。同样揭露真像的作品还有香港凤凰台前一阵子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据此片披露，刘文彩不但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好人。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等等……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其中的“水牢”。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
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他既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
一位当年深受官方谎言蒙骗的网民在看过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后写了篇值得一荐的帖子，帖子的题目就叫“刘文彩爷爷是个好人!”，里面介绍了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的大量事实。
帖子说，“昨天偶尔收看到凤凰卫视正在热播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其中一集,在这集里主要是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看了以后,对刘问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令人难忘。
刘文彩一生乐善好施,热心于公益事业,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为了摆脱老百姓没有文化带来的无知,他修建文采中学,几乎耗尽所有家产.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爷爷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刘爷爷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语>。
学校建成后,刘爷爷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遗憾的是他当时应该说:同学们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建设新中国,这样的话,文革中他的子孙们也许要日子要好过些的。
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教训中刘爷爷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是老百姓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刘文彩关心贫困百姓疾苦,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临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爷爷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
他还慷慨解囊投巨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当地群众说起刘爷爷都是交口称赞!
为什么说对刘文彩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呢,在采访的对象中即有仍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更有大笆地区的政府官员。
最后我要说的,所谓收租院以及刘文彩残酷剥削劳动人民全是骗人的鬼话,是政治的需要!!!!!!!! ”（来源：http://bbs.phoenixtv.com/fhbbs/viewtopic.php?p=2394936）
如果说当年中共塑造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与真实的刘文彩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作为文学形象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背离生活真实凭空杜撰出来的虚假典型了。（请读者参阅“中共按在地主阶级头上的罪名纯属出于政治需要的捏造”）
二
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阶级”的形象完全是虚假的，那么真实的地主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当然，像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样，许多地主也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
从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来看，大体有以下三种： 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是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来看地主阶级当年在农村中的作用 。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份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
按照中共的宣传，49年之前的中国和其后的台湾，之所以是“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一个最为重要的证据就在于，那时的劳动人民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仅拿吃不饱来说，从文革前一直到文革中，为了让大陆人民牢记“旧社会”吃不饱的悲惨生活，中共经常要组织大家吃所谓的“忆苦饭”，但效果有时竟适得其反，一不留神，反倒暴露了所谓“旧社会”吃不饱的真象。《红朝谎言录》一书中有篇题为“‘忆苦饭——’连猪都不要吃’”的文章，便讲了这样一件趣事。
作者维迪在文章中回忆说，一九七O年，他在北方一所中学工作，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当年一月，被列入“臭知识份子”的他同一些教师一起，被发配到农村去劳动，强迫去做所谓的思想改造，每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和一些咸萝卜干，就是这样，还是每人定量吃食，不准吃饱，因此每餐只得到半餐而已。
这还不够，学校共党干部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远胜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让大家相信这一条，他们就经常搞“忆苦思甜”大会，让他们的亲信或者他们信得过的人，来回忆国民党统治下让人民过的生活，来表明共党领导下的生活才是甜蜜和幸福的。
那年三月某日，由生产大队的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作“忆苦思甜”报告，按照惯例，那农民如背诵公式一般地说了一些他以往的生活和今日的生活，作者仔细听了，觉得没有很多差别，唯一的差别是他以前是给村里的一名地主做工，四九年以后，他是给中国最大的地主－共产党打工。
报告完毕，按例是吃“忆苦饭”，每名教师分到一大碗，作者拿到手后，知道同以往的“忆苦饭”一样，是由麦皮和一些切碎的烂菜根搅在一起，放点盐，掺水烧制而成。端在手中如同一碗木屑在面前，吃到嘴里难以咀嚼。但由于认识到自己是“臭老九”，吃“忆苦饭”，是共产党干部在考验自己的阶级立场，再加上肚子很饿，于是张开大口，想法吞咽下去。
在作者附近是一名数学教师，他们俩人各捧一大碗，努力进食，神色黯然，相对无言。整个屋子里，鸦雀无声，每个“臭老九”都在争取把自己手中的这碗“饭”早点吞下了事。吃到一半时，那位作了忆苦报告的老农忽然走到作者的身边停了下来，对他碗里的东西看了又看。
“这样的东西，我们那时是不吃的！”他压低了嗓门说。
听了他的话，作者心里大吃一惊，他看了看他，那位老农是一副严肃的神色。作者再看看那个数学教师，他也听到了，正瞪着眼睛看著作者。
“这种东西，连猪都不要吃的！” 老农坚定地说着，然后立即走开了。
从那以后，作者明白了，以前设法吞下的一碗碗这种“忆苦思甜”饭， 原来是那位“苦大仇深”的老农在“旧社会”从来都不吃的东西，而且是连猪都不想吃的东西。
看完这个故事，再想想所谓“旧社会”“吃不饱”的说法，究竟有多大真实性，自然不难想知了。
当然，国民党时代的中国，吃不饱的人肯定是有的，不但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朝代都有，共产党时代的中国当然也有。那么，就以国民党时代的中国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相比，究竟哪个时代吃不饱的人更多呢？如果按照中共的说法，肯定是国民党时代了，所以那才叫“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但事实却恰好相反。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什么社会和时代，吃不饱的人一多，就会发生饥荒，饥荒一旦严重了，就会饿死人；反而言之，一个社会饿死的人越多，说明饥荒越严重，饥荒越严重，说明吃不饱的人越多。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国民党时代没有大规模饿死人的报导，零星的黄河决堤有个别的或者零星的，没有大的什么几十万的、几百万的、几千万的大饥荒，没有。但在所谓“解放后的新中国”，因为中共的决策失误，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却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共饿死了3000多万人。3000多万人是什么概念？中国在1949年前的两千年中，即使是把因自然灾害而饿死的人数都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共统治下的这三年饿死的人多，更不要说仅仅是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了。那么，如果要说吃不饱，当然不是国民党时代而是共产党时代吃不饱的人更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多，是要多得多！仅此而论，“新”“旧”两个时代两个社会，谁“恶”谁“黑”，岂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四
为了突出“旧社会”的邪恶和“旧中国”的黑暗以及“新社会”的美好和“新中国”的光明，中共一向热衷进行所谓“新旧对比”，但在明眼人看来，恰恰正是这种对比再有力不过的戳穿了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的谎言本质。
按照中共的宣传，在“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劳动人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但根据历史资料，中共建制后的近五十年里，大陆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8000多万，这个数字要比在此之前，将近一百年内各种各样的外敌入侵、内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更是国民党时代无法相比的。那么。到底是哪个时代劳动人民才真的是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呢？
中共多年来的宣传一直在讲，在他们执政以前，中国被国民党搞得一穷二白。但实际情况是，20年代、3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达百分之十几，当时在世界上确实是一枝独秀，而且那个时候还有战争，所以非常了不起。1946年，国民政府只用一年时间就还清了八年抗战的全部外债，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形势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国民党在中国执政了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历经了那么多的战乱和外侮，却没有大饥荒的报导，即使是饿死上万或几十万这样的统计都没有，所以说那个时代如果就那样建设下来的话，中国现在应该说是世界前三名。再者，民国初年时，中国的国民收入占到全球的27％，但是到了共产党执政2003年的时候，却只占4％了。“一穷二白”，能成立吗？
中共攻击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镇压人民，不错，他们是曾干过这样的事，甚至还开枪打死过抗议政府的爱国群众，但这样的暴行中共岂止是干过，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拿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年的镇压行为与中共的暴行相比，是典型的小巫见大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年开枪打死过的爱国群众至多一次也没超过百人，但中共在“六四”中却一次屠杀了上千人。中共为了镇压不但使用了国际上禁用的开花子弹，而且把坦克都开到了天安门广场。
中共说国民党专制独裁，不错，国民党是曾很专制独裁，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下，中国人民毕竟还保留了有限的人权和自由。中共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一向将对“旧社会”持批判态度的鲁迅捧为文坛泰斗，须知尊为文坛泰斗的鲁迅恰恰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时代产生的，同时也活跃于那个时代。国民党尽管压制鲁迅，甚至曾经一度通缉过他，但毕竟最后不了了之。在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下，鲁迅不但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即使是他那些针砭时弊被称为匕首和投枪的“反动文章”，也基本能够自由的发表。试想，如果鲁迅活到“解放后”，还能有这样的境遇吗？如果他针砭的不再是国民党时代的时弊，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社会的阴暗面，他还能一面过着优裕的生活，一面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文章吗？很多大陆知识份子都曾提出和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几十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五花八门，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最近披露的一则史料，却对中国思想界这个一直悬而未决的疑问给出了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介绍，1957年，毛泽东曾在上海召开过一个文化界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翻译家罗稷南曾斗胆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谁都没有料到，毛沉思片刻后回答说，以我的估计，他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听了毛的回答，罗稷南先生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读者诸公，不知你看了这则史料后有何感想？为什么“解放前”那样“黑暗”的“旧中国”竟还能向世界贡献出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而“解放后”的“新中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却至今仍未能培养出另一个鲁迅？再糊涂的人至此也该恍然大悟了吧！那么，由此来说，“旧中国”与“新中国”，谁邪恶？谁黑暗？事实难道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写到此，我真为鲁迅先生庆幸，若是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不是被害死，想必也得闷死！从这里再回到所谓“万恶的旧社会”、“黑暗的旧中国”，其真实性也就不难想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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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鲜明的“新旧对比”，还可以不断的对比下去。
对于有理智和良知的中国人而言，我相信，对比的越全面越深入你的疑惑也就越大——“万恶的旧社会”真的是“万恶”吗？“黑暗的旧中国”真的“黑暗”吗？
再深入一步，对比的越全面越深入你最终的结论也就越明确——“万恶的旧社会”也好，“黑暗的旧中国”也好，都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谎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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