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第一件。我的叔公文革时在东北某市教育局当科长，为人老实，工作肯干，因为出身地主，更是事事处处唯唯诺诺，对上面的指示不敢有任何想法。一日，上边命令他带领“红卫兵”去砸孔庙。他心里知道这事不好，可是没有勇气说不，让他害怕的事太多了。他硬着头皮去了，完成了任务，除了当时良心上的一丝负疚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
平静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他的脸开始抽搐，头抬不起来，继而右手、右腿不听使唤，去医院检查，诊断为震颤麻痹。叔公从此以药为伴，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与疾病的抗争。我结婚后见到他时，他已经由半身麻痹转为全身麻痹，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整天低着头，颤抖着身子，生活不能自理，谁看了都替他痛苦。他就这样痛苦地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在我认识他的十年中，没见他抬起过头，没听他说过一句完整清楚的话，更没见他笑过。
每次见到他，我都想问问他：为了那短暂的安逸，遭受这样的折磨，值得吗？不后悔吗？可我不忍心让他伤心，他那痛苦的表情和不断的呻吟足以说明他的悔恨。对他来讲，往事不堪回首，谁能说这不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虽然表面上看好像有开脱自己的理由：不是我要干的，是上边让我干的，我也没办法呀。可是天理无情，谁做谁当。所谓“不知者不受其害”，正是搞政治的邪恶之人用来害人的伎俩，多少无辜的人被这种愚见所害而不自知，可悲可叹啊！
天神惩罚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的是“现世现报”，有的是在后来的什么时候，有的也许反映到家人身上。我要讲的第二件事就是这样。
我小学的数学老师姓江，音乐老师姓孟，孟老师的妻子姓张，也在我们学校教数学。江老师、张老师、孟老师和我妈妈都是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文革中搞政治运动，江老师、张老师平时很要好，又都是地主出身，同病相怜，来往密切，无话不说。
一日，张老师和丈夫吵架，小两口顶到气头上，有些失去理智，孟老师抓起茶杯摔在地上，张老师心疼，一股火上来：你摔，我也摔。伸手去抓茶壶，不想一下子把桌上的毛主席像（陶瓷的）刮掉地上，摔了个粉碎。事后在一次谈话中，张老师无意间把这事告诉了江老师。
学校开始大批斗，区里下达任务，要揪出几个“走资派”、“反革命”。领导找江老师谈话，因为她业务突出，有“资产阶级”嫌疑。江老师害怕挨批斗，那真是太可怕了。已经和家庭决裂了，领导还是不放过她，因为“上边压力太大了”。她哭哇，也不行。领导诱导说：“你有其他立功表现也行。”她猛然想起张老师说的主席像的事，为了解脱自己，“不得已”把这事告诉了领导。
于是张老师、孟老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当时张老师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也被赶出家门，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和农民一起干最脏最重的活。不久张老师早产，生下一男孩儿，取名孟歌。后又生一女孩儿，取名孟蕊。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受的苦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张老师得到平反。孟歌孟蕊后来双双考取北师大，张老师一家也去了北京。
江老师因为“立功”免遭批判的厄运，却失去了最知心的朋友和往日的欢笑。更令她苦恼的是，她生了两个儿子，都是先天性痴呆。伺候两个白痴儿子成了她后半生摆脱不掉的负担和烦恼。
不知江老师是否意识到她出卖朋友与后代不幸两件事情的关系，但我听旁人提到她的时候总是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对中国大陆的人来说，搞政治的年月人人生活都有压力，当这压力和人的良心、善良本性相抵触的时候，是为了眼前利益出卖良知，还是维护真理正义，这的确是关系到自己未来命运、甚至子孙后代命运的大问题，任何借口和托词都不能逃脱天理。谁做谁当，无人可以替代。明白因果，实在是为了自己生命负责所必需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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