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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最开始的两卦即点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态度，君子顺天道而行才能自强不息，以柔顺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载万物。对人则讲诚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对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对孩子的爱护推广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谓“讲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传统观念的根本也就定下来了。
中国人敬天、敬地、敬神、敬祖，并由此形成一套日常生活中的处世之道，代代相传。
而共产党就“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宣言》）。它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是其从中国人的生活中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骤。
中共建政伊始，就系统的通过“社会发展史”教育向全民洗脑，把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列强侵略的原因统统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落后”、“愚昧”，把传统社会描绘成 “腐朽、没落”的“旧社会”，把传统观念中的信仰部分标为“愚昧和迷信”，把其中的道德部分标为“吃人的礼教”。这样，利用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理和自强的愿望，中共在全社会发动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打着所谓“移风易俗”的口号，杜绝一切与传统信仰相关的民间活动；同时中共还把传统观念批为替“封建统治者”麻醉人民的政治工具，“使他们安于被剥削的生活”，把传统社会秩序批判成压迫百姓的“封建宗族制度”，是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呼应的，把根除传统文化的运动上升到政治高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监督”、“检举”、“揭发”民间仍然保持传统观念的言语和行为，达到彻底根除的目的。
在此试举数例被中共批判的传统观念。
1） 批判对天的敬畏
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对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没有明确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爷”。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虽然无形无象，但却无所不知、无处不在。
当王朝末世或者社会普遍道德堕落的时候，天就会降下灾难，之前也会有警告，即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帝王登基后，要行祭天之礼；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坛祭天，这都体现出对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国的法则，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语，天闻如雷”；兵法、建筑、乐器等都体现着天的规则，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对“天”，传统观念中从来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产党才对“天”斗争。
对天的敬畏维护了人的道德，“人命关天”的观念维护了对生命的珍视，“天人合一”的观念则有效的保护了自然。这些都是共产党杀人和毁坏环境的障碍，而中共却需要依靠杀人来让人在恐惧中臣服于它，需要“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激起人们对它的崇拜，和破坏自然的决心。
毛泽东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本来是贬义的“无法无天”变成了褒义的勇敢，并鼓动人参与到“无法无天”的政治斗争和环境破坏中。
2） 批判命运与善恶报应
中国人从对“天”的敬畏中派生出“天命”观，以及“善恶有报”。
“认命”是中国常说的一句话，被中共解释为面对困境的消极与无可奈何。事实上，“认命”的真正意义是“尽人事而听天命”或“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却仍然在54岁时辞去鲁国大司寇的职位，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里并无消极避世的含义。
在个人的生活中，“认命”的思想并不否认个人的奋斗，仅仅是对人生中不可抗力的解释。更进一步说，传统观念中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前半生、乃至数世行善或行恶所承受的善报或恶报。因此“命运”也常常与“善恶有报”、“福报”、“恶报”联系起来。
《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观念让人努力行善，为自己今后的生活，乃至子孙后代积累功德。“善恶有报”也基于“头上三尺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如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等观念。
相信命运与报应，让人能够努力行善，看淡欲望，顺天而行，不会为逞一时之快而不计后果。这种思想更让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对朝代更替来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不断留下对后代历史大事的预言，其准确程度令人十分惊奇和赞叹。这种“奉天承运”的天命观也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来源。
中共将“命运”与“报应”批判为“封建迷信”，并禁演宣传这类题材的戏剧。其依据为无法证实的“进化论”及“历史唯物主义”假说。中共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一个人恐惧于报应，是绝对不敢一直跟着中共行恶的。
3） 批判柔顺与忍让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 《易经》以“坤”卦来描述大地。大地有“柔顺”之德。这种柔顺并非无原则地逆来顺受，而是顺应天道而行。
“柔顺”中含“忍让”之德，“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典故流传了两千多年，这都反映出中国人对“忍”的推崇。
中共则鼓吹斗争，“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协商与对话，而是靠暴力和镇压，并将敢于报复描述为勇敢。
苏东坡曾经说过，受了侮辱后就立刻拔剑而起与别人打起来，这是匹夫，根本谈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临侵犯时，总是镇定不惊。而且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愤怒。这是因为他的胸怀博大，修养深厚，志向高远。
“忍”在传统文化中是自持、宽容、不记他人之过，但绝不是懦弱和无原则的退让。
中共主张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表现。这非常符合其“斗争”精神。这种思路让社会上的人冤冤相报，人人为敌，这也是造成今天人际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看到干为刚、坤为柔，刚柔相济，万物咸亨，由是领悟和谐之道。传统观念中非常重视“和”。皇宫三大殿，分别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反映出对和谐、和睦的推崇。
中共的发言人现在也常常把“对话”、“协商”、“合作”等等挂在嘴边，这种谎言是镇压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汉源事件、陕北油田事件以及对上访人士、失地农民、拆迁户、下岗工人的残酷镇压，实则为斗争精神的延续，利用屠杀营造“伪和谐社会”。而在另一方面，由于斗争已经成为中共赖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寻求对话与和解，中共自身就会解体。
4） 批判传统社会秩序
中国人从天尊地卑的自然状态，以及《易经》中“乾坤”与“阴阳”的对应扩展出一套家庭和社会伦理，再从这套伦理中派生出社会秩序。
“尊卑”是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统文化，“卑”不一定是坏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为水总是“处下”。“处下”的一方是被爱护和保护的一方，处上的一方则是付出的一方。男为强，女为弱；男为刚，女为柔；但刚强不一定意味着好事，道家有“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柔弱胜刚强”的说法。
中共一直打乱秩序，谎称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社会不存在中共意义上的平等。
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国家、企业、社团或家庭，总要有人负责任去协调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计划，有人具体执行，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也是每个人的智力、体力等综合因素决定的。而中共将其极端化了，将其描述成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所以中共要打乱一切尊卑和秩序，这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这种所谓的“解放”实为制造“混乱”。
举例来说，倡导男女平等的人也无可否认，在遇到灾祸、疫病、饥荒、战争的时候，妇女儿童都是首先要保护的对象。如果倡导男女平等，似乎妇女应该和男子受到同样的对待，这显然是不对的。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候，妇女和儿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们的丈夫也必须以一个男子汉的担当和轮船一起沉没。无人对此决定持有异议，这反映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无男女的绝对平等。
推广到社会生活中，一个企业或者国家需要有决策者，决策者的决议需要执行者去执行；一支军队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各级军官和士兵负责执行命令；如果从社会职能来看，确实存在“尊卑”的问题，但 “尊卑”并不必然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间的“仁”和“忠”的美德来维系。
推广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传统的伦理自然承载起一个和谐有序的家庭和社会。
而“平等”从根本上来说，是佛法中的“众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无亲”，是儒家的“有教无类”，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绝非结果的平等。
中共对于“平等”的歪曲宣传导致了社会的极度失序和混乱；对于“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释实则为对妇女的迫害，强迫她们去做力不胜任或者不适合妇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书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即为本应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装卸工等， “紧握杀猪刀，能顶半边天”成了歌颂的对象。
中共治下的社会同时也是极其不平等的社会。由于中共垄断了一切资源，虽然它号称人民公仆，实际上人民都被当作奴隶，无论是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官民毫无平等可言。
5） 以财产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据
翻开中国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纪》中记载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对这些德行的认可和尊敬。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传数千年，并从汉地流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德和学识是使人获得声望和地位的来源。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一个人的人品成为选官的重要指标。汉代的时候实行察举制，荐举标准为：“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另外还要具有“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的美德。至魏晋，官府实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为选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开科取士，对于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样是应试者能够写出好文章并由此登上仕途的先决条件。
到了中共建政时，德高望重的乡绅、行会首领和知识份子反而成了镇压和打击的对象，而一个人的出身是否“根红苗正”才是获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考量。每个人的道德本来取决于其个人的思想行为，而到了中共那里，道德成为一个阶级的群体性标志。“谁受穷谁光荣，谁致富谁狗熊”，贫穷代表了天然的正确和正义，代表了受压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坚决最彻底。
一个人的贫穷和富贵本来是不定的，也可能因为勤奋肯干和抓住机遇而致富，也可能会因为挥霍而败家。也可能某人田连阡陌，但数年后却讨饭为生。而中共实行“一刀切”，以它夺取政权的那一刻来划分阶级。
对于富贵的仇视，导致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贫穷做为傲视他人的资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时，只需称此人是地主或者资本家，余下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富贵代表了“剥削”，代表了“镇压”，代表了“罪恶”。
几十年后，共产党自己颠倒乾坤，号召大家去发家致富。今天的人们不再以富贵为罪恶，转而以贫穷为可耻。此时评判一个人的好与坏、成功与否也和道德脱钩，而以人的富裕程度来衡量，谁有钱谁就有本事，哪管这钱是偷来、抢来、骗来、贪污受贿来的、出卖肉体来的或者出卖灵魂来的。“笑贫不笑娼”的结果是让大家更加不择手段地捞取财富，之后便沉迷声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认同中共的统治。
6） 宣扬粗鄙的党文化
中共治下的许多人以文雅为耻，以粗鄙为荣。
中华民族向来被称为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讲文明，重礼仪，人与人见面拱手作揖，文质彬彬。但中共却号召人们“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养一身革命虫”。“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才是最革命。知识份子讲礼貌，中共则宣传“大老粗”。在文明与野蛮之间，中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野蛮。
今天的中国人，不讲礼貌，随地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不管有钱没钱，都要说几句粗话、讲几个黄段子。出国以后，许多中国人在禁烟区吸烟；在宗教场所嬉戏游玩，不尊重当地民俗；在飞机、宾馆、车船等地高声接打电话；在大庭广众之下脱去鞋袜、挽起裤腿；穿着睡衣出家门；排队加塞儿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国家的旅游场所，当地人都特意在厕所里贴上中文的“便后冲水”的提示。这都是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来的恶果。
7） 其他受到批判的观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将思想批判转变成人身攻击。然后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歪理邪说将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骂倒。而对于思想者的人身攻击，也仅仅是非常简单地扣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帽子而已。
中共通过诋毁孔子，随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义礼智信”、“克己复礼”、“温良恭俭让”等。许多人在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内涵，而是高分贝的广播、铺天盖地的大帽子、大字报，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惨下场，从而出于恐惧而自觉与这些思想“划清界限”。
儒家讲“仁”，就是要关怀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仁”的批判导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和稀泥”、滑头、左右逢源、两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须臾离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义，变成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原则的犬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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