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人精”学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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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我今年五十九岁,是北京人。学法之前我对利益这些事情看的很重,争斗心很强,什么都要算计算计怎么对自己合适,所以人们都叫我“人尖子”、“人精”。这名字对我非常合适。
学法之后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争争斗斗四十八,一朝突然得大法

我三十二岁守寡,当时女儿才三岁。为了生存,我处处都争强好胜。我虽然已经出嫁多年,却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硬是在娘家要了地盘,盖了房子,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姑奶奶”(意思是“不好惹”)认为我有本事。也有叫我孙二娘的(我姓孙,行二)。我自己也公开说:“我叫孙寡妇”,意思是你们谁要欺负我可小心点。

我整天盘算怎么多挣钱,怎么生活的更好,苦思苦想得都睡不好觉,得了神经衰弱。为了多挣钱我当了油漆工,带了徒弟,后来我又当起了包工头。为了降低成本多挣钱,我精打细算,买便宜油漆。由于油漆味太浓烈,不久,我得了胃病,不得不常年吃药,医生说我的胃好不了了。我还爱抽烟,每天能抽二盒半。那时我说话不离脏字,对徒弟很凶,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我就是一个“女男人”。

为了治病,我学了假气功,结果身上招来了附体。

一九九六年底的一天,一个熟人让我去看录相,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录相,糊里糊涂就跟着去了。听着听着觉得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不错。于是我就一个猛子扎進去了。看录相看着看着就觉得身体好轻松,原本就神经衰弱,回到家睡不着,心想:李老师讲的条条是道。接着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可看了三页就睡着了。因为想看,醒了就再接着看,再看三-四页又睡着了。《转法轮》的第一遍就是这样看完的。看完第一遍,我一拍大腿:“真好!我学定了!”接着我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会了。

得法身心出奇迹,修炼坚定志不移

一九九七年我在自己家里建立了炼功点,早炼功,晚学法,村里人都说,连我这个“人尖子”、“人精”都学起了法轮功,可能法轮功真的是好。好多人怕落下也就来了。炼功点的人迅速增加,不久我家搁不下,我们就到大街上炼功了。

没多久,一天一个老学员叫我到县里去看师父在国外的讲法录像。中间我胃疼的受不了,就到隔壁屋里的沙发上趴着。那位老学员问我:“怎么了?”我说:“胃疼,想回家。”他说:“去医院吗?”我说不去。他说:“那就在这趴着吧。”录像还在放,我疼的直流汗,象产前分娩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疼。隔壁的录像放完了,我的胃也不疼了。从此以后我的胃病好了!

我里外换了一个人一样。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转法轮》书中的法理深深的打动着我,我牢牢记住“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再也不做恶、再也不口吐脏字了。徒弟都说我变成另一个师父了。我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去做与人争斗的事了。

修炼前,村干部把地包给了别人,我们没地也没有粮食,我就带头跟他们斗。秋天,我带人到地里掰棒子,把一尺长的金灿灿的大棒子掰下来放到自家的房上,今天掰这块地,明天掰那块地,掰下的棒子足够卖一千多元钱。大队干部没人敢惹我。打官司我不用请律师,准能赢,天生造就了一身争斗的本事。

修炼之后我再也不干这种事了。别说帮别人打官司,邪党徒强占了我的房基地我都没吭声。人们都说我“脱胎换骨”啦!是啊,人间不是久留之地,我只是“借人间这地方修炼”、“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我还争它干吗?我不会带着这些东西走。

放下生死一车神

“四•二五”我们全村的学员都登上了辅导员租来的大轿车,去了北京城。当时我认为“六•四”要重演,背了个大包,里面装满了吃的、喝的,还带了足够的钱,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没错!天津抓了我们的人,我们必须去说清楚。知道邪党心狠计毒,此去是死是活都是未知数,所以家里也做了安排。

不管是在车上还是在中南海门口,我们都非常有秩序的背法,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没有一个人影响交通,上万人都是在人行道上站或坐,把盲人通道都留出来了。那天原本预报有雨的,可是太阳特别好,到中午满天的法轮在空中飞旋。我激动不已: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呀!宇宙的众神都在擂鼓助战呀!晚上九点钟,代表们从中南海出来了,说天津被抓的学员无条件的释放了。于是大家都回了家。

我带着我们村的人穿大街走小巷奔向东直门车站。那里是我们要乘的车的发车站。到了汽车站已是半夜三更。全县的大法弟子都到这里来了,于是我们叫开了值班室的门。揉着眼睛的司机一开门吓了一跳,哇!这么多人干嘛来了?此时汽车站的领导也出来了。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他便亲自开小轿车在前面带路,两辆装满大法弟子的车驶向县城。车开以后一个老学员对司机说:“您记住,四二五这天您拉了一车神”!

山雨欲来风满楼助师护法我带头

“四•二五”归来,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没过多久,气氛就开始紧张。我们预感到一起更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和大法修炼学员。由此我们跟随师父走上了漫长、艰难助师护法的路程。

七月二十日那天,我们要集体去天安门,但租来的大轿车被警察开跑了,全村的学员也都散了。我们的整体被邪恶破坏了。于是我们就各自为战。

我和女儿拿了三米长的横幅去了天安门。刚打开警察就来抓,我们就跑,一直跑到东直门,安全返回。我多次去天安门,每一次都打出横幅。有一次,我腰里掖着一个九米长的横幅,看见一个外地人,我认为她一定是大法弟子,向她递了一个眼神,她马上心领神会,那真是“互相之间一见面,俩个人一笑,什么都明白了”(《转法轮》)。我们迅速的扯着横幅的两个角展现在广场上。警察毫无思想准备。看见我们打出这么大的横幅就来抓我们,我们就跑。每次被抓后都被警察关在象笼子似的小屋里,我们挤在一起异口同声的背《论语》、背《洪吟》,有时稍一停顿,警察就会说:“背你们的。”不管警察怎么逼问,我从来不配合,绝不说自己的名字,多次被放回来了。有时是集体放回的。凡是说出名字的肯定就被留下了。

我们不仅去天安门,还到处发材料证实法。利用做羊肉串的竹签卷小旗,到处插,风一吹小旗展开,上面全是大法真相;把旧的三合板锯成小块,上面写上大法的真相到处放;把真相写在布上往树上挂;到长城上面去喷字。我还让女儿和一位老学员在警车旁边值班,不让恶警们把我们的人抓到“转化”班。只要警车一出动,她俩就立即用手机通知各大法弟子离开家。所以警察说我们村是针插不進、水泼不進的“顽固堡垒”。

我还到别的村去做反“转化”工作,把那些在转化班被“转化”了的学员再拉回来。后来警察从犹大那里知道了我在反“转化”,气急败坏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我送去劳教。

我和全国大法学员一样,走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为了证实大法,开始我们是到北京背真相资料,后来自己上网下载资料。后来我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了资料点。我与本村的协调人配合默契,带领全村的大法弟子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急救众生,在这无边大法洪传中为助师正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风风雨雨随师十四年,有辛酸眼泪,更体验到幸福和美好;有坎坷不平,更有光明大道;有不足、遗憾,更有累累果实。在这最后的最后,我将牢记师尊的教导:“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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