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9月4日，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的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邀到访瑞典。上午，瑞典多党的国会议员联名在首都斯坎迪克-赛格尔旅馆（Scandic Segels Platz）的会议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来自挪威的法轮功学员戴英应邀在新闻发布会上作了发言。以下是戴英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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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所遭受的酷刑迫害
我叫戴英，今年48岁，来自挪威(住在bodø)，感谢这次会议让给我讲述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我丈夫和我于1999年9月29日遭到深圳610警察的非法绑架，关押在福田区看守所。从此，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先后被关押达5年之久。
在福田看守所，我们被强迫从早上7点到晚12点，每天做17个小时的劳役，包括周六和周日，用手工缝制皮鞋。我看到很多人的手指都变形弯曲。我们做的鞋都出口到欧美。
2001年3月8日,我被转送到韶关广东省女子监狱。一天晚上，约10点，林干事和三个犯人把我拖到一个地下室。三个犯人将我按倒在地上，压住我不让我动，林干事拿着电警棍开始电击我，在我的太阳穴、人中穴、颈椎的中枢神经、多处电击。达30-40分钟。我发出惨烈的叫声,我的脑袋被电的象裂开一样，浑身疼痛难忍。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眼睛看东西就象在云雾里一样，啥也看不清。我的左眼被他们电瞎了，右眼视力也只能达0.1。
2003年2月27日，我又被非法强制我劳教两年，被关押在三水广东省女子劳教所一区第三大队。在那里我又遭受种种迫害，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一一讲述，我今天只向大家讲述一件亲身经历：
2004年5月的一天，我们法轮功学员，约160人左右，被集中关在一个大会堂，由佛山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检查身体和打针。他们不告诉我们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当时我问孙大队长：“为什么只给法轮功学员作体检和打针，而不给那些吸毒、卖淫和偷盗的犯人做呢？”她回答我说：“她们想打都不给打,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心。”这时上来几个狱警，押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强制打针。打完针后，这位学员当场就晕倒了。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大家都抵制不打。最后，狱警只给一部分学员注射了药物。
几天后，狱警变换了手法，化整为零把法轮功学员，几个几个的带到劳教所医务室，仍由佛山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来体检、抽血、心电图、照X光等。门外有一辆印有佛山市人民医院豪华大巴车，上面安满了高级的设备。我先后在医务室和豪华大巴车被强行体检。
医生给我做心电图时，好象发现什么，详细的问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我说：我被迫害三年，遭受酷刑，心脏经常间歇。在做身体检查时医生还特意在我的腰部(肾部位)又压又敲，还问我：痛不痛？最后全部法轮功学员都被他们抽血体检了。但是不炼法轮功的犯人都没有体检。
我们都不愿做体检，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但有一点我们知道，那就是他们决不会应为关心我们给我们体检。 在劳教所通常犯人都很少体罚，除非他逃跑或犯了什么狱规，可对我们法轮功学员他们每天换者法儿的酷刑，受不完的罪。这次体检他们抽了好多血，我问了为什么抽这么多血。医生说要作详细检查。
事后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单单我们法轮功学员要作这么详细的体检。我想起来我是和20多个犯人一起送到劳教所的。当时还有一个法轮功学员。通常进劳教所要作一个简单的体检。有重病的劳教所不受。所有的人都做了，单单我俩法轮功学员不给做。我高血压不该收的。为此我还绝食一星期，才给我粗粗的检查了血压。 说我血压高，答应放我，我才开始吃饭。后来也没放我。现在突然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要作这么详细的体检，我当时真想不明白。
体检后，我发现有些学员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狱警说：“如果你们不放弃法轮功，也会把你们转移到别处去。”那些被转走的学员，我再也没有听到她们的消息。
由于长期的被关押迫害，我的血压高达250，心脏间歇，且经常晕倒。体检后不久我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了出来。
从劳教所出来后，我与丈夫逃到了泰国。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我们终于逃脱了中共魔党的迫害，我们来到了挪威。在此我呼吁一切善良正义的人们、正义的政府和组织共同努力制止这场迫害！
2006年9月4日
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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