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木斯大学副教授说真话遭三年冤狱

【圆明网】杨永萍，女，50岁，佳木斯大学化学与药学院副教授。因为修炼大法得以祛除重病。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为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于2002年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关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出狱后被单位非法开除工作，目前生计艰难。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于95年4月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前我与所有常人一样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苦苦的不知疲倦的上下求索，可不到40岁就身患重病，肺切除手术后身体极度虚弱，不能正常操持家务，无法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睡觉时不能自由翻身，走路时不能挺胸昂首，只喘半口气。日日夜夜都生活在病痛的煎熬中。在此迷茫与傍徨之时，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炼功近百日，我对大法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身心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能和正常人一样工作与做家务了。一年后我对大法由感性认识升华到了理性认识，知晓了人生的真谛，默默的从本质上提高自己，是这种伟大而高尚的信仰力量让我的生命焕然一新，充满了活力。

直至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后，我不停地在当地和许多人讲真相，当时讲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吃药不吃药与法轮大法的关系问题， 用现身说法证实炼法轮功能使人真正获得身心健康的道理，等等。

2000年4月下午4时许，大学保卫处的王明和王宇辰来到我家说：“向阳分局找你谈话，马上就去”。于是把我带到佳木斯向阳分局，一位姓于的警察和崔荣利（已遭报死亡）与我谈了几个小时后，于晚上九点多钟将我放回家。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炼不炼法轮功的问题。

2000年6月20日下午4时许，佳木斯大学保卫处王明又到我家，以了解情况为由将我带到了佳木斯向阳公安分局。刘铁军和崔荣利与我谈话后将我非法拘留15天，事后佳木斯大学撤销了我的教研室主任之职并扣发了奖金。

2002年1月28日，我在给合江地区教师培训班上课，在谈到修炼界对“基因”科学的观点时提到了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此事被一名听课学生反映到曲凤玉（时任副院长）那里。事后在2002年3月，佳木斯大学勒令停止我讲课。

2002年4月11日晚上8点多钟，佳木斯大学保卫处的一名年轻人带领佳市向阳公安分局的郑宝信、魏伟、夏景怀四人（便装）一同闯入我家，非法搜查后要将我带走，我不上警车，告诉他们信仰无罪，光天化日之下不要这样无理。他们说：“送你回家”。边说边连拥带推的将我弄上车。车上我继续和他们讲理争辩时，郑宝信说： “你现在只要说一句不炼法轮功了，咱们马上掉转车头回家。”我当时说：“你们怎么象哄小孩一样呢？有这么无理的吗？” 他说：“你这么说！那好，走吧！”就这样我被送入了佳木斯看守所，被行政拘留15天（有王姓局长的拘留票据）。参与此次迫害和暗中协助的还有佳市向阳分局的万连生、佳木斯大学的王明和韩志凌等人。

2002年4月13日，郑宝信、魏巍、到看守所对我非法提审时说：“你说句不炼了咱们马上就去饭店，我请你吃饭后放你回家。”我没动，过一会儿郑又说：“杨老师，你从现在开始是刑事拘留了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不为什么。”同年5月16日，郑宝信、魏巍全副武装，向我宣读所谓的“逮捕令”，并让我签字。我拒签并怒斥了他们。

开庭前，佳市向阳法院给我一张可以请律师的通知单，我要请某律师时，佳市向阳检察院的汤某和张某俩人私下阻止不让律师参与此案。

2002年6月3日，也就是开庭的前一天，向阳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铁民（公诉人），在与我谈话时我曾质问他：“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究竟咋的了？”他说：“你得罪江泽民了。”我说：“得罪江泽民就判有罪，这叫什么罪呀？”他说：“是利用……实施罪。”我说：“也没听说过这个罪名呀！”他说：“这个罪名以后得改成什么反革命罪。”我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搞什么反革命罪，太可笑了。”

2002年6月4日，在佳木斯向阳区法院非法开庭。审判长韩伟新；审判员于学君、张海燕；书记员纪忠。旁听席上还有十几个人（据说是公检法相关人员）。庭审中，韩伟新问我：“李洪志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的老师。”他说： “见过面吗？”我说：“没有。”他说：“这怎么能说是你的老师？”我说：“我学了法轮大法的书，我认定李洪志就是我的老师。”休庭时韩伟新对他人说：“她是大学老师，认李洪志当老师还不判她！”就这样三天后即6月7日，佳市向阳法院以所谓的“利用………实施罪”非法判我三年。同年9月4日将我关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2002年9月4日11时许，我与边凤兰、孙丽彬、董林桂被强行押解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因不认罪被恶警王亚力用杂志往脸上抽了十多下，后又罚蹲至下午6点多。之后我们每人再由两名恶警承包进行强制转化迫害，不服从者继续罚蹲或送小号上刑，全天洗脑、训练。

2003年2月开始强制奴工劳动，定任务，每天至少奴工劳动十四个小时。中共加大迫害，拨款女监开始盖新楼，将犯人弄到车间去吃住。当时我被迫害的那个监区是 200多人住在一个200多平的车间里，每人只有一尺宽的床位和一块能站住脚的地方吃饭。睡觉时是脸挨脸、脸挨脚。当时正是“非典”高传染期。每天早上5 点起床，5点30分出工奴役劳动，除了有限的十几分钟吃饭外，一般都是晚上10点多钟收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十几个大法弟子开始罢工，绝食抗议。我同当时的大队长杨华谈判时说：“在这种恶劣的非人居住的环境下，你们作为监区的领导不应再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了，犯人也是人啊，再者我们法轮功学员不是犯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的。”她恼羞成怒将我送入小号关禁闭、戴背铐、钉地环，进行新的迫害。

同一年里我们又进行了两次罢工、绝食抗议行动，恶警就对我们进行罚蹲。十二月份将我们拉出去冷冻，不让我穿棉衣，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多钟，一直是一动不动的站在雪地里冻着，有同修还被按在雪堆上趴着，有的同修手都冻黑了，有的冻起了泡，肿了、烂了，还有的冻晕倒了等等。我被冻得脑子木了，想背法都想不起来了。如果站不住活动的恶警就让犯人打你。晚上回到监舍后继续罚坐小板凳至后半夜2点多钟。不服从的就送“小号”上刑或暴打。深夜罚坐时，困了闭上眼睛她们就用小细棍捅你眼皮或鼻孔，不让你睡着。

还有将我们拉出去从早8点到下午4点多一直不停的跑步，停下来就打你，不让去厕所。当有上层领导人物来监狱检查时，就把我们藏在仓库里，怕喊冤。若有人喊冤时，上层领导也不予理睬，等领导人物走后，马上让犯人把喊冤的法轮功学员带到办公室暴打一顿。

由于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当时我的孩子还不满十七周岁，在这突如其来的恐怖之下，在漫长的三年没有母爱的呵护下，孩子患上了严重的肾病，后发展为尿毒症，至今已透析两年之久了，仅仅是维持生命而已。

2005年4月我出狱后，佳木斯大学开除我的工作，我与校长、人事处长、610主任、纪检委书记、化学与药学院书记等作了近百次的讲真相，说道理的工作，最后同意我在校史馆做临时的保洁工作，每月七百元工资，入不敷出，生活举步维艰。目前我正在申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