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二零零五年底,我们几位同修摸索成功了新唐人电视台接收技术,转过年来,马上就涉及到如何大面积推广新唐人救度众生的问题。可是自己从小养成的封闭自己的状态,不愿意广泛接触同修和世人,还有唯恐被迫害的怕心同时挡住了我。在学法中,我悟到:新唐人电视的出现就是天象的变化,是师尊正法洪势的体现,作为大法弟子就是应该“助师世间行”。自己的观念、执著,归根结底就是保护自我的私心,是和宇宙“真、善、忍”特性相背离的,要无条件的放弃。只要证实法救度众生需要,就应毫不犹豫的去做。从那时起,我们的足迹遍及了本地区和外地区的城市乡村,大街小巷,新唐人基本上遍地开花了。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小的插曲。因为一段时间做的比较顺利,我们起了欢喜心和干事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表现是一位协调人传和我配合的一同修是特务。就在我们提前和外地同修联系好,起大早赶到目地地的同时,传言也到了这里。外地的协调人同修被带动,对我们产生了怀疑。经过一番切磋,协调人同修才勉强同意我们开始安装新唐人。在安装过程中,我和另一位技术同修隐隐感到来自另外空间的巨大压力。好容易在楼顶上把天线调试好,已经身心疲惫。另一位同修在楼顶放馈线,我到楼下房间内继续调试。在我一次次从车里往房间里拿东西的时候(该安装方案比较复杂,涉及器材较多),就感觉两腿象灌了铅一样,都迈不开步了。心里想:“推广新唐人怎么这么难啊!太难了!太难了!不做了!”但马上意识到,这又是自我保护的私心出来了,正念同时从心中升起:“不对!师尊安排你做的,你不做谁做?”很快就感觉双腿有了力量,室内调试比较顺利的调好了。
二零零八年中共邪党奥运前后,我地区一百多名同修被绑架了,相当一部份是各地的协调人,本地的证实法形势急转直下。我和一些关注整体的同修切磋,都认识到,之所以被迫害的这么严重,根本上是因为没有真正形成整体,象一团散沙,才被邪恶各个击破。可是一想到真的走出来协调,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存在已久的种种间隔,都感觉到巨大的压力,觉得承担不了如此重任。就又把想法放弃了。现在想来,还是那个私心在作怪,没有真正从圆容整体的角度和救度众生的需要考虑问题。
二零零九年五月,在师尊的苦心安排下,我和一些对整体协调有热心的同修坐在了一起,因为我们大多没有协调经验,虽然做了些与同修交流配合的事,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因为每个同修都抱着甘做配角的想法,不愿意出头做召集人,造成每次交流都没有议题,效率低;切磋好的事能否深入缺乏進一步关注,浮于表面等等。我虽然发现了这些不正确现象,也和其他同修提出来了,但是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做好自己手头的项目(当时正在做手机短信项目),如果整体上需要我本人配合,我会主动圆容。乍一看好象挺在法上,其实当时是因为觉得自己缺乏热心、还怕同修们不认可,怕陷入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还有怕走在前面容易被迫害的心,从而自己给自己设计的“路”。自己表面也知道不太对,尽管还没有其他同修主动站出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还是觉得无法承负如此的重任。
恰在这时,师尊在《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明慧发表了。集体学法时,我清晰的感受到:那个自我保护的私心就是一个硬壳,紧紧包裹在自己的心上,把自己和宇宙特性隔开了。而师尊的经文就象一把大锤子,我每念一句就往那个包着我心的硬壳上重重的砸一下。一下、两下、三下,那个硬壳有裂缝了,开始掉渣了、掉块了,等到我把这段念完,这个包裹我四十年的硬壳消失了,感到神清气爽,对参与整体协调的正念也出来了:只要对本地区形成整体有利,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为了救度众生而存在的大法弟子,一切听从师尊安排。
从那以后,我就象是被师尊推着走一样,每走一步,我的大脑里就清清楚楚的知道应该怎么做,应该找哪个同修配合,交流什么问题,切磋会怎么开、项目怎么开展等等,同修们都配合得很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我地区的整体基本形成了,而且证实法的形势明显好转。对于邪党的什么“十一”,同修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也没有大面积绑架、骚扰的事件发生。一旦有个别同修被绑架了,其他同修都主动的搜集信息上网、高密度近距离发正念,张贴不干胶,发放传单、发短信、打语音电话,真是聚之成形,分工有致,各显神通。几个月来接连有三次绑架案,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很快就营救出来了,初步展现了整体配合的威力。
回想起来,像我这样一个只为自己着想,因唯恐受到伤害而封闭自己,包在硬壳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如果不是师尊慈悲,用大法启迪我的善念,敲碎那个硬壳,清除那个肮脏的私心,怎么会变成一个坦坦荡荡,能敞开自己心扉和人交流,和更多同修配合,为整体着想,为了救度众生而存在的生命呢?
师恩浩荡,无以言表!
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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