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孙淑英遭迫害九死一生

【圆明网】我叫孙淑英，今年六十四岁，曾是吉林省长春市一汽一名员工，一九九九年前，身体全是病，最后因中枢神经压迫，五分钟不会说话，全身不会动，头不能转，几乎快失去生命。一九九八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十八天后身体疾病全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知道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因一九九九年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我几次去北京证实大法，多次被非法关押，几次被迫害到死亡边缘。

上访说真话　被多次绑架、关押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因去长春市政府反映情况，想用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就想证实法轮大法好，让政府了解真相。可是，一到市政府，却被警察非法带到警察学校拘禁。那里拘禁很多法轮功学员。下午三点钟左右，警察学校接到上级命令，用车把我送到分局，让我写保证不去北京，并通知单位看管我。单位怕我去北京，通知长春一汽安庆路派出所把我非法关在派出所里。当天晚上，所长逼我写保证不去北京，我坚持不写，他就拿扫把连续猛打我，直到扫把打碎。第二天早上，所长看到地上一滩血，害怕承担责任，把我送到大广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八天。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决定上北京上访，我抱着向政府讲明真相的心准备去北京上访，可是刚到长春火车站就被警察绑架，后被安庆派出所送到大广拘留所关押十五天。

第二次进京上访，我被非法送到长春市八里堡看守所，他们强行抽血，我绝食抗议，因不写所谓的“保证”，我和其他十八名大法弟子被强行送到戒毒所，刚进院门，就看到有一排排的大狼狗疯狂的狂叫。我绝食十八天后才被放回。

十一月，我第三次进京上访，我决定用打横幅的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到北京天安门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一名武警看到拼命拽我的横幅，用脚猛踹我的肚子，因力气太大，我被踢倒在地上轱辘到十多米远的马路边上，当时就起不来了。

遭非法通缉　被迫流离失所

由于进京上访，我被长春公安机关三万元悬赏非法通缉，不得不流离失所，来到了内蒙。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我因与内蒙古学员整体挂横幅、发真相小册子，被当地国保大队长李玉田绑架到当地看守所。他们抢走我身上带的七千元钱。在看守所，我被非法提审多次，因不报姓名，警察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还让我一直站着，时间长站不住，我换一下脚或靠在墙上，蹲在地上，看着我的警察就用拳头猛打我的脸部和眼睛，嘴里还不停的谩骂。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第三天，我义正词严正告他们，我犯什么法了，凭什么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他们强行给我照像，我坚决不配合照像，也不按手印，就被他们用连续的电炮打，扇耳光。一名警察揪住我的头发往铁柱子上撞，当时眼睛窜花。更严重的是八天八夜，不允许睡觉，一直站着，由警察看着，只有警察打瞌睡的时候，我才能稍微靠在墙边或坐在地上休息一会，警察一醒来就把我拽起来，不让我坐着，靠着。不管他们采取任何办法让我交代同修，我也不说，他们气的只能疯狂打我。眼睛被拳头打成黑紫色，由于八天八夜没睡觉，眼睛也睁不开，只能使劲眯一条缝，我就这样艰难的挺着。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疯狂迫害，一天的后半夜，看我的一名武警说自己不能陪老婆孩子在家，还要在这看着你，越说越来气，咋谁也治不了你这个老太太呢？他想到什么后从桌上突然整个身体旋了一圈，整个身体和双脚飞起来猛踹在我的前胸，我立即倒地窒息，痛的四肢没有知觉，心脏几乎不跳，好长时间才缓过来。

第二天，我能拔上气就喊警察打人，害人！双脚飞起来踹人！当时已过八天八夜，自己脸色蜡黄，身体极度虚弱，迫害的没有人样，自己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心想他们这是往死里害人，就向里面的人要了笔和纸，给家人写下了一封遗书请同修邮回。并正告警察，回长春一定要告他们。看守所害怕，国保大队李玉田看我有生命危险才把我放回监舍。

在长春公安局：钉铁鞋、绑铁链

中共酷刑示意图：开飞机

二十三天后，我被长春公安局警察带回长春，关押在一个秘密地方。一警察对我连踢带打，不停的打。一天一夜后又来了一个更凶的，把我双手背后，胳膊猛提起“开飞机”（一种极其残忍的酷刑）式的折磨我，瞬间我大汗淋漓，没有说话能力，感觉自己马上就不行了。一个女警看到我生命垂危，才叫他们赶快把我放下。这个警察走后，又来了一个领头的，把我的整个身体吊起，拿绳子抽打。不管怎么折磨，他们问什么我都不说，警察使尽了招数，没达到目的，没办法最后把我送到长春铁北看守所非法关押。

酷刑演示：悬空抽打

铁北看守所是专门关押重犯的看守所，人关在大铁笼子里边，不大的地方，关押的人很多，非常拥挤肮脏，警察很凶恶。外面一个警察手举着长枪，我坐在看守所里面立掌发正念，就恐吓说要枪毙我，让我放下手，我不放，警察把我转到十四号最里面的屋子里。

有一天看守所来了很多各地警察参观，我就大喊：“法轮大法好！”所长当场下令让警察给我钉上一个六十四斤的死刑犯用的大铁陀子，脚也被钉在铁鞋上，又在脖子上吊起铁链子，手用铁链反背头绑着，吃饭上厕所都不能动，靠人喂饭。这时市公安局国保来四个人提外审，想要加重迫害，出来看见我这个样子无法提审，只有让老犯抬我到外面屋子里让我交代签字按手印，我全都不配合，他们气急败坏的走了。

在劳教所：灌食、电刑　一度命危

警察对我没有办法，就非法判我两年劳教。

黑嘴子劳教所是全省专门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女子劳教所。说是劳动教养，改造坏人的地方，其实那里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大法弟子，其邪恶程度不亲身经历是无法理解与想象的。

在劳教所期间，我被关在单间，由三个人包夹（包夹就是专门看管、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员，警察让她们干多大的坏事她们都得干，干得好还有奖励，甚至减刑），其中一个人读“转化”书，另外两个人看着。

十月一日，劳教所的八个大队所有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操场上，所长对大法说不敬的话，我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八大队长拽我不让我继续喊，为了抵制迫害，回来后我绝食，就被七、八个老犯、一个护士一起按在大长凳子上强行灌食，致使我左鼻子不通气，当输液管插入右鼻时，我喘不上来气，突然猛弹坐起来，从口中吐出一大块痰，当时就被狱警打了个大耳光。她还让一名一百八十多斤的犯人坐在我的肚子上，强行把输液管插入我的左鼻孔，却灌不进去，他们才停止强行灌食。回去后，我不断呕吐，所有输液都吐出来。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一次，我不配合一名帮教的“转化”，被五大队的大队长用一千伏的电棍电人中。这种电刑一般刑事罪犯的劳教人员是最害怕的，对人的伤害极大。

还有一次我告诉屋里的五名大法弟子不能配合干活，屋里有三个大法弟子与我一起罢工，我被领到警察办公室，刚进屋，大队长就用一千伏电棍猛电我的后腰，当时我就被电倒在地，电棍的噼里啪啦声被隔壁两名大法弟子听到，他们就高喊“法轮大法好”，她又用一千伏电棍去电他们两人，喊“法轮大法好”，她象疯了一样，来回地电我们，就这样一个上午，我们三个人被她电来电去。最后大队长气急败坏的走了。

在看守所期间，我不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要求以自辱的方式侮辱自己的信仰，屈从迫害的要求的所谓思想认识），也告诉别的同修别写。警察用电棍电不“转化”的大法弟子，一名坚定的姓蒋的女大法弟子被电后，衣服被脱光，大冬天往身上浇凉水，又把窗户打开，喝咸盐水，嗓子冒火，最后人被迫害到医院去检查，心脏跳到170，劳教所害怕担责任，才不再管她了。

因为我不写“思想汇报”，被监控在单间。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由于我传经文，被大队长发现，他找包夹日夜看管我。

二零零一年大年三十的下午，我身体出现下腹剧烈疼痛、满地打滚，被送到医院打吊瓶，十多个小时了也无法止痛，我已发不出声音，昏迷中，听到抢救的医生找来一个老中医，他扒开我眼皮用手电筒照着，说这个人不行了，病单上写着肾结石、肾积水，半夜二点半我姐姐把我接回家。

在汽车厂分局：连续铐打三天三夜

二零零五年，外地一名女同修被迫害致生命出现危险，我上网揭露。由于其他同修被跟踪，我在住处被长春国保大队长高军等警察绑架。警察抢走打印机、电脑、刻录机、及屋里的其它真相资料，自己身上的一万二千元被他们非法收走。警察把我绑架到车里，送到汽车厂分局。在那里，我被他们连续拷打三天三夜，打电炮、扇耳光、用皮鞭抽，因我不交代，不按手印也不承认他们所说的别人已出卖你，他们气急败坏，高军用大皮鞋头连续猛踢我的左小腿无数下，左小腿当时骨折，疼痛难忍，比刀子扎在腿上都疼，现在左腿骨头高出。三天三夜被拷打的一裤子都是屎和尿，最后他们在屋里放了一个桶子，大冬天，打开窗户放味。

三天后，我出现心脏衰竭，人快不行了才被送到市医院，医院诊断心脏有病，高军和一名科长还是强行把我送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看守所拒收。自己满身屎臭味，看守所搜身的女警刘春说，人都这样了，高军和科长还找人走后门往里送。

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没了血压

在看守所里，一张大炕，十多个人睡在半个土炕上，犯人都一个挨一个立着睡，那里叫“睡刀鱼”。因天气太热，又是伏天，很多刑事犯受不了，天天哭天抹泪，我想大法弟子在哪里，就应该是正的，不能允许他们迫害世人，不承认邪恶迫害“睡刀鱼”，我和里面的大法弟子一起绝食反迫害。看守所第四号当天让步，让刑事犯整个大炕全打开，人才能放宽松点睡觉。犯人们高兴的说还是大法弟子好。

一个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狱警叫她“东朝阳”，一天，狱警给她照像时她不配合，不穿号服，狱警指使号长和一帮人把她按倒，强行给她穿号服，几个人穿上衣，同时几个人强行给她穿裤子，就在她手、胳膊、腿都被套住不能反抗时她喊，一个姓于的犯人一下子用毛巾捂住她的嘴，不让喊，用毛巾捂着不放手。就在这千钧一发时，我和同修看到同时大喊“法轮大法好”，声音响遍整个看守所，大法的威力震慑了邪恶，刑事犯立即把手撤下。“东朝阳”脱离危险，要不人都要被他们捂死了。

我在看守所里绝食中，狱警强行给我灌食，一次灌食后，我没血压了，他们很害怕当天半夜把我送到劳改医院，医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医警说这人都没血压，没脉了，不能收，她死了谁负责？这时三看医警说你们拒收，不抢救，死了你们负责。

酷刑演示：死人床

非法主管抓的人不在场，没办法公安医院医警马上组织医生抢救，可是我挣扎。常人不理解，大法弟子知道自己的身体都是纯净的，不能注入这些肮脏的东西，告诉他们不用打针，死不了。此时突然来六个男犯，我还没明白已被他们绑在“死人床”上。四肢分开拽起，身体悬起来，绳子绑的死死的，人一动不能动，强行打针、抽血。我用正念反抗，让他们打不进去，医生在手腕打了十五次针，打不进去，后医生说“给她脚后跟开刀。”我知道邪恶什么招都会使，一放松，他们才把针打进去。

后来自己身体微弱，经常没有血压了，没有脉，有时人昏迷不醒，但还有一点意识，不承认迫害，有一名医生小声在耳边告诉我说，你儿子来看你，你昏迷不醒，奄奄一息，给你打针是救你，我们医院和第三看守所联合报上去，找到相关部门，后来他们告诉我，给你办手续去了，盖章放人，你就打针吧，你不打针，我们有责任，后主任说我们给你办手续，二十四个章，上面盖了二十三个章，最后到吉林省政法委书记那里说，这个人死了也不放。最后一个章没盖上，不是我们不给你办，没办法，我们说了不算。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他们怕我死了，医警用圆软管针插在我胳膊上强行输液，他们就将圆管针再也不拿下来，三看找一个老犯看着我。打了十八天、十八夜后，人胖的变成象猪一样。后来听到有人说，看守所对面有人死了，听他们讲，一名男学员被他们天天打针，打多了药性上来，人就象疯了一样，身体受不了，生不如死，他受不了用力开窗户，用碎玻璃片划脖子死了。

这时我才明白，他们不是在救人，而是在打毒害身体的药物，这针不能再打了，我把针管拔下来，衣服全脱掉，只穿着三角裤头，老犯帮我找到医生，说给孙淑英打营养药，人都那样了还不停药。一名医警看到后说，人胖还死不了，后背都是红点，人过敏就会死的。

我向医警护士说你们看他们要害死我，后背都是红点子，劳改医院第三负责人说这个人不能停药，死邢犯和老犯全都抗议，说这个人再要打针不就打死了吗？他们找狱警找医警，后来他们迫于压力才停止给我打针。从此，我全身是红肿，奇痒无比，药性反应，这不是明摆着要害死我吗？

法庭迫害：遭非法判刑十年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长春市绿园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审判时，我因不配合他们到法庭上，在一个有乒乓球案的屋子里，几名警察把我强行按到乒乓球案上，把手反绑在后背，强行带到法庭，我大喊“迫害是有罪的”。他们突然来了两个警察挟住我，我一动不能动，我大喊反抗，又来几个警察用胶带使劲封上我的嘴，我当时还不配合，想要大喊反抗，口腔内部肉全断裂，后才慢慢恢复，现口腔里还有疤痕。

二零零六年二月份，绿园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我当时人已经没有脉，脸无血色，120救护车开车，人打着吊瓶，躺在120病床上，后半夜三点五十分左右秘密开庭，被他们强行抬到法庭，法庭人员看我非常激动还喊，怕我死了，草草收场。

我被送回到劳改医院，整个人无血压，无脉，生命奄奄一息，医院全体医务人员非常害怕担责任急喊拿氧气，我就看一帮警医忙乱。在这样的情况下，绿园区法院来信要非法给我判刑，我不承认，写上诉“大法弟子是无罪的”。这时劳改医院收到政府的命令，医院不管什么样身体状况的人，生命多危险垂危的人都要强行送到黑嘴子，到监狱里继续迫害。听一个老犯说，到监狱，他们上所有刑罚，残酷至极，没有人挺过来，我一听，决心以死抗争，当时自己采取往前胸扎一根针，心里想针随着人动，走到心脏人也就不行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死了，也不能配合邪恶，绝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可是针扎到前胸口，就是不动不走。我没有死，三看老犯陪护看着，我采取不了任何死的办法，最后被他们强行把我送到黑嘴子监狱继续迫害。

迫害是惨无人道的，无论有没有罪，无论能不能承受的了，邪恶就是毫无底线，极尽邪恶的迫害，我被非法判刑十年。

在黑嘴子监狱：被迫害致濒临死亡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我被送到长春市黑嘴子监狱继续被迫害，当时因为自己在看守所绝食十三个月，人瘦的不行了，全身因药物过敏出现红肿，经常没有血压，没有脉，人随时都可以死，前胸里还有一根针。

当把我送到黑嘴子监狱大门时，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老犯死死的拽住我的头发，不让我喊。到里边我不配合他们给自己剪头，刚进去我没说几句话，帮教摸我的脉，说没有脉了。当时屋里几个人就急匆匆把房门卸下来，抬起我就跑，送到黑嘴子监狱里的医院，让医生打吊瓶抢救。

后来帮教用监控器看着我的脉搏，又把我送到三楼专门“转化”的监舍里。两个帮教和几个刑事犯所谓照顾我的身体，实际是看着我。因为大法弟子不“转化”，在那里每天都能听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电棍电学员的惨叫声，自己心里想着，死也不能配合“转化”。一天狱警找我所谓谈话，“转化”我，我不配合，回房间里被帮教、刑事犯、“转化”的人一起按在地上打，嘴巴子煽的象雨点一样，不断的连续的打。我不知道被打了多长时间。他们最后生气的走了，说让最厉害的来吧。

因为自己浑身都是红肿，天天奇痒无比，打什么针也不好使，他们派两名帮教用盐水、辣椒面、醋往我身上擦。我被逼的想出一个死的办法，就是把头插在监舍厕所一个大水桶里，窒息死了得了，一个熟悉我的帮教发现我要死，报给队长，后来一帮人严管看着我。他们怕我死，又想采取强行快速攻下我，让我背叛“真、善、忍”的信仰，除了采取打骂还有更卑鄙的手段。

一个叫王丽的帮教连着五天不让我上厕所，憋了我五天不能大便，逼的我痛苦至极。接着他们让我站了四十九天，白天，黑夜每天从早上四点到五点可以睡一个小时，其它一天一夜23小时全部站着。站四十九天后，自己眼睛成一条缝，人说不出话来，眼皮也下来了，大脑也糊涂了，眼睛也窜花了。

他们不让我死，精神折磨强迫“转化”，在这时一个没真心“转化”的帮教偷着骗我说，不“转化”的还要上抻床，没有人挺过去，挺不过去的就叫骂师父才能下来，怕过后反弹。我当时脑袋糊涂了出了一念“我绝不会骂师父，就是自己不修炼也不骂，（就这一个错念，脑袋突然一片空白，真正的自己被隔开了），此时王丽钻了一个空子，把别人的保证书拿来，拽着我的手让我抄写，就这样糊涂的写。强迫写完后，他们才允许我睡了一会觉，我清醒后知道这一念错了，不是真正自己，让邪恶钻了空子，我心里跟师父说，我真正的自己没“转化”，我要修炼正法。

因打针十三个月，我全身红肿，全身皮肤药量过敏，身体奇痒无比，肉皮底下全是输液的黄水。出现大红包。刑事犯用辣椒水、盐水给我往身上抹，但什么也不起作用，每天自己痛苦煎熬着。一天，医警找到我说监狱医院治不了，大包套小包，脑袋上都是大包，问我怎么办。我当时说放我出去。医生说外面也不行，因为我的身体化验四十四项指标全过敏，也不能打针，如果你现在腰上出现红线，生命就完了。我们治不了，只有告诉你，你生命有危险，自己决定。

这时我想监狱给我打针想害死我，又不放人，人变成这样反问我怎么办，多么邪恶，我心里想不承认这一切，我死不了，有师在，有法在，否定这一切的迫害，我决定拔罐子。拔罐五十多分钟后，医警说不能再拔了，怕出现生命危险，拿下罐子时，医警“妈呀”一声，我的整个后背皮肤全破了流脓药水，医生用药棉往下擦，地上全都是脓血和药水。通过拔三次，把长期打的药水和化的脓水全部拔出来。我从死亡边走过来，从药水的过敏死亡中走过来，是师父救了我。

他们知道我真没“转化”开始逼我所谓学习“转化”，但我心里想我决不学他们洗脑的东西，就是背法和发正念。在星期日下午，我突然整个脊梁骨象针扎了一样，一根神经抽了，身体不能动了，住进监狱医院被抢救。从那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每天都是别人帮我翻身，每一分钟都疼痛难忍，心里想着师父的话：“大法无所不能”在晚上别人睡觉的时候，自己采取一个办法，手会动，拽自己的衣襟，两只手使劲一点点的拽衣襟，经过反复的拽，终于把自己身体拽动了，后背也通了，因为那时全身过敏，不能打针，全凭对大法的正信走过来了。又一次破除邪恶对我的迫害。

医院诊断我脊梁脊椎已压迫，人从此不能自如行走，只能卧床。医院怕我瘫痪，强迫我每天走一圈。他们还想要慢慢“转化”我。当时是非法抓捕大法弟子的高峰期，因为我被几个刑事犯单独看管，他们往我这屋里放人，我看到狱警不让他们上厕所，迫害同修，逼着“转化”，自己看了非常着急，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她们。当时不让上厕所也是常用的迫害手段之一。我告诉犯人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让她们上厕所。因为我可以打热水，家里送的所有好吃的东西，自己什么也不吃，都给犯人，他们发自内心的知道大法弟子好，很多犯人离开我时都是哭着走的。

监狱知道我没“转化”，一直想迫害我，身体迫害成那样，他们还不放过，有一天，让所有人写一遍所谓的“观后感”，我就写了一句“把法轮大法好的旗帜插在全中国大地上！”一个帮教告诉了狱警，后来他们把我弄到楼下想迫害我，从新“转化”我。突然监狱分大队，邪恶迫害没得逞。

身体上没办法再迫害，他们利用强行减刑的软办法让我写“转化”书，我不承认也不配合他们那一套。监狱看我关键时候摊在床上怕我死，逼我减刑，但减刑的条件是写“五书”，我不配合，帮教和假“转化”的人就把别人签字和按手印的“转化”书拿来代替。

又利用两次“假释”的方式诱惑我写“转化”书，我心里想，我决不承认邪恶这一套，不假释，最后队长和犯人说我是所谓“顽固分子”，他们所有邪恶招数已使尽，对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八年半，最后我从魔窟里出来，身体被迫害的不成样子，儿子和儿媳接我时是抬着我出来的。

痛失亲人　家庭破散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七日，在家的四个月炼功后，我的身体好起来，也能站起来。我和同修在农村租住的房子里炼功，再次被绑架。

当时因为我不配合他们，高喊“法轮大法好”，绑架我的一个象是武警的人，中等个，非常瘦，用手抓住我的后脖子中柱神经，不松开，不让我喊。一直到把我送到警车上才松开。几个警察强行把我抬到汽车厂公安分局，我被绑到楼下最底层的一个老虎凳上，旁边一个警察说看我们一会怎么收拾你。我不配合，当时一个当官的来写证词、问话，我告诉他们别跟我说这些，立即放我回家。

后来两个女警扶我上厕所时，我半个身子歪在她们身上，她们发现我半个身子不会动，左手冰凉，大喊：赶快叫120救护车。把我抬到汽车厂医院，在医院照磁共振，检查出脑梗、脑衰竭、脑瘫。我给他们讲真相，一名负责的男警说：这人哪不行了？这不还能说话吗？大夫说：这有诊断，一会这人死了呢？最后警察负责人没办法，也害怕担责任，才让120救护车把我送到我妹妹家。

从监狱回来后，长春汽车厂街道，派出所三番五次的骚扰，强行让我去登记，填表。为了不配合他们，我离开了家，流离失所。

回来后，哥哥告诉我，母亲因为长时间思念我，夜不闭眼，在痛苦中病逝了。姐姐因为母亲的过世，心情郁闷，得了急病，也不幸过世。家里亲人精神上承受了极大的打击与摧残。

我被关押在黑嘴子劳教所时，我丈夫被警察恐吓，提出离婚，离婚时在汽车厂法院，法警手指着我说，不许我要房子、要钱，说要房子就把我送监狱去，法院判我净身出户。我只拿了一本《转法轮》离开了家。

我无家可归，儿媳妇怕我被警察骚扰，连累他们一家，不敢和我住在一起。儿子因怕警察骚扰，给我租了四次房子，一张床反复搬，都搬散了，最后我怕连累儿子，自己就走了。现我在外租房子住，除了租房的钱外，每月工资仅剩几百元吃饭。

以上本人所述完全都是真实的。我受到的真实迫害也只是冰山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