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发挥好不同角色的作用（译文）

【圆明网】今年一月，我作为德文大纪元的记者前往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报道欧盟委员会谴责共产独裁集权罪行的决议。一切进展的都很顺利。我十分容易的找到了欧洲议会的办公地点。在进行记者登记的时候我遇到一家南斯拉夫通讯社的通讯员，她带我熟悉记者的规章制度，而我则向她用她可以轻松消化的方式讲述了九评共产党。我们得到两张紧靠在一起的记者座位。我身处欧洲议会中，马上明白了我可以写出第一手的报道、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其他记者面前提问，而且可以无关紧要的跟同事闲聊。最后我还可以在这次会议的前两天跟联合国的特派员谈高智晟律师，跟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政要谈共产主义的罪行。

我特别关心那些很可能会对决议投反对票的人。除了规正他们的想法以外，我还可以借此了解他们的论据和思考方式，这样我自己可以在将来更好的进行解释。

在表决的那天我和我们报纸另一语种的编辑一同走访了一些议员。当我们去意大利代表团的时候，在入口与一位身为左派联盟成员的女士攀谈起来，她马上把我们带到一个左派党和共产党的讨论会上。这个讨论会上的气氛不是很容洽，左派党试图让共产党人马上认识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错误，但这些共产党人正是赞成共产主义才作为代表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无法接受左派党的说法。情况看起来十分复杂，没那么容易控制了，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进行调停，这样那些本来想法正面的人不会又被推到反面意见上去。有趣的是：正是那个来自西欧的所谓的共产党员自己没搞明白，他的想法根本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讨论会之后，我与那位身为编辑的同修简短的交换了意见。但我忘了跟他说，我们在作为法轮功学员和记者这两个不同的角色，做法是不同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位同修不再履行他作为记者的职责，而跑去加入到欧洲议会前发正念的法轮功学员中去了。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他能够呆在记者们那默默的发正念，这样会更好。就象师父说的那样: "...特别是在工作场合或特殊场所，不用立掌做手势效果也一样。只要保持强大的正念，思想集中，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正念>, 李洪志 2002年12月13日)

当我最终又回到记者们中来的时候，看到座位那放着一大叠乱糟糟的关于九评和法轮功的资料。这个情景与我以前跟记者们将真相的方式相违背。在这之前我总是间或用适当的， 用他们容易接受的方式向他们讲一切包括共产党真相在内的可能说的到的一切。他们有时跟我紧挨着坐在一起，他们认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一起共同讨论共产主义，并对此有着个人见解。记者原本是来对某一事件进行报道的，在这带着一大叠信息资料在同行中分发是很少见的事情，这看起来更像来执行什么任务。记者常常从别人那得到一些塞到手里的小条，这些提供小条的人希望记者向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报道，而不一定希望记者自己去写。按照常规，人们会泛泛解释一下。更深层、更全面的信息递上一张传单就够了。因为大家互相之间建立信任的基础。那些包括知名新闻社在内的记者突然间审视起我来，这几天我好不容易小心翼翼建立起来的联系没了，我现在又得从头开始了。

今天当我回头再看这件事时，看见那位同修那颗作为法轮功学员的心。我知道他混淆了作为法轮功学员和作为记者这两种角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适应在正法过程中的新角色。在这个时候如果双方能进行更好的交流也是很有帮助的。对我的修炼起着很大促进作用的是：当我那时跟这位同修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不理解我的解释，而用行动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认为我学法不深，对我表示失望。这无疑令我大受震动，我从新仔细考虑，是他错了还是自己有漏，这让我想的越来越深。

让我把话题重新回到欧洲议会上。我参加了俄罗斯共产党举办的的记者招待会，该党主席也在场。我身边的一位女记者的有关共产主义暴行和这些犯罪的数目等提问，使的那个党主席招架不住。他说，共产党虽然有暴行，但是其他国家如美国也是一样。因此大家在谴责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必须谴责其他国家的，那也的确太多了。既然不能谴责所有的，为什么单单谴责共产主义呢？这个招待会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意识到了那个挡着我并限制我思想的场。当我突破这个场，以记者提问的形式作了澄清了两个事实的时候，记者招待会在几分钟之后却匆匆结束了。那个党主席就我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个可笑的解释，然后准备离场了。记者招待会突然中断，草草收场了。这样简直太过明显的变化，让我理解了师父说的话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突破这个场， 才可以做的到，而常人是做不到的。严格的说，我提的问题跟身旁那位女记者很相似，我只不过是附带的揭了俄罗斯共产党的老底。

在这次交锋中触动我内心的是：我令他的记者招待会匆匆收场，但是他却让人把他自己的报告提纲送到我的座位上来，而他的这番举动却独对我一人。那份提纲上其实只是些宣扬共产主义的话语，但他的这一举动让我感觉到，他似乎用那份提纲同时把希望寄托在我这。这激励我至今深思，自己在大法中承担的巨大责任，我们自己通过好好修炼好来帮助这样的一些人是多么的重要。

对这项决议的辩论就象是一场正邪大战，邪恶一直会运用最卑鄙的伎俩直至战斗结束。但尽管如此，决议被通过了。当我在最后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有意识的提出一个问题时，我似乎通过这开启了一把锁。从决议的递交者似乎涌出了一股清泉，流到记者们这。共产主义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这一点从欧洲议会门前的法轮功学员身上看的最清楚。两年前他们只是在那静静的站着、炼着他们的功法。而今天，他们自信的将退出共产党写在大幅标语上。

我的脑海映出一幅画面，这期间大法是怎样从我们学员身上体现到方方面面。我们站在欧洲议会前，让行人与议会的客人关注法轮功。我们以访客的身份出现在欧洲议会，在对方的办公室里向他们讲真相。此外我们作为记者也在同行中讲真相，用另一种方式清理这个同样在他们身上的场。我们用无法言喻的力量构成了这样一个丰富多样的整体。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这最后阶段大法对我们的要求，那就是，我们应当修炼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