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我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晚七点半左右，我正在亲戚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饭，突然有人敲门。一开门闯入七，八个男人，为首的出示了北京公安局的证件，说是要盘查外来人口，看到我就盘问我，并马上确认哪些是我的行李。让我跟他们走一趟，说要谈一些问题。我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为什么要带我走，要问什么在这儿问好了。”他们要强行带我走，为了不连累家人，我起身去穿外衣，准备跟他们走。这时为首的那个中年男警察手指着我，厉声说:“不许你打电话，不许你打电话。”我愣了一下明白了：警察很心虚呀。
他们强行把我带到楼下一辆黑色轿车里，一男一女两个便衣看着我。在车里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那个为首的中年男警察才上了我坐的这辆车。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段时间他们分别审讯了我的亲戚，搜查了我所有行李，并查看了亲戚家的所有房间，包括地下室。车子开动了，在行驶中，我注意到先后依次并入四辆同样的黑色轿车。五辆车“浩浩荡荡”地开到一个没有任何标志和招牌的小楼前，里面的房间也只有房间号，没有任何牌子，后来我注意到可能是位于西城区。他们把我所有的行李也带过来了，再次搜查了我的所有行李，没收了我带的所有法轮功真相资料，并扣押了我的护照和有关证件，又要给我照相，说是工作程序，我坚决拒绝，我不是犯人，为什么要照这种相？！他们没有再照。之后他们开始对我进行了约六个小时的非法审讯（从晚上十一点到次日凌晨五点），对我的家人及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确认，此次回国的目的，带真相资料的目的，我在国外参加过什么法轮功的活动等等，一一进行盘问。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家乡安全厅的五个人押我到我父母家，说是不影响我过年。我到家后，家人注意到我家门前安排了监视的人。春节期间又对我进行了四次审问。他们主要想了解我带真相资料回来要交给谁，和谁联系，是否受什么人指使，我在国外的活动，国外法轮功的活动等等。我讲了我就是回来过年和家人团聚，出于让国内亲友了解法轮功真相的目的，带这些资料回国，没有任何人派我回来，我也不负有什么使命，只是个人的愿望和个人行为。问到国外法轮功及我个人参加的一些大型活动，我说这些我们全部都是公开的，明慧网都有报道，我给他们讲我为什么要参加，不象他们想的那样所谓“搞政治”，而是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被无端打压迫害，自己炼法轮功身心受益，愿意站出来讲个公道话。我说我们法轮功没有组织，不反对政府，也不投靠什么国外反华势力。
我本来是回来和家人过年的，结果大过年的几次被叫去审问，家人天天担惊受怕，精神压力很大。审问中他们常常提到携带法轮功真相资料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我无法接受。人们通过炼法轮功身体健康，努力做好人，社会道德回升，结果国家不但不提倡，反而制定法律来惩罚好人，动用专政手段来残酷迫害好人，在所有的传媒上造谣诬蔑诋毁法轮功，严密封锁真实的消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这么怕人们知道真相？为什么就容不得人们信真善忍？为什么无视宪法关于公民拥有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在被非法审问期间，一个警察透露，他们十几天前就开始为我的事忙上了。那时我在国外刚刚通过电话订机票，并与家人联系，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在窃听我家的电话了。他们对此并不否认。从订机票开始，我和家人、朋友的联系，直到启程，已经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了。通过在审问中他们问的一些问题和所要确认的情况，我确信在我到北京后我亲戚家的电话肯定也是昼夜被窃听了。我抵京后和亲戚朋友的通话，国外功友的问安电话等等全部在听，我的一切活动也全部被人跟踪监视。北京和我家乡参与我这件事的警方人员我估计有三十多人，有直接抓捕、审讯的、开车的、窃听的、门外蹲坑的等等，好一顿忙活。一帮人兴师动众，如临大敌，国家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却是为了对付一个修真善忍做好人的柔弱女子，把我当成了“危险的敌人”对待，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记起来警察在讯问我时，拿着一迭资料一边看一边问我，对我在什么法会上发过言，去过什么地方等等都有记录，他们不无得意地说：“我们早就注意你了”，我却感到悲哀：我仅仅是一个普通法轮功学员，就“荣幸”地受到这么多的“关注”，那海内外那么多学员，国家得投入多少啊。这真是放着大案要案不抓，专拣好人抓了。有的警察说，我们还是尊重人权的，我们也没有迫害你。我愕然了，我对他说，“你觉得对一个公民进行跟踪监视，窃听电话，这是尊重人权？象我这样被抓捕、审问，都是正常要履行的手续吗?” 别人家都在欢天喜地过年，而我却因修炼法轮功想让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审问，修心向善，告诉人们真相都成了罪过。父母眼巴巴地盼儿归，却是看到自己的女儿被警察押解回家，这难道是“优待”？
当审讯结束后，我感觉就象做了一场噩梦。这就是慌称人权最好时期的江泽民独裁政府给我的“尊重”与“礼遇”。
* * *
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