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人们知道真象我们在西方已经进行了各种尝试。开记者招待会，设立洪法摊位，和政界人士订约会交谈，各种游行，在中国使馆前绝食我这次中国之行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想在中国的心脏要地天安门广场和平地抗议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大法弟子的的虐杀和对李洪志师父及所有大法弟子的诬蔑。
我的中国之行始于2001年11月11日。一位德国的同修和我一起沿着长江作了短暂的中国游。这是我第二次去中国，却是我自1997年底开始修炼以来第一次。这次游览并无引人之处，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个旅游团。但是我还是从中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我可以直接生活于上千万大法弟子被镇压的环境中，对共产党的专政也有了很清楚的感受。我也看到了当权者对利用人们的贫穷和单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当然我也遇到了很多友好的人们，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简单地生活着 。
一次我把我的《转法轮》忘记在床上了，当我回来时，我看见我的床已经重新铺过了，我的书好好的在枕头上。刚开始时，我很担心并希望打扫房间的服务员不会向船上的警察告发我们。当我后来见到她时，她看上去有些矜持，但当我向她微笑时，她也回以微笑。我知道没有危险了。同时我很为她为自己选择了正确的位置而高兴。
在途中我们也试着贴一些小纸片，上面写着：“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法轮大法真的很好”。为保证我们的北京之行，我们必须得非常小心，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我们贴的传单只能允许在几天后才被发现。在重庆我们参观了政府，我知道这绝不是偶然。在那儿我贴了一张传单在折叠椅上。
在北京我们和旅游团分手了，遇到了我们的一些朋友。我们利用行动前的一天去拜访那些记者，并和他们讨论法轮功。
在晚上我们去了天安门发正念，但是没有盘腿打坐。我们只是两两结伴，并长时间交换着各自的观点。广场上很平静，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广场叫这个名字──天国和平的广场。
第二天，11月20日，我们预定在下午2点在天安门集中，先拍了一张平常的集体照。突然间我们盘腿打坐发正念，有几个人同时高举着一面写有“真善忍”的横幅。
才过了30秒警车就高鸣着喇叭开过来了，好几辆警车把我们一下子围住了，以便周围的人不能看到发生什么。
警察开始将我们拖上警车。他们将盘腿的我抬了起来，我突然有一念：“不，这样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伸开了结印的手，试着平和被动地去抵抗。他们将我扔进了警车，我的眼镜飞掉了，但我还可以伸手够到它，当时是一片混乱，我一直喊着法轮大法好或发正念。这让警察很恼怒，他们开始骂大法，露出了他们丑陋的一面。当警察忙于将其他人拖入车内时，我利用了警察和门之间的空隙逃出了汽车重获自由。当时车外已没有人了，于是我又开始打坐发正念。不到一秒钟警察就又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脚。他们试图将我双脚朝前扔入警车，但我将双脚撑在门上，所以他们无法将我完全拖入车内。恼怒的警察从背后抓着我的衣领将我拖入车内，以至我无法呼吸。我仍坚持双脚钩住车门，他们全然不顾我的双脚仍在车外，开着车门就将车开走了。后来我在报上读到，整个逮捕的过程只持续了7分钟。三个警察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将我用力按倒，同时将我的夹克上包住了我的头，我什么都看不见了。一个警察出拳打我的脖子，另两个坐在我身上。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想，我不能够让他们猖狂，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到底谁是正确有理的一方。和我们和平的反抗相对的是警察们邪恶的一面。他们一直在破口大骂，更有甚者猛击我的后背。但是在当时“紧张的战斗时刻”我居然没有任何疼痛。
在派出所里我们一齐大声地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警察居然一点都没有阻止。当我们都静下心发正念时，大法的威力开始显现了：警察们都先后离开了房间。
他们想要替我们偷偷录像，作为媒体欺骗老百姓的素材。为了不让他们得逞，我站在门口，当警察想要进来或取笑我们时我就盯着他们的眼睛。每次他们都在很短的时间里草草收场。这是发正念的缘故有一次房间里很静，只有一位女士在用她偷偷带进来的手机打电话。一个警察听到了，想进来看看。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开始大声地说话，这样警察再也听不到那位女士在说什么，也就走了。
后来，他们强迫我们去地牢，我们36人被关在一间很小的牢房里，只有差不多2*5平方米，没有窗，只有昏暗的灯光。牢房和通道用铁栏隔开，人们只有在很糟糕的西方电影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是，我知道我们的中国同修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被关押，被虐杀。在牢房里被铺上了瓷砖，不知是不是为了更方便清洗他们的作案痕迹呢？我很清楚，当我们的中国同修在这间牢房里时会发生什么--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和支援，警察们更可以为所欲为了，就像每天报道的那样。之后当我阅读明慧网文章时，我另有一番感受，因为我亲眼见过那儿是什么样的。
后来来了命令，要把我们送到旅馆去。回到瑞士后我才得知，我们没有被“关押”，而是被“驱逐出境”。好象是在向我们道歉，因为他们没有让我们的使馆人员来见我们，尽管我们再三努力要求。
在车里有许多警察，我们被送往一家中国安全局的旅馆。在车里面警察们都坐在窗边以免我们被外面的人看见。我做在车尾。我抬头看见我的朋友们坐在前面，他们互相之间不说话，都把头转向警察于他们谈。我们给他们办“洗脑班”，不象在劳教所是反的。这是真正的“洗脑班”。我们启用我们的善心，来把警察们从谎言中解救出来，使他们有个新的将来。在我身边的女警察就象“冰快”。我试着用井井我会的一点中文和英文于她交流。于她交流真是不简单。过了一会儿来了命令不准讲话，于是她也要求我停止讲话。我向她道了歉，表明并不想给她带来麻烦。过了一会儿我又从新试着谈些简单的东西：北京好大，瑞士比较小。。正好路过一个古建筑物，她自己就向我解释，这是一栋什么样的建筑物。“冰快”开始渐渐地溶化了。我们开始谈名胜古籍，我告诉她我对中国和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至于法轮功所遭受的就不正确了的。就这样我渐渐地谈起了法轮功。她告诉我她头痛，我说，过去我也经常头痛，自从炼了法轮功后就好了......我告诉她过去我抽大麻很厉害，但是炼了法轮功三个月之后就戒掉了。
我们被押送到了国安部准备的旅馆里，被分成两组关在会议厅里。我们20人被60名警察看着。
到了晚上开始了审讯，我是最后第二个。我拒绝用英语对话，因为我英语说得断断续续。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同意我的朋友来做翻译。对所提的问题我总是含含糊糊回答不精确。警察开始对我失去耐性了，因为从其它审问中他们已经有了经验，知道我们不会签字和于他们合作的。由于我没有做准确的回答，好象那个警察自己写了一份报告给了他的头，也没有让我签字就打发我走了。
深更半夜我们被押送到自己的旅馆取行李。然后又在严密的监视下分成了几个小组押送回来。和我住一屋的女同伴，当她一回到旅馆就把看管她的警察扔下，直接进了厕所把门关上了。警察们紧张的在后面叫：“不许关门”。在整个过程中警察一直对我们精神上施加压力，我们只允许在两个警察的监视下去厕所，而且不允许关门。我的女同伴对站在外面敲门的警察说：“没门！”。过后我也要上厕所，也就直接走进去了。首先我不忙不乱地刷了牙，然后关上了门来解决自己的需求。
当我们被带到下一个旅馆去时，我们要在警车里等我们的同伴，因为他们还在旅馆里取行李。我的女同伴对我说，她要出去，因为车里太热又是烟味。然后她就站了起来对警察说了，不透风的话她会不行的，接着就走了出去。我也想去，于是就站立起来向一个警察招了招手让他过来，然后就也走了出去。那个警察整个就糊涂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大了嘴跟在我身后，直到他的头对他说了“OK”他才反应过来。我们走进了休息厅去等。在厅里我的女同伴要喝茶，就走到酒巴前，警察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我对他说：“她是一位那女士”。虽然已经是早上三点，我们还是喝到了茶。当其他大法弟子到达时，我们就请他们一起喝茶。警察让我们快走，我们不于理睬静静地喝茶，喝完才走。那些旅馆服务员们看见这个场面都在后面偷笑，平时他们都害怕警察，不敢和警察打交道，都躲在后面。
我感觉到，如果我们不带任何目的用纯正的心去做，那么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用正念把警察搞得糊里糊涂，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对付我们。他们基本上不能用暴力对待我们，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尽管这样还是发生了暴力行为，如：打断我们功友的鼻粱骨，手指，头发被拔掉，撤破嘴唇，口头威胁，对妇女不道德的身体接触......等等
第二天我们又在严密的监视下送到机场。同样这次他们想把我们和外界隔离开。我不声不响地挪到了前面向外看，看见人我就向他们合十致意。在机场我把最后一张“法轮大法好”的标签贴上了。其他功友看见人也叫“法轮大法好”。
在整个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身体里有着无穷的力量，是大法修弟子所具有的。当我们蹋进机场时，我突然感觉到疼痛。整个身体都在痛。这可能是因为这24小时残暴关押所之。回到家后才感觉到自己的肋骨挫位。在被关押时什么都没感觉到。我明白了，此时我修好的那面被断开了，没有修好的那面又上来了。
每当我看到警察的样子时，使我又想起了一句话：“朝中无人了”。是我们在北京做了一切我们想要做的，不是警察，我们甚至把在天安门上的横幅标语也带回了家。整个事件就是为我们安排的。我们得到了机会来揭露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残酷镇压的真相，以及这个旧势力的恶毒。我们也认识到这次行动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安排好了的。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在家帮助我们的朋友们。我想也在此感谢师傅给我修炼和允许我在正法中贡献自己力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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