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诉江案的理解与在此过程中的正法修炼（译文）

【圆明网】尊敬的师父，敬爱的同修，

许多同修曾要求我们，写下我们在德国控诉邪恶之首的心得体会。所以我们借今天的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

法律诉讼的现状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六个国家对邪恶之首以及在迫害中犯下罪过的中国官员提出控告。德国的刑事控诉由大法协会及41名刑事控诉人于2003年11月21日提交德国联邦检察院。目前该控诉已立案。联邦检察官正在审查并将决定是否提起刑事侦查。意味着联邦刑警将邀请受害者和证人提供证词。这种侦查程序对邪恶将是邪恶最害怕的。因为将在大范围之内对其进行曝光。而且这也就意味着大面积的深入的讲清真相。这就像目前对前南斯拉夫总统和其他刑事罪犯的侦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大家的正念支持。

我们对起诉邪恶之首的法理上的理解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在德国既然有法律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应该利用他。通过诉讼我们可以揭露邪恶并且在更大的范围内讲清真相。以前我们很少给司法界讲清真相，以前我们只是对他们列举一些受迫害个案。但是通过以群体灭绝罪起诉，邪恶之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本质将得到全面的曝光。众生将有机会为自己摆正位置。我们为未来人们利用和平的方式面对暴力留下了参照。这也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最好的帮助。

我坚定的信念来自法中

德国国际刑事法典于2002年6月30日生效。这部法典是专门针对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的刑事法典。根据此法律即使犯罪行为不发生在德国，与德国没有直接关系，德国法庭都有权管辖。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师父说现在的一切都是为法安排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应该利用它。为正法所用。在我用我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照该法典确认邪恶对大法的迫害符合法典中对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的定义。虽然那时我感觉到在德国起诉也很重要，但因为没有法理上的清醒的认识，所以没有把行动落到实处。

后来我从明慧网上得到有关在美国对邪恶之首起诉的文章，认识到起诉对邪恶是有巨大震慑的。邪恶采取一切的办法阻止诉讼。那时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在各地提起诉讼的话，那么邪恶就无法将其力量集中在一个国家。师父在《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到： “其实在美国法庭上告它啊，美国在国际上也不孤立了，现在欧洲那边不是也告了？”

师父在讲法中也讲到：“但是呢却人人都骂那个败类，就到了这种地步。（鼓掌）那还不该送上法庭啊？”（《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我个人理解将邪恶之首送上法庭是正法的安排，那么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尽量为圆满这件事情做出我们最大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对法理的理解基础上，我想无论这件事情有多难，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也提醒自己不要给自己制造时间的压力。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是用心去做好每一步，在不断的学法中强大我们的正念，这才是决定性的。实践的压力是外在性的。但这也不意味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们是怎样互相配合的

当我们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学员交流各国的诉江情况后，我们决定集中精力去完成此项正法工作。我们开始找律师，接触与诉江案有关的人物，给他们讲真相。当我们和律师接触后和他们谈到为什么要诉讼，对于结束迫害的意义，我们发现律师们有正义感，而且专业上也有相当的水平，我们决定委托他代理我们的案子。我们经常互相提醒自己不能过于依赖于律师。是大法弟子在正法中起主导作用。律师他有专业知识，他因此能够为大法作这件事，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次难得的机会。那么我们对他的责任和帮助是向他全面深入的讲清真相。

每一次谈话之前我们都发正念，在谈话中我们尽量的考虑到利用中国学员对于真相理解的角度。和我合作的学员是一名西人学员。我主要负责和律师交流有关法律上的问题，那么她了解德国人在哪些方面对真相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因为她身为德国人，也有过这样的过程。这样子我们尽可能的互相补充。

相互支持

我们意识到相互之间的支持和鼓励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一直是以诚相待。直到今天，每当我们发现另一方有不清楚的地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坦率地告诉对方，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作为一个整体中的一个粒子，在下一次做得更好。我最感动的是有一次RENATE对我说：“我听不得你的声音了。”我当时很震惊，也很受触动。我想，我肯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当我向内找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内心的躁动和我的做事心。通过交流，我们意识到我们只能够用法来加强我们想做大法工作的意志，而不是通过压力和急躁。最佳的状态则是完善自己的心性，在这种状态下去做所有的事情。

尽管，我们有时面对的时间压力的确很大，但是我们一直在提醒着自己，我们不能光顾着把事情赶快做完，而是要全心地去做。

排除干扰

在准备提出法律诉讼的准备阶段，我们受到强烈的疲倦的干扰。我们意识到要否定这种干扰。当我们明白之后，我们想到或许别的学员也面临着同样的干扰。为此，我们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发现的确是这样。当我们都看清了干扰并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否定这种干扰的时候，干扰也就无处可存了。

我们也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学员就邪恶的干扰一事进行了交流。干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电脑、打印机出问题。有的事情看上去好像是与大法没有关系，但是实质上是给准备提出诉讼的事造成了障碍。通过多次的交流，我们在准备诉讼的阶段头脑非常清楚，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很强的主意识及时发现干扰并排除它们。

当我们把诉状正式提交上去之后，尽管我们知道这只是控告邪恶之首的开始；我们应该通过这个案子更深入地向法律界和媒体等讲清真相。但是，当我们现在回想当初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放松了。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除此之外，其他国家的一些学员也夸奖德国的诉讼案做得好。我们的心中生出了一丝满足的心，就好像是我们讲真相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似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破除干扰的意识不那么强了，也就是说我们允许了邪恶进行干扰。当有学员后来说我们在递交诉状后的大法工作做的不那么好了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一些抵触。这又是强烈的自我在作怪。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作的进展非常之慢。从法上来看，我们的理解是：控告邪恶之首的案子是一个彻底清除邪恶的过程。随着我们的诉讼案的进行，我们会越来越触及邪恶的本质，大法对我们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不给邪恶喘气的机会。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我们做的不太好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没有每次都及时、详尽地把诉讼案的进展情况告诉其他的同修。因此，大规模的交流也就比较少。没有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在提出起诉之前，我们尝试着通过请同修帮助给法官发信，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结果只有两个学员回应此事。我们没有被障碍住，而是开始给大家打电话。后来有很多学员参与了进来。而且，我们再次放开了原告的名单，这样又有10个同修作为原告加入了诉讼的行列。在这个过程中，同修们的合作让我们很受感动，不管是翻译，发信还是付账单，同修们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根据我们对师父讲法的理解，我们应该通过这个诉讼案大量地接触法律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而我们只有一起做，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