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而一次因为妻子参加一讲真象的项目，我帮着回了几个邮件，突然发现，自己心目中那些想法说辞等等与谎言欺骗下的中国同胞的误解其实是有距离的，对于他们有所疑惑的问题可能并不很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文章也许自己看着好，可不一定能让世人接受；开展的活动也许自己觉得如何重要如何好，却不一定能让世人认同。如果我们讲的做的和世人都接不上轨，又怎么去深入细致的讲清真象呢？我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得多参加直接向中国同胞讲真象的活动。于是我参加了一些传真，电子邮件，打电话的活动，虽然时间不多，做得不多，但好像开了一扇窗口一样，对其它项目的思路很有帮助，同时，看到一些平时很难认识到的执著。
南加州的学员每两个星期六在洛杉矶进行一次大组交流，我和妻子商定每两个星期六早一点去机场发材料，下午还可以参加在领馆前的发正念。记得第一次去机场发材料时，踌躇满志的。以前曾听同修讲起过有些旅客如何邪恶，心想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怎么也得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很快就碰到了国内的一个代表团，短兵相接上了。可结果是，尽管自己语气上还保持平和，应对起来也条条是道的，但那种辩论的气氛让其他旅客看到了，影响了他们也不敢接材料了。看到这种情况，我静下来问自己，我是干啥来了？对方本来就带着误解，要不然也不用我们来发材料了，那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让对方误解更深，不能把对方推的更远。因此我看住自己，不与旅客们发生争辩。开始心里很不习惯，对方态度恶劣时更是如此。但很快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师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事先告诉我们了。
表面上是和气了，也不执著三寸不烂之舌了，但心里还没做到波澜不起，有盼望众生得救的因素，但也有类似于不耐烦的不纯的因素。有时也会听到同去的同修递材料被拒绝之后，回头嘀咕上一句：“哼，反正我把机会给他了，要不要是他的选择，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这种情绪是不纯的，而且很容易相互影响，使负面的想法加强。其实静下心来听听对方，我发现和前两年不同是，很多不拿材料的人的理由是：“拿了就回不去了”。其实他是怕邪恶的政治集团，并不全是对我们的误解。而且，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也不能给他下结论是最后一次机会。也许他这一次看到我们的纯善的表现，减少了误解，下一次在别的地方就接了材料了呢。我认识到不能这么狭隘的看事情，特别是救度众生这么大的事情。师父《在2003年华盛顿DC法会上的讲法》中教导我们：“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你们都要慈悲地对待，你们都不能够与常人争高低、用常人心来看待众生。你就慈悲地做着你要做的事，不管他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过去觉得这些法理字面上很容易理解，在实际的正法实践中才渐渐体会到，不在实践过程中看自己，不经过实践过程中向内找，是很难同化这些法理的。
有了对自己的要求，慢慢的也做到了越来越平和，但这还是一种外在的平静。有一天发完材料后和同修聊起彼此得法前的经历，真是不堪回首，大家都惊讶地说：“幸亏得了法了，要不然还不知道咋样了，可能就完了。”这才想到，我们是幸运的，得了法了，知道了真理了，才去讲清真象。反过来，如果我是那些旅客，而有个大法弟子来向我发材料，又会怎么样呢？十有八九也会和他们一样吧。问同修，也回答说：“大概会拒绝。”想到这，不但心里坦然了，而且真能向对自己发材料那样去向别人发材料了。跟别人交谈时，尽量象跟没得法的自己去说那样。这时发现，也用不着讲高了，也用不着“吓唬”别人了。其实，末劫时期到了这一步，“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精进要旨》)，怎么警告他人间要发生大事了，怎么告诉他这些材料是为了他真正的生命好，他本来就不信不怕的，反而容易引起他反感。要是换了我，可能也不愿意被人“吓唬”。当真能设身处地地将自己摆在对方的位置时，这时的平静是发自内心的。而我们发自内心的平和友善却是他们看得到的，这本身就能和邪恶的宣传形成强烈的反差。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教导我们：“你们修炼人的表现是纯正的，有多少人是看到了你们的表现就觉得你们就是好。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注意自己的行为，那你们的表现常人就会看到，他不能够象学法一样深入地去了解你，他就看你的表现。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表现，就能使他得不了度，就能给大法造成不好的印象。我们得考虑这些问题。”
其实，常人是很注意我们的，往往给一个人发完材料后一转身，会看到背后几个人在观察着我们，并且飞快的将目光转开。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都会在他们心目中引起一个对邪恶宣传的疑问，也可能使他们在瞬间改变了想法，接下材料。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帮对方提一下行李，或帮他翻译了一个问题后，原本拒绝材料的人改变了主意接下了材料。去机场的次数多了，成了半个机场通，转飞机，行李检验，找登机口，驾轻就熟的，对于父老乡亲们另有一种亲切，也大大地拉短了彼此的距离。没想到，三寸不烂之舌没怎么派上用场，倒是无声的友善与平和发出了更多的材料。
当然，什么都不讲也不行，关键是不起争辩，不引对方说出对他不好的话，不让对方觉得被逼迫。在简短的劝善而对方仍不接受的情况下，往往一句“也许机缘不到，将来还会有机会”就能让对方紧绷的敌意降下来。这时发现，自己也不想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反而是真心希望他能在下一站还有缘分见到我们的同修，还能拿到真象材料。
做大法项目时，还容易有一种类似于完成生产任务的心态，比如老在数着手里的材料发出去多少，甚至会念叨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发出去多了好像有一种成就感，发不出去了情绪就受影响。其实这都是在想自己。发出材料当然很重要，但自己的心随之上下波动本身就不应该。其实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的人拿了，扫了一眼又扔了。有的人没拿，但旁边的人看材料时，他又伸过脖子去。一个生命是不是得救了，可能都有我们不知道的因素，都是大法的威力。那我就只管平静地去发。就像人们常常坐下后会随手拿起旁边的报纸浏览一样，只要有足够多的真象材料带进了候机室，就可能有人拿起来阅读。
有一次，我把几份材料递给了几个中学生，看他们痛快接受的样子，我又给了他们每人一份VCD。但转眼的功夫，那些材料全给扔在地上了。我赶紧过去拣了起来。其实我毫无责怪之意，只是心疼而已，没想到几个小孩倒是不好意思了，过来跟我解释说他们就是害怕而已。我也赶快解释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这些材料是很多人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印的，为了是让大家能知道事实真象。几个中学生又说，他们看过了，在新加坡就看过了，他们父母拿的。又有几次在机场碰到了很久不见的同事同学，他们觉得很奇怪，问我是不是花很多时间做这些事。还有一次帮助一家残疾人弄行李，前后有半个小时，最后那位夫人总算接下了材料。这样的小故事很多，无法一一道来。但有一点很明确的感觉，那就是从最开始的想以论理的方式说服对方，慢慢地放弃放弃，变成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让对方看到我们大法弟子好。这不是求对方什么，也不是非要达到什么，但有一天突然从中体会到了“……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没有代价的……”（《转法轮》）那种从生命深处而来的感悟是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但又是如此的明确而难忘。
由于其它项目的原因，我在直接向中国同胞讲真象方面做的是少之又少的。其他的同修想必有类似的情形。那些主要做直接向中国同胞讲真象工作的同修对此很理解，有时还会问：你这么忙，这些简单的事就给我们做吧。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将事情分成了简单复杂的，好像自己就该做复杂的，就该做领头的。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相比于很多一直做直接向中国同胞讲真象工作的同修，我在这方面的体会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之所以讲出来，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向中国同胞讲真象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也是适合每个人做的。不管时间多少，贵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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