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2000年11月我去一位同修家串门，不料佳木斯市友谊路派出所包片民警钟强也在，在场还有一位男同修。钟强见到我，让我进屋。当时我想进去给他讲讲真相，别让他再干坏事。可钟强不听劝说，反而打电话通知永红公安分局，调来几个男警察，进门不由分说到处乱翻，抢走了大法书、录像带、放像机和师父像等等。又说三人以上就是聚会，全都抓走。
其实我与那位男同修是偶然碰面，另外两位同修是夫妻，而却硬是以聚会为名，把我和那位男同修加上女同修的丈夫强行带到友谊路派出所。将我们三人分别看管。在房间里我清晰的听到隔壁传出咣咣的打人声，声嘶力竭的叫骂声。当我再次见到两位同修，一位手被反铐着，带去抄家。另一位则被踢打的满身泥土，脸上留下被皮鞋踩过的脚印。不是身临其境，真的难以想象这些警察邪恶的程度。
我们从晚上7点多一直被折腾到下半夜2点，在我们拒绝签字，不履行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送到佳木斯看守所非法关押，后经一位同修全力营救，被绑架了6天的我才得以脱离魔窟。
回家后，包片民警钟强不断的骚扰使我被迫流离失所。友谊路派出所多次派人到我家强迫我母亲说出我的去向，都被我母亲严词拒绝。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他们又找到我妹妹家，连日半夜三更蹲坑，企图再次抓捕我进行迫害。他们把我家的电话送到市安全局实施监控。一次家人给单位领导打电话，问需要复印几份材料，安全局误以为我要印大法资料，荒唐的追踪到某区政府，弄的区政府有关领导啼笑皆非。家人一气之下扯断了电话线。
2002年12月我去发真相资料，被三个不明真相的农民绑架到郊区长青派出所。郊区公安分局李万义等人强迫我放弃法轮大法。强迫我出卖同修，被我全盘拒绝。李万义气的大喊：“你看着，我一定要因为你进来两个到三个人，我叫你七年打底”（判刑）。最后他们觉的在我身上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就把我送到佳市看守所。在看守所被迫害了一个月零三天，又被无辜劳教三年。我和同行的另外9名同修到劳教所的第一天，站在走廊被女警察张晓丹破口大骂，骂够了让我们脱的一丝不挂进行搜身。发现谁有经文上去就是一顿毒打。然后强制我们转化、写五书、与法轮功决裂。我不写、不转化、不决裂。就给我用刑。张晓丹、刘亚东用大背铐把我铐在铁床沿上，不知道是肌肉，还是筋被活生生的拉长，使本不能铐在一起的双腕紧紧的铐在了一起，疼的生不如死。在以后的迫害中，因为我不放弃大法，不写五书，撕毁诽谤我师父的标语，又被中队长洪伟以及男恶警王铁军等大背铐两次，同时用高压电棍电，拳打脚踢，拽头发等等。酷刑大背铐致使我的右臂拉伤一年多才恢复正常，而我的左臂伤的特别重，晚间疼的不能睡觉不能翻身，全靠旁边的同修帮忙。
在我手肿痛，手腕手背血迹斑斑的情况下还要被强迫劳动，就因为我说：我的手伤的很重能不能少干点活，被队长蒋佳男一顿辱骂。
2003年我们被体罚坐小板凳长达半年，而且这种折磨迫害以后又有过多次。我们吃的是牙碜的黑馒头，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馒头才逐渐好一些。一日三餐白水煮，少许白菜、萝卜汤，没有一滴油。每当检查团来检查工作时，食堂就给做一顿大米粥，做点菜。检查团一走又恢复原样。这足以说明劳教所在玩弄手段克扣伙食费。
在我们身体严重不支的情况下，还要被奴役超体力劳动，完不成任务加班加点。
我们不仅肉体上承受迫害，精神上也不能幸免，几天搜一次身，发现经文轻则打骂，重则加刑期。从车间回到宿舍经常是眼前一片狼藉。衣物生活用品到处都是分明是被洗劫过了，名义上是安全检查，实质是在搜查经文，欲加迫害。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每次家属接见我们，必须让家属骂人，骂我们师父、骂大法。不骂不许接见。如果说劳教所是教人做好人的地方，那么强迫他人意识，教人学骂人这是什么行为？站在我们修炼者的角度看是在促使人对大法犯罪，是在害众生，由此可见，劳教所这一行为真是邪恶至极。
在劳教所没有道理可讲，打骂如同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就连解教也要被强行签什么所谓的帮教协议，叫你承认主动转化等等，违背事实的谎言。不签警察拽着你的手强签或他们代签。再不行就拳打脚踢，大法弟子孙雪莲不愿违心签字被几个男警察打的两腿黑紫疼痛不已。
我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三年中，我的亲人为我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上的损失。我的母亲因牵挂我导致成病，几次去医院抢救。
而我所遭受的一切迫害，就是因为我要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听起来都可笑。然而这却是铁的事实。
其实我们的世界是好人越多越好，哪有怕好人多的道理呢？可是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发生了如此“闹剧”，专门迫害好人，真是千古绝事！
不管怎么样，我们大法弟子慈悲为怀，还是希望那些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的警察们能够立即回头，停止迫害，为自己、为家人的生命负责，善待大法弟子，积一点功德，给自己留一线生的希望。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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