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法官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做出一个历史性裁决: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与其帮凶——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及“六一零”办公室主任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并在其裁决中下令逮捕这两个还在中国进行非法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
阿根廷诉江案原告律师之一Alejandro Cowes |
阿根廷联邦法院法官的裁定,和不久前西班牙国家法庭针对江罗等五个中共高官启动的刑事诉讼审理程序相呼应,是诉江案法律程序上又一个重大的突破。原告律师之一Alejandro Cowes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了此案的一些具体情况。
案件和裁决的过程
Cowes律师:简而言之,Araoz de Lamadrid法官于二零零六年勇敢地受理了这个案子,当时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提起这个诉讼案,要求调查在中国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可怕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
Araoz de Lamadrid法官遵循目前国际上保护人权的趋势,旨在为那些在这场反人类罪行中的受害者提供一个受司法正义保护的渠道,因为在受害者所居住并遭受这些酷刑的国家,他们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经过了四年艰难的调查取证,上星期五,Araoz de Lamadrid法官下令启动了刑事诉讼审理程序,并下令逮捕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以及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
该决定的直接结果
Cowes律师:考虑到被告仍在中国,不能被逮捕也不能被引渡,因为当时发起迫害的那套政党组织还在运行。但是一旦这两个人其中的任何一个出国到其它国家,他们将立即被逮捕,并被单独监禁;法官已下令给国际刑警组织了。
引渡与否取决于各国是否与阿根廷之间有引渡条约,如果没有,则将取决于江、罗所到的国家是否愿意合作。
一旦江、罗被引渡,案子会如何进行?
Cowes律师:法官会取得一份签署的陈述,然后决定审判。
之前的先例
Cowes律师:就阿根廷而言,从法律层面上讲,这是首次处理刑事犯罪的治外法权被接受。从世界层面上讲,这个案件也很独特,因为该案件适用了普遍管辖原则,而且是正在发生的犯罪,并且这是第一次中共独裁者的诸多罪行被控告后由法官发布的逮捕令。
不久前在西班牙也有类似的案例,法官Isamael Moreno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那些被告发出了调查的文书,该案正迈向被告回应的最后期限,期限一到,也将向罪犯发出逮捕令。
除了法律先例外,这个案例最突出的一点是揭露的犯罪数量之巨,包括那些上亿无辜的人,在这场迫害中,他们遭受痛苦,面临被非法抓捕、被酷刑折磨甚至被摘取器官的危险,而中共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根除一个合法的精神信仰。
但是原则上说,这个案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事实上,这些罪行不是发生在过去,而是仍然在发生。
现在,大部份反人类罪的案件是针对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七十年前发生的罪行,而这里我们所谈论的,不是为谴责那些已经发生了的罪行而在寻求正义,虽然那些也很重要。
关于这个案例,Araoz de Lamadrid 法官基于有足够决定性的证据,已经决定对那些应该为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罪行负责的被告启动刑事诉讼审理程序,这可能是结束这场迫害的开端。
本案的证据
Cowes律师:十几位来自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证人千里迢迢来到阿根廷,带来了他们的证词,叙述了中共对人权的邪恶态度,严酷而具体,以及录音、录像的证据,还有人权领域广受认可的独立机构出版的无数份调查报告。
这些报告中包括由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调查员诺瓦克(Manfred Nowak)准备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以及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于二零零六年出版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大卫•麦塔斯为人权所做的努力以及在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机构是声誉卓著。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从一九九九年就开始了,而且普遍管辖原则也不是新出台的,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才做出这样的裁决呢?
Cowes律师:很显然法律自身不会主动做出行动,法律程序也是如此,即使有了法律和法庭机制,最后人类还是得自己做出决定。在邪恶面前,人们可能选择漠视,也可能以每个人认为最适合的方式选择与被害者站在一起。
抵制极权国家的滥用权力及它们毫不犹豫的对那些仅仅是行使自己天赋的思想自由与信仰的本国人民所犯下的残酷罪行是要用最有效率、最精确的司法去执行。阿根廷在此中扮演的是一个主角。这使得我们国家已经站在了实行国际法和捍卫人权的前端,并且成为一个指标性的范例,这个方向是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遵循的方向。
至少可以说 Araoz de Lamadrid 法官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准,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国家是否能够象法官一样达到同样的水准。
案件以及最近的裁决的意义
Cowes律师:我记得一位罗马尼亚驻阿根廷大使Alexandru Victor Micula 在CADAL(in Argentina)、哈耶克研究社和贝尔格拉诺大学历史系合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和转型”的国际研讨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在共产独裁下生活过的人们,不知道那生活意味着什么。”这是他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柏林墙倒塌的周年纪念日上说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就如同他刚刚说过。他是指独裁政党对人民从出生到死亡、在生活上方方面面所实施的控制和令人无法忍受的镇压。
但是,我可以说,在这四年里,通过我们所进行的调查、我所读到的相关报告和参考文献、我所参加的会议以及我所听到的证人提供的证词,我已经粗略地明白了Alexandru Micula大使所说的话。
在为真理而战、揭露共产集权的残酷的过程中,我没有感到遗憾,包括从参与案件的开始、案件的过程一直到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共产集权掠夺了人民大量财产,驱逐各族裔民众。这个集权体系就是为维护一个镇压人民的警察式国家的政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信仰、结社、思想自由以及西方民主社会整体上所拥有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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