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学员之间的配合

【圆明网】中西方学员在在办晚会上如何配合也是很具挑战性的。通常西方学员，至少我自己吧，常常对社会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包括对社会的形式等。一方面可能是件很好的事，但另一方面，在人的层面上，我们有时很可能被社会的形式和规矩限制住，不能清醒的意识到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可以为我们救度众生所用。

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确讲到：“中国的学员都有一个感受，觉的西方社会里做什么事情都是按部就班的，有些事还得预约，等啊等啊时间很长。可是迫害情况很急，反迫害是没有时间这样慢条斯理的。学员觉的这样做不行，所以很多中国的学员就采取自己的办法，直接见面，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做，一定要把真相讲到位的精神，把事情办成的态度。当然有些西方学员觉的受不了，习惯于那种的生活方式。”

我有时确实很受不了中国学员的方式。但是，从正面看的话，我意识到他们做事的方式也有它的可取之处，譬如直接见面把事情办成。

举个例子：我和几个学员一起想让汽车商赞助我们的晚会。有个学员给很多的车行打了电话，但没有任何回馈。我们决定亲自上门去拜访一些车行。我们到了一个车行，到服务台说明我们想见负责做广告的人。接待的女士很吃惊，告诉我们必须事先电话预约。当我们解释我们曾经试图预约时，这个女士瞟了我们一眼，嘴里喃喃道：“骗人吧……。”她的反应，对我来说，是冲着我执著于常人社会按部就班方式来的。但是我和同行的学员心里很明白：我们是来救度众生的，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法而存在的。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预约，车行对赞助我们的晚会很感兴趣。从那以后，这成了我和媒体、赞助商等等打交道的方式。我用这种登门拜访的方式和许多选派新闻的编辑们建立了个人关系，几乎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报道了晚会。

当然，中国学员和西方学员双方都各有优缺点。中国学员必须学会对西方学员有耐心。西方学员必须学会忍耐中国学员。有时候，我们几位西方学员只看到中国学员的不足之处，对他们的一些言谈举止横加指责。很快我们意识到，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实际是被我们自身还没修掉的魔性操控下，按旧势力的想法而做的。也就是说，给中西方学员间制造间隔，让相互间很难协调。

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只要是我们有的执著，就会表现出来，目地是为了修掉它。同修间的冲突和执著的暴露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件让我们能从中提高的好事。关键是我们相互原谅对方，明白一个人的执著不是他本人。执著就象笼罩我们的乌云一样。我认为这也是否定旧势力安排的一部份，既然我们身上带的不好的东西——执著，都是在旧宇宙中的产物，只有同化真善忍的部份属于新宇宙。师父说：“我就看你们好的那一面，我就能度了你们。”（《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同样的，我们同修间能这样才能在一起做证实大法的事。

但是，二零零七年神韵晚会过后，我感受到大家没人原谅我。相反的，我觉的我和大家有点疏远了。我听说在我不在的大组学法交流上，大家纷纷议论和埋怨我。我很想让当地的同修指出我的问题，这样我好改進，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

举个例子，晚会结束后，票务公司应该在一周内将收入退还给我们。许多同修都很焦急的等待拿到他们事先为运作晚会垫的钱，他们中许多人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票务公司结账延迟了。起初，我没想太多。因为我们的账目一直相当复杂，票务公司对我们已是相当客气了。于是，我每周礼貌的给票务公司打几次电话或者发几个电子邮件，提醒它们快点结账，结果毫无進展。我于是亲自到票务公司拜访，打更多的电话，发更多的电子邮件。我甚至请一个律师代表我们给票务公司写信。但还是没有下落。于是我决定，我需要从更大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向内找。并同其他同修们交流，希望我们这个整体能将问题解决。我给当地的同修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讲述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的执著，希望他人能找出原因，一起将事情解决。但是，让我诧异的是，我收到的唯一回信是对我表示愤怒，指责我修炼状态不好，并说我作为西方学员，做事太受人的限制。有同修甚至说，如果跟票务公司打交道的是个中国学员，问题可能早解决了。

当然，给我回信的同修也是尽力为法着想，尽管方式不太对。但是他们说的话是对的，在这件事上，我用了太多人的方式，而没有修炼人该有的正念。不久后，票务公司给我们准备了一张支票。我感到当地同修不再信赖我，我决定让一个中国学员去取支票。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孤独，我感觉当地没有同修理解我，并且许多同修不喜欢我。有时候我提醒自己：即使世界上所有的同修都不喜欢我，信任我，我还是应该做我该做的事。我总在想，我到底哪错了。

我非常努力的遵循大法，但似乎总是当我提高一点，新的考验又来了。我很认真的学法，但我还是疑惑自己真的像别人说的那么糟糕吗？我担心我是不是修偏了，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感觉好象在一个没有尽头的夜晚，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候，你希望开过一段后，能看到一个路标告诉你你仍在正确的路上。否则的话，就好比在黑夜里前行。有的时候我很绝望，希望能找到某种认可，有人告诉我我做的很好，我不是那么糟糕。有时，我觉的其他学员的修炼道路，至少在我看来，比较轻松。我会疑惑，他们为什么不必经过这个痛苦的过程。但最终我意识到我在向外找了。就象师父在经文《和时间的对话》说的那样：“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我决定不再寻求外在的认可，而像顿悟的大根器之人。“不知道自己有多高的功，不知道自己炼出的功是什么形态”，只是“一味的提高自己的心性”，“一味的往上修”（《转法轮》）。在他心中的法是他开悟前在漫长修炼道路上唯一需要的路标。

当我写这篇稿件的时候（我写的时候是二零零七年秋季，住在华盛顿DC），我听说卡尔加里的同修们对我的负面看法仍然在。在我写稿的前一天晚上，在纽约我碰到卡尔加里另外一个项目协调人。我们有个简单的谈话。她问我在华盛顿DC怎么样？还说，“我觉的你还是不要呆在卡尔加里，很多同修对你意见很大，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心里明白，至少，部份明白。一方面，我还有情，我很担心我个人修炼状态。那个同修一走，我还是不由自主的哭泣。我感到如此的难过，在那个我倾尽心血的，在那个，有多少个夜晚，我跪在师父的像前，祈求能够更好的和当地同修合作；在我费尽心思想为同修们制造一个更好的修炼环境，在那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城市的同修们，不喜欢我。我没有生他们的气，也不想证明他们对我的意见是错的，或者改变他们的想法，我只是对我的表现，以及在救度众生方面做的如此糟糕而非常难过。

另一方面，就象卡尔加里同修没有原谅我一样，我也没有真正的原谅他们，至少当时还没有。

当我看师父对澳大利亚学员的讲法的时候，我意识到了这点。当师父讲到，学员们不应该大声争论，或者相互采用刺激的言语，我想到了过去卡尔加里同修对我所犯的错误。我感到我仍然心里充满怨恨。我还是没有原谅同修。尤其是，我想起了晚会开演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

演出团到来的几天前，我们通知媒体我们将会有一个欢迎仪式。另外一个作媒体的同修让我帮助修改他写的媒体邀请函。我告诉他稿件已经很好了，只需改动几个小地方。

当天晚上一点，我被叫到市中心开一个晚会各小组协调人会议。在会议室，我一坐下，中国同修们就开始对我指指点点，对我大声说话。他们表情很生气。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为何对我如此生气。也许他们觉的因为我做了点订正，媒体邀请函晚发出了几个小时。虽然，欢迎仪式要在几天之后。我很迷惑，因为刚刚在几天前，他们抱怨我媒体邀请函发的太早了，没有受到足够的反馈。我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说我们应该冷静的从法上看这个问题。我说如果我们修炼、配合的好，正神会帮我们的。否则，不管我们媒体邀请做的多么完美，也不会成功的。我的话好象对聋子说的，他们还是对我嚷嚷。我建议他们不要生气，我们应该想想下一步如何做好。但，还是无济于事。这次会上，我感到很灰心，我都不能和他们辩解。我有一念，我们的事情不会成功，因为我们不能放下相互间的矛盾。

但是，到家后，我接到一个同修的电话，他说，我走后，他们背了师父的《论语》，他们都向内找，意识到了他们的错误，他向我道歉。

同修们在这件事上提高了，我们的媒体报道做的非常成功。结果，最后，是我自己仍忿忿不平。更糟糕的是，我发现我心中存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们不珍惜我所做的，明年我就不做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此念一出，我一下震惊了。我发现我做的很多事原来是在证实自己，是想让自己的辛苦被人认可和珍惜。我问自己，你是为其他同修做的，还是为救度众生做呢。当然，我是要为救度众生而做。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每一个我心中放不下他过错和执著的同修表示道歉。对不起，我不该向旧势力提供迫害的借口，或者在同修间制造间隔。对不起，我没有听师父的话，就看你们好的一面。我也希望，你们能放下我的过错。我不再认为那些不好的东西是真正的我，也希望你们也一样这么做。

（二零零八年美国洛杉矶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