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经济究竟是怎样起飞的
大家知道，中外共产党政权在历史上实行的都是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目标是取消资本主义的商品货币，代之以物物交换。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苏联连续实行三个5年计划，取得了满意的成果，举世瞩目。中国常以苏联的经历自豪，说那是制度决定，预料“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义无反顾，全盘照搬苏联的建设经验安排自己的经济生活。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国民经济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濒于崩溃的基础上发展的, 显得效果很好。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就不行了，统购，统销，大跃进，总路线，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政治干扰，把经济搞得疮痍满目，惨不忍睹。特别是对人民创痛钜深的共产主义穷过渡，好端端的一个1958年大丰收，硬是把它造成一个特大饥荒年，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而今，饿死者不复记忆了，熬过来的人何堪回首？最近二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来之于改革开放，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改革开放为何物，不正是改革了那些不合时宜的共产主义经济因素吗？在共产主义极左路线盛行时期，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种一点儿菜，留一棵树，都是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后来，一些胆大的地方领导人为解人民于倒悬，顶着中央的压力在一些地区推行了“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重新出现了农贸市场。一中央领导受农村改革的启发，制定了全面改革的方案，才得有今天。他提出黑猫、白猫的理论与共产主义极左路线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相抗衡。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命题与顽固僵化的“两个凡是”相抗衡，于是中国人民真的觉醒了。压抑了多少年的积极性象火山岩浆一样一旦喷发出来势不可挡。一句话，中国的经济起飞来之于执政的共产党放松了捆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一些共产党人常常自诩说：“改革开放落实了党的政策”如何如何，那么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上推行的究竟是谁的政策。正确的说法是“改革开放落实了党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政策。”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共产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相形见绌了，苏联比美国，东德比西德，北韩比南韩，大陆比台湾，贫富差距显而易见。经济竞赛败下阵来，共产主义制度优越的神话便不攻自破了。于是乎，从东德开始，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一变色，连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也不免解体，接着是亚洲的蒙古结束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巧妙安排，容忍了资本主义，采用了资本主义，中国的经济免于崩溃，中共的政权免于变色，历史告诉我们，是资本主义医活了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中国的共产党政权。
（二） 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
现在，中国经济真的发展了。通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加入W.T.O，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真正成员了。什么都要动“真格”了，而中国的情况显然不适应这种挑战。
当今的中国，处处都是政治干预经济，行政干涉企业，官僚干涉社会。大大小小的官密密麻麻布满社会各阶层，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使人民不能自由呼吸。这些当官的大都贪婪、自私、腐败、无能。他们最拿手的一招，就是使用一种类似吸盘的伎俩附于人身拼命吸取，人民称他们为蛀虫。国营大、中、小企业让他们蛀空、蛀倒很多，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走投无路，就连路边的小商小贩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谁要是不对税务，工商、公安不时孝敬孝敬，就会失掉在中国的生存权。在官权泛滥的中国社会，特权、垄断决定一切，没有平等的竞争机制，人力、资源不能合理调配、使用。一方面是物资短缺，一方面是大量浪费，遵纪守法者往往寸步难行；违法乱纪、飞扬跋扈的往往通行无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官官相护，官商勾结，官匪结帮，小官拉拢大官，大官包庇小官，黑社会依附官势横行霸道，无所不为，集体走私，集体贪污有恃无恐，愈打愈烈。伪劣商品充斥市场，真假难辨；人际之间坑蒙拐骗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全社会笼罩在一个“骗”字里，全无诚信可言。本来物质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是人类最基本的朴素的生活，竟被蛀虫们腐蚀，搅乱到这种地步，怎不令人忧虑！有人还赞扬中国的经济“一枝独秀”呢，岂不知中国的统计报表、会计报表根本不足为信，数字可以任意扩大、缩小，可以无中生有。社会信任的注册会计师在业务上做手脚司空见惯，银行呆帐、坏账、假账世界闻名。中国最近出现了股市危机毫不为怪。试想，国家通过重组，重估国企资产，做做数学游戏，推到股市上出售，资产就增值了，国企就“脱困”了。想没想到受害的是谁？
这样虚空、脆弱的经济，黑暗、落后的社会在加入W.T.O.后，如何经得住自由贸易的冲击，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国内外有识之士所见略同。这一点当政者并不官僚，不断传出的政治改革的风声就是明证。然而改革什么呢？我们知道，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得之于政治上的松绑，中国把执行了多年的人整人，窝里斗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改为以经济建设为纲了。这次继续改革，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是松绑，继续松绑，放弃共产国家历来的统治手段-专政政治，代之以现代各国通用的民主政治。“民主”一词中国的当政者畏之如虎，但这是社会发展必经之路，避免不了的。试想在中国，如果民告官真有保障，如果舆论监督真能实现，象厦门、沈阳那样的特大走私案、贪污案怎能发生？中央杀一儆百的决心是很大，但效果如何？权力产生腐化，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化。处于绝对无权的中国人民大众只能予取予夺，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党政干部就可为所欲为了。“党管党”看似好看，实则不过加强党权而已，相形之下，人民更加无权了。如此反贪、肃贪，贪污腐化根治无望已成定论。
1999年4月，中国总理访美时，有人问他：“你现在感觉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干部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在中国，不管中央有什么好政策，一到下面就走样了，人民俗称之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的官僚体制是一切歪风邪气滋生的温床，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三）中国的领导人有无扩展瓶颈的勇气
官僚体制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显而易见，它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派生出来的，在改革开放之初打碎了当时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之上，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义无反顾地推行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蓬勃发展。二十年来创造了可观的成绩，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实在太茁壮了。但正因为它太茁壮了，发展太快了，当初“摸着石头过河”时保留的那个“四个坚持”的政治框框就显得碍手碍脚了，不再适用了。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社会的经济基础了。当此时也，如不适时改革，生产就不能发展了，社会就不能稳定了。假如当今的中国当政者真的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人类先进的文化，则当务之急是扩展经济发展的新瓶颈，彻底抛弃官僚体制。也就是说，必须义无反顾地忍痛割爱实行了半个世纪的“人整人的专政政治”而虚心接纳不太熟悉的“民主政治”，不如此而奢谈什么政治改革不过掩耳盗铃而已。
综上所述，结论简单明了，即真正的改革，意味着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权，哪怕是一定程度! 这一点能做到吗？实在不容乐观。邪恶之首江泽民恋权恋到不可理解的程度。就以对法轮功的镇压而论，简直荒唐到了极点。法轮功从1992年到1999年在中国大陆弘传已有七年之久，多次得到政府的支持、褒奖，经常得到社会的赞誉，各级党政干部多人表扬，一般党员学炼比比皆是。其强身健体、净化社会的作用尽人皆知，正如有些老干部评论的那样：“法轮功于国家，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为什么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呢？无他，端在一个“权”字！江的逻辑是人多势众，有压倒共产党之虞；太好了，能够与党争夺群众，二者合在一起，就会威胁共产党(他的)政权，这种想法真令人啼笑皆非。全世界有四、五十个国家有法轮功活动，读的一样的经书，炼的一样的功法，未见有哪国政府担心丢权的。相反，对法轮功的褒奖已达700次之多。一群手无寸铁的修炼人目的是通过做好人而得道、圆满，要那个政权干什麽？这样的政权不是太脆弱了吗？江泽民岂非患了政治上的神经官能症？然而他却为了这种荒唐的逻辑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丑陋与残暴：为了对付这一群假想的“夺权”者，他不惜动用外交机构造谣诬蔑，栽赃陷害自己的人民；不惜耗费巨资收买流氓捣乱；不惜承担“国家恐怖主义”的罪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权”之为物，对于他是不能或减的，要想叫他让出一点岂非与虎谋皮？
（四）大家都来关心中国的经济
中国大地素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古是人类繁衍的大片乐土，直到现在，也以其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吸引着大量的国际资金。这片土地上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对世界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幸的是，当今中国执政者缺乏深化改革的魄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人心变异造成的社会黑暗加剧了政治腐败，直接阻碍着深化改革。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道德不能回升，人心不能归正，一切都是无望的。当政者似乎也懂得这一点，不是要树立什么道德规范吗？可惜那只是说给别人听的。每日每时整个官僚体系都在重复做着一些缺德、损德的事，上行下效，如何能树立起社会新风呢？其实能够在当前中国恢复传统道德挽回人心的，莫过于“真、善、忍”的精神原则，不幸的是，邪恶之首江泽民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不同，他不能容许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存在，口口声声要“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按照“真善忍”精神做好人的百姓。江和他的追随者不畏天、不畏民，不畏世界舆论，一意孤行，不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吗？大家要想在中国这块沃土上取得什么，就应该考虑贡献什么。要培养这块沃土，为它创造经济繁荣的条件而不是渴泽而鱼的话，就应该首先从中国的道德回升上着眼，制止江泽民的国家恐怖主义，制止他对法轮功的继续迫害上着眼。这看起来，确实不能满足急功近利者的胃口，但王道无近功，却是最最扎实可靠的途径。真能做到这一点，便是做到“见利而不忘义”使自己富而有德而财源恒茂。
（转载自正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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