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海外同修交流向北京讲真象的一些体会

【圆明网2005年1月7日】近一时期有很多海外同修做了大量向北京地区讲真象的工作。很多海外同修本来就承担着好几项海外的大法工作，还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慈悲挽救北京的世人。与此相比，很多在讲真象上一直不够积极甚至始终没有做过的北京学员真的应该对照反省自身的不足，至少应该做好身边讲真象的工作。

由于很多海外同修是用电子邮件或自动电话、传真的方式讲真象，很难了解北京世人的反应，有一些海外同修对如何向北京地区讲真象提出了一些问题。我想把我这些年在北京讲真象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们分享一下，我所讲到的都只是在北京地区看到的一种普遍现象，并不是一概而论，谨供海外同修参考，不必受此局限。也希望北京地区其他讲真象经验丰富的同修，在注意带动周围北京同修也都更努力的做好三件事的同时，能够加以补充，方便海外同修。

海外与大陆的环境非常不同，有些理念在海外是被世人普遍认可的，但是在大陆多年的压制下生活的人，特别是在邪恶势力的中心北京生活的人头脑中都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束缚，看问题所采用的角度和方式都比较负面。所以如果真象材料是立论文章，最好看一看文中证明这个道理的那些隐含的理是否是北京人能够直接接受的，很可能我们认为顺理成章的事还要再加一个铺垫，来阐述前一个理。

比如诉江，如果直接告诉北京人这件事，很多人都会马上把思想集中到我们能否做成上，用他们多年被镇压的经验得出法轮功根本做不成的结论，甚至觉得我们在做一件无意义的事。如果前面加上一些铺垫，使人们看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看到其它暴君的下场，看到江××被起诉后在世界上面临的尴尬局面……，北京人才能想到起诉本身的意义而不再看重结果，因为北京人普遍厌恶江××，讲到这一步时大家都会拍手称快。

有些海外同修担心真象材料中如果有提到时局或××党的内容北京人会不接受，认为我们参与政治。其实不必担心。我理解师父所讲的“不政治”，已经表明了大法中没有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因素。我们既不会参与政治，更不会因为怕参与政治而与所有与政治有关的事件绕着走。

师父说：“万古事　为法来”（《戏一台》）。当今的世界更是没有与正法毫不相干的事。虽然那些用来类比的事情当中可能也加入了变异的政治概念，但我们提到它们的时候关心的只是其中的道义因素，而不关心任何群体与政权的利益，我们讲出的是真善忍大法的制约力量在其中的体现，用来启发世人思考法轮功在中国的遭遇和国家、民族与每个人将来的结果。

北京人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比中国任何地方的人都关心时事。比如有的外地人到北京出差，听到北京人全在讨论抓捕萨达姆的事，外地人很惊讶的问北京人：“萨达姆被不被抓和你们北京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北京人就是比较关心这些事。虽然这会使北京人比外地人有更多的政治观念，但是至少他们还关心着自己身外所发生的事，这就可以作为我们讲真象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师父让我们讲真象时要顺着别人的执著讲，所以北京人的政治观念恰恰是我们讲真象的方便，前提是我们自己头脑清醒，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做事的基点在救度世人。想当初师父面对我们这些被现代科学造就的变异人讲法时并没有回避科学，而是利用了我们所执著的科学讲，最终还破除了我们的科学观念，但师父始终讲的是法而不是科学。同理，我们在救度众生中也可以利用世人所执著的政治给他们讲，但我们讲的是大法真象可不是政治。这种方式在北京讲真象效果非常好。

比如在伊拉克战争开始不久，中国大陆的媒体就流露出明显的倾向，对美军误伤平民的事大加渲染，却对被萨达姆残害多年的伊拉克人的情况提到的越来越少。我有时讲真象时会先说：“咱们国家的媒体想怎么报就怎么报，萨达姆秘密屠杀了多少异己啊。可中国的媒体一点不关心那么多人的死活，却要求美国的炸弹都得长上眼睛。”北京人会马上乐着同意，然后我会再说：“那是因为中国的那些当权者这么多年都和萨达姆一样滥杀无辜。他们当然不愿去揭自己同类的短。”然后讲一下文革中冤死的人，紧接着马上开始讲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象。北京人会自然的同情法轮功，痛斥暴君。

关于××党的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北京讲真象从来就没有回避过。北京是首都，北京人了解的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的内情最多，北京人受到××党的迫害和镇压也堪称世界之最。绝大多数北京人心中都压抑着对××党的满腹仇怨和一腔怒火，即便是那些利用××党发了财的大款都不例外，社会方方面面的人都在背地里痛斥××党，包括××党自己的干部和军队的干部。虽然也有个别人对××党会有认同，但这个比例比外地人小得多。

几年来我在讲真象时经常会说：“它把地主都镇压了它就是最大的地主，它把资本家都公私合营了它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什么叫把土地和钱都交给国家由人民做主？谁是国家？谁代表人民？”北京人会说：“说的对！”我也会那样说：“资本主义社会总统要自由竞争，干不好下台。封建社会虽然是一个人说了算，但至少当皇帝的还要想着把国家移交给自己的儿子，人民都是自己的臣子，总不能太挥霍，何况也不乏明君。××党不但任人唯亲，还都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就省贪了！”北京人都说：“就是那么回事！”我有时会用第三者的身份这样说：“7.22镇压法轮功的时候组织大家学习，我们那个书记拿着文件念：法轮功的真善忍就是不真不善和不忍。我听了真可笑，那些御用文人上过学没有，空前的大病句。这样说来××党的贪官污吏就都是大清官呗！”北京市民们往往哈哈大笑说：“说的好！它们就是那个意思！”

当然这都只是个引子，揭露出××党凶残自私的本质后马上开始讲它们对法轮功的镇压，北京人会一点障碍都没有马上就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些会说：“那煤球明明是黑的，××党硬说是白的！”有些会说：“××党算是烂透了！它以为它掌握了全国的枪杆子就没人能推翻它？它自己毁了自己！”还有些人更是直接了当的说：“到头了！我现在就等着造反呢！”有些北京市民说：“法轮功了不起！中国人这些年都被打闷了，是需要有这样一些人用生命和鲜血唤醒中国人的良知了。××党用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畜生！”

最近海外媒体大纪元推出的《九评××党》在京城百姓当中大受欢迎，广为流传。所以我们在向北京人讲真象中不用太顾虑他们会不接受这方面的话题，只要我们是按师父说的，揭露的是××党对法轮功的镇压就没有问题。

有些海外同修说，看着自己准备的真象材料自己心里都打鼓，怀疑破不了北京人的壳。其实大可不必。其一，因为我们的基点是放在救度众生上，我们发出的那一念很重要，会使同样的材料产生不一样的份量。所以咱们自己的心态首先要稳，不必过于担心。其二，几乎没有几个北京人会因为看了文字的真象材料就明白了真象的，所以大家根本不必强求自己的真象材料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我这样讲，意思只是大家不必给自己加太重的心理负担，并不是说海外同修做的这些工作不起作用，这是北京人自身特点造成的。

北京人真是太可怜了。恐怕没有哪一个群体的人被这样多次的欺骗和伤害过。经历了太多的欺骗和伤害后，北京人变得不愿再相信任何人。外地人相对来说要单纯些，××党宣传法轮功不好，他们相信了，再一跟他们讲清大法真象，他们又马上明白了。北京人不是这样。××党的谎言北京人不肯相信，法轮功的文字材料北京人有很多都看了超过了10份，他们只是当作有这样一种说法，还是不全信。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最近一两年很多以前发材料发的非常好的北京弟子把讲真象的重点转移到了面对面讲真象上。对此有些外地同修误解是不是北京学员害怕了，其实这部分北京弟子前些年能坚持在邪恶的中心发真象材料早就炼就了超凡的勇气，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地制宜，发挥零距离的优势，直接去彻底破除北京人表面的那层壳，而且速度非常快。虽然这样北京街头能看到的文字材料少了，但由于海外同修的大力帮助，北京人邮箱和电话上的文字真象更多了。海外同修的文字材料虽然很难直接破壳，但却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而且也使北京人知道了更多的信息，这样就使北京弟子在面对面讲真象时更快捷，更方便。大家里应外合，整体配合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另外很多北京人对于文字上的东西喜欢自己思考，有些人告诉我他们看到迫害文章时不希望有任何评论，只希望把发生的事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如果有评论，一些人他们反而觉得这件事不够真实，是为了评论而写的。所以我想或许我们提供的迫害真象如果不是第一人称写的，最好采用没有过多评论的那种。在面对面讲真象时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互动的交流我们说出的话北京人听了也可以马上做出反馈，这种互动的方式不会有被灌输的感觉。

最后一点海外同修向北京人讲真象时不用因为他们受蒙蔽深而有所顾虑，如果发出的念是善念，想的是北京那边儿一定是一位非常可贵的北京人，我想是最好的。我对北京出租车司机讲过许多次真象，我每次遇到的司机几乎都不明真象，可是却随着时间的变化他们听真象后的反应在变，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北京人是多么的豪爽和仗义。

2000年司机们伸着手够我递给他们的传单，如果一群司机一起休息，我给了其中一人传单，其他人还会向我要。2001年时向司机们直接讲真象，他们听明白了表示赞同。2003年他们不但表示赞同，还说“还没听够呢。希望下回还拉你，再听你讲讲。”2004年上半年，我讲了一路真象后很多司机提出不收我的零头了，我说：“那可不行！你们挣的就是这点辛苦钱，油钱猛涨，份钱又不降，每个人都抹这一、两块，你们就赔死了。”司机们说：“你还真体谅我们。”“那当然，法轮功教的就是为别人着想。”到了2004年下半年，有些司机还没开到目地地，就把表停了，我拦都拦不住。到了之后我想要比计价器上的钱再多付一些，他们执意不要，说：“这一路上收获不少，讲得太好了，以后再遇到才好呢！”

多好的北京人哪！旧势力却为了障碍他们认识大法，按照旧宇宙极端绝对的相生相克的理给他们安排了最大的障碍，可他们的生命来源又是非常高的，对应了很多的生命。所以我们真的应该齐心协力去救度这些可贵的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