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 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等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
1．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1）人人见面有戒心
中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等着傻瓜自投罗网。
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戒心不是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
（1）习惯性的戒心是党文化造成的后果
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
中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
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
如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讲了一个“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
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此时我们就像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斗争和谎言还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党文化建立过程的深层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毁了传统信仰，否定了传统文化，灌输斗争哲学，宣传马恩列斯毛伟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运动破灭后，带给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创伤。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们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传承
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现在也好像没有跟以前一样讲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造成人们习惯性戒心的社会机制仍然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中，人们仍然可以随时看到“清醒认识”、“严密防范”、“高度戒备”、“严厉打击”、“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时时激发人们的斗争心态。
现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经历的政治运动的教训，谆谆教导年轻一代随时警惕小心，让这种戒心思维代代“承传”着。朋友之间也往往会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让防备的记忆时时更新，戒心效应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被放大。
中共所灌输的互相检举、揭发打小报告的告密文化，到现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们从上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被鼓励从告密行为中获得好处。大学里为了入党和分配好工作，学生们用告密的方式向辅导员“要求进步”，搞好关系。工作单位里在私下骂领导最凶的却往往是领导安插来让手下放松警惕、敞开心扉说实话的探子。
中共的党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管。从报章杂志到互联网，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控制、操纵着社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下。中共对六四的镇压、对上访人士的抓捕、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信仰团体的迫害，说明中共的阶级斗争思想仍然无时不在地运作着。尤其是对法轮功镇压中采用的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全民动员、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与文革有什么两样呢？
中共权力系统谎言和腐败的示范效应，大大加剧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而这种全社会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们使用戒心思维。这种人人互相戒备的党文化深深渗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反映在思维和行为上，就是时时防范着别人，时时揣测着别人的“居心”，时时担心被别人“利用”。一位华人经理几年前到中国考察，回来后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人们没有信用和道德，对于任何人而言，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执行。”这样的社会状态，对这个国家来说会是好事吗？
一个习惯形成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外力强加的不自愿阶段，第二是不断强化而形成条件反射的自觉阶段，第三是充分内化的本能式习惯性反应阶段。中国人的整体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强行灌输和煽动的，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种被强化，到今天，人们的戒心已经充分本能化、自动化，不需要监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性思维状态了。
（3）戒心生恶果
人人见面有戒心的党文化思维使中国人活得极其沉重。戒心可能会使人得到暂时的自保甚至好处，但是长远来看，本来可以坦诚相处、相互信任、过得轻轻松松的生活就变得高度戒备、提心吊胆、事事防备。人人见面有戒心造成人人为近敌，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依靠。长此以往，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生活中难以享受信任和轻松带来的快乐，精神病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比例大大增高。据精神病学专家估算，中国目前至少有一亿人患有各类精神障碍疾病。
在战场上保持警觉是正常的，但在日常中时刻情绪紧绷，防卫别人，这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人人见面有戒心”的情况并不存在于正常社会。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鼓励言而有信的品德，人与人之间无须相互琢磨，不用费劲去打听别人的德行，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做人要轻松得多，每个人都可以从中享受很大的好处。
戒心思维也使中国人之间合作难、矛盾多。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戒心成本恐怕难以计算。
戒心让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当然也就不会相信中共体制外的一切，连事情本来的面目也不相信了。当中共扭曲掩盖的事实真相被揭露与还原时，人们会持怀疑、不相信的态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共的造假宣传、操控和欺骗民意得逞。
戒备心理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也构成了障碍。中共煽动的戒心和仇外心理，不仅使别国难以产生信任感，也无法使自己真正走入世界舞台。带着这样一种有色眼镜，把别人都看成“反华势力”，如何去正确解读别人的信息，如何与世界各国合作呢？
人们可能觉得，我不防备别人，不自我保护，别人不把我当傻子欺负吗？的确，谁愿意甘当第一个放弃戒心的人呢？有人用踮脚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踮着脚尖看戏，都很累，如果大家一起放下脚尖来，都会变得轻松而且能更好地看戏。可是，谁也不相信谁，我放下脚尖了，别人不放，就我看不到，这不亏大了吗？
从党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人见面有戒心”的状态就是党文化造成的。只有解体中共，才能清除造成戒心的大环境。人们免于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和迫害之后，才能有信仰自由，才能逐渐恢复仁义礼智信等等中国传统观念。这样自然就会有人愿意选择放下脚尖，他们善待他人、诚实守信的行为又能带动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从而回归正常社会状态。
2）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2001年，中国大陆一位语言学家在年轻人中做过一个流行语调查，在前十名流行语中，“恶心”、“白痴”、“变态”等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词语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
争斗性的语言不仅存在于青少年亚文化当中。如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弥漫着这种语言。比如，文化衫上写“别惹我，烦着呢”；歌词鼓动“该出手时就出手”；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几万球迷在足球场上有节奏地齐声高骂：“傻×”；“你有病啊？！”“你吃错药了？！”“你大脑进水了？！”之类的话更是到处都可以听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亲身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谈论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打击别人，把别人不好的地方挑出来讲，把事情搞黄。话中含刺，语言尖锐刻薄，富有攻击性，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而是先争一口气，对别人的不同观点有时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对一通才觉得过瘾。这种在语言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斗的意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在公共场所购票，在那排着队，可能不知哪个时候突然上来一些插队的人。如果你说，“请你排一下队”。很可能别人会狠狠瞪你一眼，冷不丁来一句：“关你屁事！神经病！”在大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别人，刚想要道歉，一句高分贝的话已经过来了：“没长眼睛啊？”看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旁边的人有时不但不解劝，反倒火上浇油：“跟他干!”朋友之间开玩笑都会说：“待会搞死你！”
家长教育孩子，语言更是生冷不忌，夹枪带棒。“早就告诉你，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现在好了吧，作业写不完，看老师明天不收拾你！”“你看看人家×××，每次都比你强。”“哭！就知道哭！哭也没人帮你！”“让你不听话，等你考完试咱们算总帐！”“你等着，看我不揍你！”“小兔崽子，治不了别人我还治不了你！”
台湾朋友发现，中国大陆人说话，往往习惯于用反问句，而且语气很冲。“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会看哪？！”“没看我正忙着吗？！”“谁说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早干什么去了？！”“哪有你这样的？！”这种说话方式带有强烈的火药味和责备别人的意味，暗示对方“笨”、“不正常”，并且因为使用了反诘句而语气更强。
争斗性的语言普及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一些大众文艺形式都以语言攻讦为重要内容。近年来流行的很多小品的主要内容就是男女演员的互相攻击、挤兑，侃爷、贫嘴成为小说、电影、电视剧里受青睐的角色，很多作家把尖刻当成深刻，网络论坛更是刻毒语言的天下。农民、穷人、残疾人、相貌丑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等等，都成为人们攻击挖苦的对象。
在这种比赛刻薄的社会气氛下，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超级女声”评委对年轻的女选手说出这样的话：“跑调了！你真不知道你跑调了吗？”“你连基本的音乐素质都不具备！”“把民歌都给糟蹋了。”“你唱歌和你说话一样做作。”“好好学习，前途无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条。”“别吓着后面的选手了。”“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歌是偶尔不跑调！”“花钱学声乐在你有些浪费。”“你年纪不大，却好像怨妇一样！”这种话直接打击人的自尊心，对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却堂而皇之地在电视上对几亿观众播出，而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对此津津乐道。
中国人的这种争斗意识不光表现在争斗性的语言上。在一般的语言里，也充斥着斗的意识。人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以建设性的态度、从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基点出发正面立论，而是反面立论，这不对、那不行，反正别人没有自己聪明，就算本人对该怎么做一样没谱儿，也要表现自己的“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显得比别人强。
老一辈中国人受到党文化的长期浸泡，年轻人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大家都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话的，并不觉得这么说话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其实，中国古人讲究温文尔雅的礼教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信奉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处事态度，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与今天的人大相迳庭。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语言和行为受宗教、道德、法律和职业伦理的强有力的约束，争斗性的语言被限制在法庭、候选人辩论等有限的场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话谦恭礼让，整个社会处在很和顺的状态。全民人人语言中都带有斗的意识，而且是强烈的斗的意识，这种现象是中共党文化的独特产物。
（1）语言中争斗意识的成因
与“人人见面有戒心”一样，“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也是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的产物。在中共眼里，暴力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格。中共的斗争哲学，通过教科书、影视作品、文艺节目、歌曲、小人书等等，潜移默化地进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决定的，如果思想中被灌输的都是暴力、仇恨的东西，人的语言和行动所反映出来的也必然是暴力和仇恨。所以，中国人语言中的争斗意识，是中共的暴力哲学、暴力文化和暴力实践在中国人内心形成的本能反应。在近几十年的生活和教育中，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中，人们受到了太多斗争的熏陶，其后遗症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处处充斥着暴力语言。在中共的媒体上，人们最常看到是“批判”、“斗争”、“打倒”、“砸烂”、“横扫”、“牛鬼蛇神”等等攻击性极强的语言。这种暴力语言在报纸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中尤为多见。譬如什么“斩断×××的魔爪”,“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决没有好下场”，“油炸、火烧、剥皮抽筋”,“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那种充满暴力、威胁、恫吓、火药味的词汇。这种暴力语言充分适应了专权者恫吓大众、制造恐惧、培养顺民的需要，充斥媒体、文件、教科书、文艺作品，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方式。
在中共发动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人们争斗的恶习被充分调动起来。那些最恶毒、最不择手段攻击别人、诬蔑陷害别人的人，最善于给他人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在背后泼脏水的人，经常得到领导和“组织”的重用，飞黄腾达；而那些被诬蔑、被攻击而却无法辩解的人则往往结局悲惨。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挨整的境地，人们努力打造自己的语言本领，让自己变得伶牙俐齿，随时可以迅速反击别人。到了今天，无理争三分，谁嗓门大就是本事，已经成了人们潜意识的本能反应。
语言中的争斗意识反映了党文化中人的深刻不安全感。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人们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别人不使坏心，也不用时刻提防别人，心里笃定踏实，更不用在语言上跟别人争斗。而党文化造成了人时刻担心自己挨欺负、吃亏，因此要通过在实际上或者言语上胜过别人来给自己赢得安全感。中共宣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势者只能处在食物链的低端被别的动物捕食，而处于食物链高端的强者才最有安全感。这种思想将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变成斗争关系，在斗争中是否获胜成为人自我评估安全感的重要指标。于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把说得过别人当作自己反应敏捷，聪明才智胜过对方的表现，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别人强，过后心里沾沾自喜。
（2）斗的意识一脉相承
或许很多人以为斗争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系统有稳定性的特点。形成了的话语系统会通过年轻一代的语言习得而成为他们的话语习惯。换句话说，小孩学说话的过程，就是学习一种话语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过程。家长、老师和全社会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斗争心态，会以另外一种变体在年轻一代身上呈现出来。现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斗富比阔、瞧不起穷人、嫉妒心强，都是一种争斗心的表现。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历史中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可以把争斗语言大致分成如下几类：
恃强凌弱型：
例一：“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1966年）
例二：“我是公务员，打他又怎样，打伤了给他十万，打死了给他二十万。”（2004年重庆万州发生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事件，起因是一个自称“公务员”的人殴打一个不小心用扁担碰到他妻子的民工。这句话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导火索。）
例三：“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2005年底何祚庥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中国矿难频发的问题时说的话。）
其他例子包括“把台湾炸为焦土”等等。这类话反映了典型的恃强凌弱心态。
妒火中烧型：
例如：“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这句话反映了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心态：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无产者”才能浑水摸鱼，一夜暴富。）
更多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多新鲜哪？！”（毫不新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别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绩，只相当于过年改善生活，稀松平常，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没什么好显摆的”，“其实我比你更行”。）
针锋相对型：
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跟丫死磕！”“跟我斗？没你好果子吃！”等等。
自贬贬人型（恶者反守为攻）：
使用这种话语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说得一钱不值，然而开始放手打击对方，而不担心对方反击。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在于，说话者占据了道德至低点，反而相当于占据了话语权的制高点。
例如，有人用普世的道德准则来批评中共时，中共往往辩解说，“在阶级社会中，道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人权、宗教信仰、新闻自由都是‘虚伪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然都是虚伪的，那就别怪中共所谓‘社会主义道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为共产党统治服务了。”
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等。
损人不利己型：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之后，产生了一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病态心理。
例一：“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毛泽东）
例二：“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 ’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一块死。”（迟浩田《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
又如“我不好过也让你好过不了”，“我死也不让你活着”等。
破罐子破摔型：
这种争斗性语言体现了一种极不理性的、跟自己过不去的心态。说这种话的人被一种“盲目地斗”的意识支配，不管坚持的是什么，也不管坚持的东西多么荒谬、错误、没有意义，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表现出一种极不理性、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
例一：“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泽东）
更多例子：“我就这样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等等。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随着共产党统治策略的变化，人们的言谈话语方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其中“斗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强调的是，坦白直率的语言中不一定含有斗的意识，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意的语言乍一听也可能是不入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说话时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还是存心找茬、拆台、挑衅、有意无意打击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3）争斗语言的恶果
争斗语言伤人心。中国谚语说“话能开心锁”，可是充满了斗的意识的语言可以给人的心灵造成严重伤害，开启了人际争端，这种语言不但不能打开心锁，反而结下不少难解的心结。2006年北京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教师使用语言暴力是一个普遍现象。72％的被调查初中生表示，老师使用的不文明语言对其造成了心理伤害。在另一项报告里，81.45％的被访小学生认为校园“语言伤害”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语言暴力在一定时候，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暴力。因为语言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会产生矛盾，小小问题可以闹出人命来。2005年，一个北京的警察到山西太原，在红绿灯前和一个太原的警察拌了几句嘴，这个太原的警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找了一些人，将这个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山东济宁市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仅仅因为一个网民的网名不合己意就与对方在网上展开恶骂，后来对方换了一个女孩子的网名与其交谈，套出其正在上网的网吧地址，然后赶到将其一刀砍死。
争斗语言诱导人们用斗争哲学的眼光看待问题。语言是人思维的工具，习惯性的带有斗的意识的语言诱导人们用“斗”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想找刨子做木匠活，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把斧子，于是只好改劈柴了。现在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跟语言中斗的意识关系很大。比如，领导对下属颐指气使，动不动就是“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下属不服管，心里想的是“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随之而来的，就是彼此间的争来斗去。
在政治和外交场合，这种斗的意识反映更为明显，后果也更加恶劣。2003年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的会场外，台湾媒体问：“你听到台湾二千万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需要吗？”中共驻联合国代表沙祖康用不屑的口气说：“早就给拒绝了！”并以傲慢的口气说：“谁理你们！”也是这个沙祖康，在被问及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药物时，毫不掩饰地回答，“他们活该”。
被称为“红卫兵外长”的李肇星回答记者提问时态度蛮横无礼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问起邓小平的身体状况，李答：“他身体很好。”记者又问：“邓小平是在家还是在医院拥有这样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是会知道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的。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记者的提问并不刁钻，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风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长斗的意识根深蒂固，随时都要表现出来。再如，邓小平说，“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说，“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斗争、暴力、镇压的习惯性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
争斗性的话语习惯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讨问题，讨论时使人一味追求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没有从善如流的听德，更没有知错就改的雅量。
争斗性的说话方式一旦开始，必然不断恶化，就像人常吃味道重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会越来越重。强烈的语言用久了，人们会觉得不够劲儿，必然去寻找、制造更富刺激性的语言。在这种环境中日复一日，人们必然变得更为麻木。
（4）清除斗的意识，纯净我们的语言
一个真诚、善良、宽容、自信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更不会非要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放狠话、讲歪理，千方百计在语言上挤兑别人，让对方尴尬难堪，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争斗语言的背后，是中共斗争哲学造成的一种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态和畸形人格。
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人们对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夫妻相处时相敬如宾，教育儿童时循循善诱；讲道理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了也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的后面，是平和自信、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
清除语言中斗的意识，仅靠语言上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党文化的斗争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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