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牙痛不是病,痛死无人问。”牙痛不过是点小小毛病,但痛起来非常尖锐,非常厉害,又影响人吃东西,搞得人哭笑不得,恐怕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我去一个口腔医院拔牙,医生先在牙龈上打麻药针,再用钳子去拔。我那只臼齿的齿冠都烂空了,医生用钳子把臼齿的齿冠夹碎了,齿根却断在里面了,拔了半天还是拔不出来。医生就用凿子往下剔,再用电钻钻,好不容易才把那只臼齿连根拔出来。拔完之后还流了很多血。这事已经过了很多年了,当时那个痛哇、流血哇,那种狼狈劲哪,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我幼时曾经牙痛,历试诸方,只有细辛散稍有效,但也不过麻痹片刻,不是对症药。至于拔牙的所谓‘离骨散’,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西法的牙医一到,这才根本解决了;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办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这大约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罢。”(《华盖集•忽然想到(一)》,写于1925年1月15日)鲁迅听说有一种拔牙的“离骨散”,但他没有见过,就武断地认为“乃是理想之谈,实际上并没有”。拔牙的“离骨散”有没有?有!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提到一种用火柴拔牙的“黄药水”,就是与“离骨散”相似的一种药,只不过“离骨散”是散剂,而这种“黄药水”是水剂而已。
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转法轮》一书的第259-260页写道:“有人讲现在的药如何如何。我说不见得,中国古代那些草药真能药到病除。有很多东西失传了;有很多没有失传,在民间流传着。我在齐齐哈尔办班时,看到街上摆摊的有一个人给人拔牙。一看这人就是南方来的,不象东北人的装束。来者不拒,谁来他都给拔,牙拔出那么一堆来。他给人拔牙不是目地,卖他的药水是目地。那药水发出很浓烈的黄气。拔牙时,把药水瓶盖打开,从外面隔着腮帮子对着坏牙,让人嘬几口黄药水的气,药水都没怎么消耗,盖起来放那儿。从兜里摸出一根火柴棍来,一边讲着他的药,一边拿火柴棍对着牙一拨拉,牙就下来了,也不痛,带一点血丝,也不出血。大家想,火柴棍若用劲大了可折呀,他却用火柴棍把牙一拨拉下来了。”
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著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其间有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身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他们有病乱求医,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就再换俄国式的,而且急于求成,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间就能振兴中国。
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份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报以巨大热情。”(《九评共产党》之二)
鲁迅就属于这种人。他在日本学了点半吊子的所谓“现代医学”,就把中医、中药鄙薄得一钱不值。他对外国的东西一概采取“拿来主义”,而对中国的历史、中医、中药、科学、文化、艺术等一概采取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的态度。他把中国古代的历史、科学、文艺等和当时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对立起来。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写于1925年4月18日)正是由于他种种错误的偏激的态度,才使他和中共臭味相投,被中共所利用,给他戴上什么“文化革命的旗手”、什么“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等种种桂冠。中国人不仅要批判中共,而且应该从鲁迅之流的迷雾中清醒过来。
关于这个拔牙的“离骨散”,只不过是鲁迅那些错误和偏激的一个很小的例子而已。当然,具体对于治牙痛来说,我们也要防止外面摆地摊、买假药的江湖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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