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到8月份，我被劫持到看守所，被强行带铐30天左右，共有三次。第一次是2000年4月份被寄押到泰兴看守所，被连续带铐整整10天，中途未取下。第二次是2000年7月份关在兴化看守所，被强行手、脚同时带铐固定在炕板上。手被反铐着，只能坐着不能躺，共90小时左右。第三次2000年7月至8月份被寄押在宝应看守所，连续15天手被铐在炕板上。中途取下过半天（为的是劳动）。炎热的夏天，一个月内有18天没有洗澡。由于大小便不方便，及饮食不好，一个月里就消瘦了20斤左右。
我被非法强行劳教了。2000年12月29日被绑架到江苏省句容劳教所，这里是一片黑暗，打骂是家常便饭。根本谈不上讲道德，教育人，更没有对错之分，一切都是强制的。来到这里，如有怠慢或稍有不听从，既被体罚还要被打。警察的口头规定、无理要求成了法律。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我在这4个多月内就被体罚了30天左右。电棍打过三次。被协管劳教打过数次。在2001年春节前被人叫到一间房间，暴徒们拿来七、八根电棍，关上门，厂部、所部、大队部等有关领导，将我一人围成一圈，同时用两根电棍电我的手，手都电出了血，强行地叫我承认是劳教人员并带上胸牌。第二次是2001年4月19日中午左右，说是管教找我谈话，谁知道到办公室不是谈话，而是被打。5个警察（李云、张英、徐敏、张颖、周英）想把我按在地上，我不从。然后暴徒们就拿出准备好的电棍电我的太阳穴、嘴、脸、颈脖、手、脚等……还用电棍敲打头。打的时候脏话连篇，不能入耳。还抓了我一把头发，扬着手，对着我吹飞了，然后哈哈大笑，好像在发泄什么。我由于和功友讲话被打，又由于不讲话被体罚被打。暴徒不给我水喝，也不给上厕所。
我被体罚了2天2夜后，第二天下午，管教对我说：“你转化吧，不然还会挨打。”我不愿说假话，当天晚饭前，两个协管把我拖到三楼紧闭室，就拳打脚踢，还扒下我的裤子，做出了下流的动作。晚上9点多钟，我被叫到办公室后，4个管教（赵玉兰、王亚、郑其慧、张英）用手铐反铐了我的手，将准备好的电棍同时对我的颈部、手、脚等处滚或电，然后又把水倒在我的脚上，脱掉我的鞋，带水电，之后又解下我的裤子，只剩下内裤，发疯似地抓住我的头发，用剪刀乱剪一通，又把我压倒在地，一人抓住我的头发，两人用皮鞋踩着我的腿，同时用三根电棍打。一根放在腹部滚，另二根同时电脚心、脚趾。不给坐，也不给躺。身子倾斜着，后来把我打吐了，才罢休。我的颈部、肚皮都被电伤。腿、脚也肿了，鞋都穿不起来，最后他们叫人把我背到三楼禁闭室。第二天，我吃什么吐什么。
3天后我被强行灌食，未进米水27天。开始灌食是一天二次，后来一天三次，如前一天少灌一次，第二天还要补足次数。皮管有时插到气管里，气管被插肿了，皮管常从嘴里出来；有时来回连插2－3次；有时还出好多血。在这段时间内，我被连续体罚十多天，打骂成了家常便饭。凡是进这个门的，都可以打我，我成了她们的靶子，身上无处不被打，浑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眼打肿了，脸打成青紫色，鼻子、嘴都被打出血来。暴徒有时抓住我头发就向墙上、铁架上撞。每天灌食，恶警叫多放点药，想掩盖着什么。在打时，有个协管常提醒：“打身上，不要再打脸了。”她们鞋踢坏了，手打疼了，后来拿来铁器，有一尺多长，在我身上打。还用脚踩我的脚趾头，我多次跟她们讲：“我跟你们无怨无仇，你们这样做是违法行为。”她们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她们说：“你转化了，我们就不打你了。”有一天恶警李云叫来4个协管（史风娟、曾芳、葛红梅、周云山）将写好的“决裂书”，强行抓我的手签字、按手印。她们还到处写下流、肮脏的话，脸上、衣服上、鞋上、被子上、墙上等处都是。有一次，在灌食处，有个恶警当着许多人的面，叫协管多写几张纸条，分别放在我身上不同处，连内裤都放。我阻止，暴徒就用笔尖扎我的手，用针扎我的后背、脖子。我也向李云反映过：“在劳教所里，针是属于违禁品，她们用针扎我。”可她没好气地说：“怪谁，怪你自己。”我的腰也被她们踢伤了，站起来都非常困难。她们用了各种手段折磨我，凡身上长毛的地方都拔，头上还拔成一道宽行。还用脚、手、饭勺伤害下身，用指甲掐乳头。她们丧尽天良，做假材料、假证据。我被非法加期了5个月。
江泽民集团骗人只能骗一时。以上事实说明了谁对谁错；谁好谁坏。现在我时常腰痛、颈痛、心口痛。事实也证明这一点：是谁让我身体好，又是谁伤害了我的身体。难道我讲真话错了吗？劳教所管教的所为是不是流氓行为呢？
以上是我遭迫害的情况，在此警告犯罪管教们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
转载自明慧网 200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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