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灭亡取决于突发的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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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网】时至退出中共邪党人数超过2千8百万之际,美国《网络文摘》主编徐水良先生接受采访指出,共产党从它一产生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势力。它的性质是一个卖国党,它的行为是杀人屠夫,它的受贿、腐败程度都远远超过纳粹党希特勒和斯大林苏联共产党。徐水良先生把中国社会现状比喻为“超饱和”状态,他认为:这个邪党随时灭亡,它不灭亡,就没有天理了,它的灭亡取决于突发的偶然事件。

(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产党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

人类社会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经济为本

徐水良先生指出,共产党从它一产生就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势力。人类历史向前进,向民主和自由发展,向符合人心的方向发展。可是共产党要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以经济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它以经济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马克思它本身反对异化,可是它恰恰是用经济异化来反对人心和人的其他方面,因此它一开始就是反人类的。

它把经济讲成是决定社会的力量。经济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决定人,是社会决定经济,不是经济决定社会,因此它理论的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反动的理论。发展到列宁主义,搞无产阶级专政,搞专制,消灭一切自由民主。

二十世纪最邪恶的反动逆流

徐水良先生说:如果说二十世纪有什么最邪恶的东西,那就是它产生了巨大反动逆流,一个就是共产主义反动逆流,在共产主义反动逆流之下又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即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反动逆流,这两种逆流实际上是一股逆流,就是社会主义反动逆流。

共产党讲共产社会主义,主张共产制度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主张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两个都是社会主义范畴。共产党是一种非常左的逆流,搞阶级斗争,希特勒还搞种族主义。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共产党在俄国掌权。两个社会主义邪恶国家,一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邪恶的力量,一个是希特勒杀了1千多万犹太人,一个是斯大林杀了2千多万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它是一手瓜分波兰,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像历史上讲的光是希特勒发动的,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联手发动的,瓜分波兰。希特勒入侵波兰,斯大林在旁观火,与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当波兰人在抵抗希特勒时,它从波兰东部入侵波兰,俘虏了波兰军人,杀死了8、9万波兰军人。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杀人魔王

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杀人魔王比起毛泽东还是小巫见大巫,毛迫害死的中国人超过它们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现在一般比较专门的统计认为:毛迫害死中国人8千多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还要多。8千多万是一个大国的概念。8千多万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比起希特勒、斯大林杀人数总合还要多一倍多。希特勒杀死1千多万,斯大林杀死 2千多万,合起来是3千多万。毛泽东杀死8千多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是1千多万,第二次大战死亡人数是5千多万,包括希特勒那1千多万。两次大战死亡人数不过是6千多万,毛泽东就杀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还要多。因此共产党是比起纳粹更加残暴,比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残暴的法西斯。因此,毛泽东在人类历史上比希特勒、斯大林、比纳粹更邪恶的杀人魔王。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贪到这个程度、腐败到这个程度的

徐水良先生说,中国共产党比希特勒的纳粹党、比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也更加邪恶,因为它不仅是杀人多,而且它还腐败。希特勒纳粹只是一个党,到现在没有看到有关纳粹党有什么大型贪污行为,现在共产党拚命讲它经济搞得好,希特勒的纳粹党比共产党经济搞的好,它在全世界大小经济条件下,创造了不少经济奇迹。它靠的是纳粹党的献身精神,都深入到街道上去组织生产。可是现在中共邪党没有一个不腐败、无官不贪,这是在苏联、在希特勒、在蒋介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贪到这个程度、腐败到这个程度的。

还有一点希特勒杀人是杀犹太人,它不搞卖国,它相反要搞侵略;斯大林也要向外侵略;可是中共邪党一产生就是一个汉奸党,就是它听命于苏联,出卖中国的领土,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它都是一个邪党,它的性质是一个卖国党,它的行为是杀人屠夫,而且是比希特勒、斯大林更加凶残的屠夫;它的受贿、腐败程度都远远超过纳粹党希特勒和斯大林苏联共产党。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产党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它能够长期统治下去,它不灭亡,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没有天理了,就不符合历史规律了,它必然要垮台。
问题是在于中共非常专制,它用暴力镇压一切反抗,不允许任何有反抗的组织力量存在。

(二)中国社会的“超凝结”现状

徐水良先生把中国社会称作“超凝结”状态,中国社会“超凝结”状态是什么意思呢,自然科学上讲,比如水蒸气,在一定的压力下就凝结成雨或凝结成水;溶液里面比如放砂糖呀什么呀,它就溶解,到饱和程度他就开始结晶,可是在指数情况下,由于没有结晶、没有有组织的结构,它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临界状态了,它的溶解点、饱和程度远远超过结晶点了,可是它没有结晶,就是超凝结阶段了。超凝结状态造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把任何有组织的结构都破坏掉了、都消灭掉了。如果空气中大气中存在大量的水蒸气,它不会凝结不会结晶成雨点下来,人工降雨就是这个原因,让水蒸气附着在上面,逼迫水点凝固起来,然后下点雨。

中共对反对派的迫害呈几何基数的增加

共产党特别专制,任何社会都往往允许反对派的存在,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共产党把所有的反对派、包括民运,超过3个5个超过10个人,它一定要破坏掉。从统计学来讲,人数越多迫害的可能性成几何基数的增加。共产党就是靠暴力、靠对所有反对派组织的镇压,靠欺骗。

针对有一部份人认为中国经济好起来了,人民生活也比以往不同,因此怀疑‘有退党大潮和中共要灭亡’的说法,徐水良先生指出:中国的百姓自己清楚,外国人包括海外的华侨根本不明白中国的情况,几乎都受污染。其实,当人们认为共产党形势稳定的时候,恰恰是共产党要垮台了;苏联东欧也是这样;当人们认为形势大好时,恰恰是形势非常坏。

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们根本不了解中共那个制度是多么的邪恶、多么的讲假话,多多少少的相信了一些假话的西方人,他们看不懂中国的真实情况;而华人有利益在,还有共产党的收买,像杨振宁,文革把中国搞成那样,他还大唱文革的赞歌;到了海外的华人也是这样。海外华人要发财也要依靠大陆、要作生意要讨好中共;有的人是因为有亲属在大陆、家人在国内,怕得罪了邪党回不去大陆,家人也要受牵连。

专制政府崩溃的决定因素是时机和条件

徐水良先生指出:“中共垮台”完全是可能的。专制政府崩溃时往往是它统治非常牢固时,中国的情况可以讲中共政府有非常多的反对派,有89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规模,人类历史上从来运动的规模它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光北京就几百万、全国上千万人参加了这场运动,在东德、在苏联,没有多少异议人士,包括东欧、苏联、波兰全欧洲都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反对派人数多;从苏联到东欧也没有老百姓这么反对共产党。

大陆的军队十分不稳定。当时中国(民主)的情状发展都比东欧等好的多,好像苏联、东欧比中国还稳定的多,最后先崩溃的是苏联、东欧等国家而不是中国。所以反对派的强弱、有没有组织力量都不是变革因素,决定的因素是时机、条件。

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超凝结状态经常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它的突然变化都是由偶然事件造成的,是以突发事件来解决的。像溶剂里加一点灰等下去,全部就凝结起来,表面看是溶液,其实是超饱和状态,一般人不理解,人们多听到过“饱和”状态,空气中水蒸汽再多也是饱和状态,实际上不是,它是超凝结状态。它溶液中的凝结远远超过饱和状态,比如它的饱和状态是10克,它可能是50克。它的结晶是自然的、无序的、分散状态的结晶。

超凝结状态取决于偶然,用突发事件来解决

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它不是规律的状态,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比如中国的‘6·4’,当时中国的条件好的多了,比苏联的情况不知要好多少;苏联东欧表现上看也稳定的多,当时红场上只有几万人,而‘8·9’天安门广场上几百万人,比苏联的规模不知大多少。中国的军队大的多,都在等赵紫阳下命令,但是赵紫阳没有这样做,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苏联,叶利钦只是俄罗斯共和国的,而不是在苏共的职权,当时没有很高的职位,而赵紫阳在中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拥有最高领导权,一切情况都比苏联好,就是因为领导人态度不同、勇气不同,结果完全不同。

赵紫阳不愿意犯罪,在这一点上我们尊重他,他当时在职没有犯罪,保住了良知、良心,可是他没有为中华民族立功。在某种意义上,赵紫阳没有担当起历史责任来,他是失职,有过。我说很多东西取决于偶然因素,如果苏联是赵紫阳,中国是叶利钦,那中国就胜了,苏联就败了。一个统帅不敢打仗,这个军队还能胜吗,不可能胜。所以很多情况取决于偶然因素,人类历史上的革命很多是有组织的,也有很多是没有组织起来的,比如俄国二月革命的开始是居民抢粮,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政党来领导,结果二月革命成功。东欧革命没有组织领导,除了波兰,许多情况是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所以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组织有没有领导,它是超凝结状态,取决于偶然,它用突发事件来解决。

中共是一手暴力、一手欺骗,它没有给任何有组织的力量、任何有组织的结构存在的条件,那么中国的无序、突变和不稳定状态,任何人无法决定。

在谈到,目前年岁稍大些的人,尤其是在海内海外都居住过的人,能够对中共有个正确认识,选择退出中共;而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共的歪理中长大,在欺骗中长大,他们怎么能顺应这个潮流,认清中共谎言选择退出中共的问题时,徐水良先生认为,中共的腐败专制是透过社会的方方面面表露出来的,人们是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年岁大的人通过比较能认清中共的本质,年轻人他们没有包袱,一旦认清中共的邪恶是会自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徐水良先生说:问题是中共为了自己的私利,毁坏的人类的文化、人类的道德,将来的道德重建是非常艰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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