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那么，恶党何以能如此屠杀国民而不引起大规模的反抗呢？
我们看看《CambridgeAdvancedLeaner’sDictionary》关于“Country”的解释：an area of land that has its own government,army,etc，有自己的政府、军队的一片土地。这里对政府的组织形式、军队的归属都没有明确阐述。在现实中，那些发达国家如美国等，大都实行“三权分立”的管理体制，也就是立法、司法、行政彼此独立、互相制约。其实，所谓政体无非是一种国家管理体制，只有恶党为了给自己的非法造理论，才把它解释为政体。要知道我们过去叫国号，什么“贞观元年”、“康熙九年”，根本没有国家这个词，“国家”是个舶来品，取自于“country”，马氏邪说对“country（国家）”的解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统治的暴力机器；在这里，马氏邪灵和中共恶党把军队、警察、监狱等定义为自己的暴力工具，从而不仅为自己准备了对全国国民进行暴力屠杀的基本理论，而且给全民族注射了精神毒素，恶党把被屠杀者指成“敌人”、“属于对立的阶级”，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进行“正义的”屠杀，让中共恶党镇压屠杀国民时，他们的同类不仅不能看到恶党的邪恶和残酷，反而让他们认为恶党的屠杀有理，认为国家机器就是镇压用的，对“阶级敌人”不能仁慈，从而带着欣赏的心情去杀人场做一个麻木的看客，在为民众也包括这些看客争取自由、正义及其他正当权利的斗士的头颅滚落时，发一声狂喊和喝彩，感谢恶党给他们上演的人世间肮脏的一幕。而且，对“敌人”的指认自然是当权者的事，那么理所应当也顺理成章，刘少奇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六四”爱国学生成了夺权的“反革命暴乱”，讲与中共恶党的“假恶斗”理论相反的“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更是中共造谣的对象，自然也就有充分的所谓“理由”进行镇压。这就是共产恶党对民众实行“镇压有理、屠杀无罪”的麻醉剂和精神鸦片。
这就是共产恶党的第三大法宝“政治上镇压”。掠夺、欺骗、镇压，再掠夺、再欺骗、再镇压，共产恶党就这样一步一步向国民推销着它们的“革命”。
第二章传统文化和马氏邪说
那么，很多人会提出这个问题，共产恶党人从来就是流氓吗？如果他们是流氓，国民何以能接受他们？而如果他们本来就不是，他们何以会堕落成流氓呢？
从1840年到1919年，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异族统治，列强入侵，国民的苦难无不深深的煎熬着知识份子的良心，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落后？中国到底要向何处去？
一般说来，就算大多数的处事原则是“趋利避害、趋吉避凶”，当面对邪恶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敢说不的，传统儒家文化薰陶出来的中国人更信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么，共产恶党如何胁迫传统的“士”阶层就范并为其所用助纣为虐的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讲一讲共产恶党建立的依据：马克思主义邪说。马氏邪说指出，由于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人失去生产资料，于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成为资本家，失去的生产资料的人被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所雇佣从而成为雇佣工人，这样产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贪婪无耻、唯利是图，无产阶级高尚纯洁、大公无私。马氏邪说还说：人的自然性（比如说人性）是可变的，而社会性（比如说阶级性）才是永恒的，所以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也是永恒的，它们要靠暴力斗争消灭阶级和剥削，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这样，马氏不仅舌巧如簧的帮穷人们找到了贫穷的所谓原因，而且信誓旦旦的向人们宣讲它所谓的脱贫办法——暴力斗争（打砸抢）。马氏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更是深深吸引了在苦痛中挣扎的国人，于是人们天真的相信，暴力打倒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可以使自己脱贫，还可以催生他们向往的理想社会。马氏邪说就像曼陀罗的毒汁，悄无声音却牢牢地麻醉了许多知识份子和民众的心智。
那么，马氏邪说是如何具体起作用的呢？首先说说荒谬的阶级学说。不错，一部分人的确占有生产资料，另外一部分失去生产资料的人一般只能被雇佣，除农民外，形成这样两个主要的集团。应该说，划分人群的办法很多，比如按性别，男人和女人；按区域，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如果按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客观上的确存在着这样两个团体，那么真的如马氏说的，这样的两个团体具有着公私对立的特性吗？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大公无私，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吗？单单从逻辑上考虑，这都是那个世纪最荒唐的笑话之一，试想，一个穷困的雇佣工人，按照马氏说法，他是大公无私的。如果一天他有了自己的产业和雇佣工人，那么他就成了资本家，变得唯利是图了。反之，有一个资本家，按马氏说法，当然他是唯利是图的，如果有一天他破了产，成了雇佣工人，那他就大公无私了。大家想想，这不可笑吗？再换一个角度，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的下岗工人，共产恶党鼓励他们自己创业，这不是鼓励他们变得唯利是图吗？事实上，不少下岗工人都希望能有自己的产业，那他们就都是有唯利是图的想法喽，从特性上讲，当然就是自私的，可此时他们还没有生产资料，还没雇佣工人，还应该是大公无私的。有些人今天有产，明天无产，也有人今天无产，明天有产，今天晚上的你要打倒明天早上的你，或者今天晚上的你要被明天早上的你打倒。还有比这更荒唐的谬论吗？所以说，马氏所讲的阶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那么所谓的阶级性当然也不存在，阶级斗争更无从谈起。所以说，穷人里也有好人和坏人，富人里也有好人和坏人，穷、富不是划分好坏人的依据，而区分人好坏与否的只有这个人的品质。
马氏接着提出，要想建立“共产主义”，就必须搞“阶级斗争”，把资产阶级消灭掉，中共恶党更是指扩大成把“封资修”斗掉，“狠斗私字一念”，“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靠斗争实现人心灵的净化和团结。在共产恶党的斗争哲学下，人们变得自私、冷漠、愚昧、犬儒，对丑恶麻木和回避，对善良打击和嘲笑，成了施暴者共产恶魔掌里的受虐狂。2005年的中国有家注册资金200万的公司，不给员工三险一金，每周工作六天，有时周日还要加班，有几位员工对此甚为不满，在办公室公开发表了一下看法。很快公司领导就知道了这件事并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当然，没请这位员工列席，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员工的性格，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态度。于是公司很快作出结论，对于公司各种违法的举动，大家“毫无怨言”。现代中国人，不是学会了撒谎，而是习惯于撒谎以至于自己毫无觉察。这就是共产恶党斗争理论下产生的生存哲学。现在社会，很少见到人行义举，对不平事能仗义执言，因为这是一个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时代。在共产恶党肃反、整风、文革及历次运动中，那些口口声声大公无私的人们出卖正义、出卖良心、出卖亲情仅仅为了讨好上级或者自保。那么，不择手段说谎、出卖良心讨好当权者以获得一杯残羹，这就是它们所说的“大公无私，觉悟极大提高”的人吗？马氏学说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讲到共产恶党的斗争，就不得不说说传统文化。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自汉代就代代承传的主流文化，四书五经是传统文化的经典。这个被共产恶党称为“四旧”之一的文化体系主要讲什么呢，现在我们首先看看四书之一的《论语》，他的第一句话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在我读初中大约86年前后，教参给出的标准答案是这样的：学习（文化知识）并且不断复习，这是让人高兴的。而事实上，对有些甚至为数不少的学生，学习不但不能让他们高兴，反而让他们觉得乏味乃至痛苦，孔子何以观察到学习让他们那么开心呢？从这里可以看到，学和习不仅是两个字，而且有着不同的涵义。那么，学习什么让人那么高兴呢？《大学》给出了明确简练得答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简言之，孔子要大家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再简言之，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比如说，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在父母面前是子女，在子女面前时父母，在妻子面前是丈夫，在兄弟面前是仁兄，在朋友面前是益友，孔子呢就是要大家做好这些角色，做父亲要慈，做儿子要孝，做兄长要友，做弟弟要恭，也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对待事业呢，要“事君，能致其身；”，也就是对工作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子夏“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人没上过学，如果能做到“仁、义、礼、智、信”，具备了人的这些优秀品质，即使他没上过高等学府，没拿到博士、硕士文凭，我也认为他是有学之士。古人管那个具备王德而没有王位的人叫“素王”。纵观历史，中国的素王很多，而有王位而没有王德的人也很多。现在看来，孔子学说的核心是教人做人的，一个人性好的人即使没念过书，也算作学有所成之人。
教人向善，对人要仁，多好的学说呀。在战火纷飞的春秋年代，这无异于漆黑暗夜的一团火炬，在后来的发展中，孔子的学说终于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坚实基础。这样一个学说，何以被共产恶党说成是四旧呢？那就要看看共产恶党说什么。马克思《共产恶党宣言》大意说：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暴力打倒剥削阶级，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然后他们才能幸福的全部都成为有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如前所述，人性的善恶是区分人好坏的标准，而孔子学说是教人向善的，人和人之间要慈、要善、要爱，而马克思要大家“斗争”，在大学课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马氏明确说，人性是人的自然性，这是易变的，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前面所说的阶级性，这才是人的根本属性。有阶级就要有斗争，斗争就要靠暴力，幸福就孕育在斗争的血泊中，那么斗争性就是人的根本属性喽，那么怎么斗争呢？暴力推翻，也就是暴力斗争。这么看来，红军的肃反自我残杀、延安整风自我残杀、文革的自我残杀、六四对学生的血腥屠杀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长期残酷镇压和屠杀就是不可避免的。共产恶党就像疯狗，是疯狗就要乱咬人一样必不可免。而事实上我们看到，人性才是永恒的，第一位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泾渭分明，不可逾越。一个真正的好人有了钱，照样是好人，一个善良的富人失去了钱财，也照样善良。在孔子的学说中叫“贫而有志，富而好礼”。马氏学说还有要一份为二的看问题，不能把问题说绝对了，你说这是善，我说这是不善，是恶，善恶是没有绝对分野的。那好，我们讨论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定义一个长度，比如说一米，那么在宇宙中就必然存在这样一个长度，这个长度和人概念中的一米是绝对相等的，也是一个度量长度一米的永恒不变的标准。为了把这个宇宙中存在的概念中的长度表现出来，英国人制作了国际米原器，认为这个国际米原器的长度就是现实中的一米，也就是概念的一米的现实体现。那么这个米原器能否真实的在现实中再现一米呢？当然不能，科学再发达，技术再先进，这个一米也只能是那个一米概念的接近。而以这个米原器为依据制作各种米尺，做的结果也必然是一米的近似。那么也就是说，尺子度量尺子是无法得出准确结果的，也就是说有两把尺，无法用一把度量出那一把更准确。所以说，概念中的一米是米尺的制作依据，而米尺却不是一米的长度依据，现实中，每一把尺子的一米长度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长度差异，但宇宙中的一米概念长度永远不变。对于人性来讲，人心中的所谓善恶概念就是人自己所理解的观念，就如同现实中的不同，这个善恶的含义是因人而异的，而真正的善恶概念确实不变的。更为可怕的是，人往往把对自己有好处的，给自己带来物质利益的叫做好的，相反有损利益的叫做坏的，加以攻击和挞伐。这样就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党派形成了。党派斗争最常用的武器，就是把自己说成好的，善的，国家的栋梁，把其他的说成不好的，恶的，国家的蛀虫。党派之争往往是利益之争，现实的利益之争也往往体现了党派之争，而国家民族利益实际往往在党派利益之下，而口头上却在其上。如果要把某党派特性说成好的，那么非其党派特性就必然要被说成坏的，就如同国民党把共产恶党军叫“共匪”军或“赤匪”军，共产恶党当叫国民党军“蒋匪军”或“白匪军”。既然党派（集团，阶级）有特性，那么这个特性就必然要被说成永恒的，所以共产恶党说阶级性是永恒的，言下之意，它们是先进阶级，而且它们永远先进。这插一句话，最近不知怎么搞的，它们忽然发现自己的特性有些落后了，要保保鲜才先进，奇怪的是他们不是说它们的阶级先进性是永恒的吗？还要保什么先呢？永恒的东西是保出来的吗？不断变化的东西永恒吗？马氏邪说里是不是又要加一个新名词儿“保鲜”了？这样也就是说，它们必然要把阶级性说成永恒的，反之如果他们说阶级性是第二性的，易变的，那么它们就要反复论证自己的先进性，那多麻烦，哪如说说自己就是先进的，而且永恒先进，这省却多少麻烦。既然
这样，那么它们这个圈外的必然就被说成落后甚至“反动”了，人性自然被认为是第二性，人性说被批判，也自然而然，情理之中了。而事实恰恰相反，人性才是永恒的，阶级和阶级属性根本不存在。阶级和阶级说只是为共产恶党霸占国家、欺骗国民和世界制造理论基础而已。从另一方面讲，一旦一米的概念长度确定，那么宇宙中存在的那个实际相应长度不再变化，而不同的尺子的一米长度却在变化。引申来讲，对于善恶等概念，宇宙中同样存在一个永恒的标准，也就是说这个标准本身是不随实事变化的，是静止的，永恒的，绝对的。而马氏邪说，说变才是绝对的，一切到要变，而且都在变，静止是相对的。其实变化的是实际，而非标准。《道德经》说：道可道，非常道。我们可否粗糙的引伸成，宇宙里有绝对的一米长，但却不是大家手里米尺的一米那么长啊。是否还可以说成，宇宙里有善的绝对的标准，但却不是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善的标准啊。而法轮大法经书里，完整而明确的讲到了善的标准的内涵。宇宙在变，人心里的道德观念在变，社会的道德水准在变，而宇宙的法则、衡量人善恶的标准——“真善忍”（该词引自法轮大法经书），却自亘古至今乃至未来，永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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