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
我于2001年7月19日去北京和平请愿，和我同行的还有一位20岁的同修小苗。
7月20日下午四时整，我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打出横幅“停止迫害法轮大法！”旋即被广场上的便衣抓捕，塞进预先停在广场的车里（因7月20日是个敏感的日子，故当日广场停有14-15辆大小车准备抓人）。在车里我们被警察羞辱，一个警察用手持的东西打掉我的帽子。
在天安门派出所，一个牙齿凸起的警察殴打了我和我的同伴。我被刮耳光，而小苗承受得更多。我被打得眼冒金星，有一会儿失去了意识，等我明白过来时，只听到”啪”啪”声，是小苗在给我挡着呢。那警察总是打他，还专门把他叫到另一房打，只听到闷拳重击声。他回来后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笑，是怕我难过，但他全身上下都是灰……那天所有男性学员都遭重殴。
现在小苗已不知下落。
当日有十位大法弟子被抓，他们大部是北方人，都被”分流”到各县。我和一大妈被分到北京市通州分局，一小时内大妈就被投入拘留，而我被留滞盘查。两天后他们骗我说出姓名，就把我遣送回杭州，我以为会象他们承诺的那样放了我，可当晚，我被送入杭州市老东越看守所。
二、在杭州
杭州的天堂伞质量好，是中国最大的名牌伞，然而，每把伞每一针背后都淌着这些在看守所被关押的人的血汗和泪水。关进的人不管你有没有确定有罪，先编个工号！我进去头一个礼拜每天被逼跪在厕所背《监规》，由于暴徒恶意的刁难，哪怕错一个字都招致殴打。
住宿
整个看守所很臭，二三十人被关在一间房，便池就在房里，有半个隔断。先来的和混得好的睡在隆板上，另一半人则睡在水泥地上，室内又热又臭，囚犯们多数只穿内衣，甚至一丝不挂的都有。
在这里我遇见了另一位深受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甘。
第二天，我被从五室调到了六室。真正的折磨开始了。
奴役
老东越流传两句话“人命不值钱，伞比命重要”、“管理（警察）什么都不认，只承认伞”。
每个监室有个“老大”，直接由主子撑腰，她们的住务是管好生产。于是，她们对在押人员进行恶毒的体罚和任何羞辱。只要把伞做多做好，什么办法都可以使。管教干部则睁只眼闭只眼。
看守所里的搜身连裤子拉链扣和胸罩里的钢丝托都得取掉，可是监室里却有针有线有绳子有剪刀什么都有，有的在押人员（非法轮功学员）受不了劳役晚上在放风场上吊死亡的，我关的六室亦有一个吞剪刀的，吞了剪刀还被全室人打得半死，因为此事要罚整个监室两个月不准写信、接见、买东西。
从早到晚拼命做伞，根本没空上厕所，中午吃饭得把很烫的饭菜一口气吞下去，为了使刚来的“新兵”拼命做伞，就狠打！我开始只能半天做一把，挨了很多打。后来才做出十几把，然而我们平均每天得做三、四十把伞，最多要达到六、七十把，八十把伞！没两三个月特训根本做不出四十把伞来，每天发疯一般地做伞，时间一到就要来收伞，于是又要打骂了，晒太阳、跪筐、跪帽盖，最残酷的是跪帽盖（伞头上的塑料帽盖，状若木螺丝，后来改成了铁制的），跪得骨头都出来了，商标则印在膝盖上数月不退；而跪筐则体液渗出，变成很大的一个个水泡……晚上，则在昏暗灯光下钉珠珠，做“连伞”（剪刀被收走）困了就把牙膏糊在脸上醒醒嗑睡…“老大”王有珍随时都可能找岔施刑，她看不得我们高兴，我们如果稍露笑容就会被她整得很惨。她们在放风场暴打折磨我，另一些人则在监室里偷偷哭泣。
我把这些刑罚告诉了我的城办及管教，姓李的女警看了我的伤口并询问我，可是，情况非但没有改变，而且就在当晚，我更被群殴。
供水供饭
杭州看守所为了“节约”，水是每天限时供应的，大约在下午四、五点和半夜。“快手”做完伞便赶紧就着短暂的供水洗澡，而我则要立即打扫劳动现场，小便都来不及解，等收拾完毕也就开饭了，又不许解手，于是就这样从早上憋到中午又从中午憋到晚上…吃的是很少的，没有油水，早上喝点薄粥，喝生水，饿得真的是牙膏都想要挤出来吃！
三、在九江
九江瑞昌马家垅劳教所更是邪恶，教那些吸毒人来“管”法轮功学员，那些人很多都是社会上的人渣，每天“包挟人员”要汇报“工作”，其实就是把尽情地把发泄私愤打小报告的本事合法化了，劳教所的气氖是非常邪恶压抑的，那里的精神折磨常人无法想象又无从描述，看电视，学习，以及软硬兼施的辱骂和欺哄，把好人当成精神不正常，家属探望必须先骂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等等。
暴徒还给一位四、五十岁的妇女杨东芝戴铐，就是站立把双手双脚分开，分别挂在两张高低床的上铺和床脚，人呈大字形站着，吩咐挂铐的是宰科长（音译）以及一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女干部（姓罗）。值班的吸毒者不忍心，悄悄把床移近点被她发现，她立即吩咐把床距拉到最大。目睹的吸毒犯说：“东芝姨按年龄足以当她妈了，一辈子也没做过坏事，就练个功，被活活挂了三天两夜没有吃饭没合眼，（姓罗的）她真狠心哪。”
转载自明慧网 2002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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