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戏中法家人物的反派角色

【圆明网】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粉墨登场，创立各种各样学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化，但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中最邪恶的当属以韩非子、李斯、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说。随着历史的演進，其不讲道德、舞弄权术、大搞阴谋诡计、严刑峻法、苛刻暴政被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中共所继承。在人类这台历史大戏即将落幕之即，现在也到了该彻底清理它们的时候了。

（一）作茧自缚的商鞅

商鞅年轻时就推崇法制，精通刑法。秦孝公准备重振霸业，在全天下物色人才时，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秦孝公。

商鞅一开始用五帝、三王之道说服秦孝公，秦孝公不感兴趣。了解到秦孝公想趁自己在位时就扬名天下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后，商鞅就用五霸之道劝说他，于是商鞅得到了重用。商鞅说服秦孝公开始变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的新法清晰而严厉。全国百姓每十家成为“什”，每五家成为“伍”，一家有罪，其余九家都要检举，否则十家连坐。还有许多严厉的处罚措施。百姓不敢议论新法，更不敢为非作歹，整个社会显得非常安定，但这并非由于百姓道德的提升而是因为慑于新法的严酷。

有一年，商鞅劝说秦孝公攻打魏国。商鞅派人送信给魏公子卬，骗卬说希望能与他相会，一起喝杯酒，订立盟约，然后收兵回营。卬信以为真。但是会盟之后双方正在喝酒时，商鞅的伏兵俘虏了公子卬，趁机打垮了魏军。可见商鞅是个阴险狡诈、背信弃义、为达目地不择手段之人。

商鞅做秦相十年，得罪了许多人。赵良曾告诫他说：“靠小臣见到秦王，这就不是正道；做秦相不以百姓为主，却大肆修建宫廷，这可不是建功立业的正道；对太子的师傅实行酷刑，用严刑峻法残害人民，会累积怨恨和祸患。如果您还是贪图财富，难以放权，压制百姓，那么秦王一旦去世，您就会遭殃的。您只有劝说秦王，让他重用隐士、遵从礼法、尊重有德之人，您才会安全，否则不久就会大祸临头。”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五个月之后秦孝公死了，太子登位，马上派人逮捕商鞅。

商鞅逃到关口，晚上想住店，店主不知道他就是商鞅，说：“商鞅的法令规定，不能留宿没有证件的人，否则店主就算犯罪！”商鞅长叹道：“唉！法制过分，竟然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只好连夜逃到魏国。魏国人憎恨他曾欺骗公子卬而使魏军吃败仗，一开始不肯收留他。后来怕得罪秦国，就把商鞅抓住送回秦国。秦国听说商鞅回来了，就出动部队攻打商鞅，在郑国杀死了他。秦惠王用五马分尸来处治商鞅，然后杀掉了商鞅全家。

（二）主张“人性恶”的韩非

中国传统哲学很重视人性的问题。孔子、孟子认为人性之来源是天，这个性是善的。因为“知其性，则知天矣”。此天性的概念是儒家道德思想的出发点。与此不同的则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观点。

韩非认为人性是恶的，这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所谓“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一切都由利益决定。人性之恶是无法用道德及教育来感化的，只有用权柄、威严及刑罚才能惩治。

韩非认为，随着世界人口越来越多，大家都会为利益而争斗，这么多人天性都是恶的，只有更進一步用法律、势力、威严来处理人性的恶，用严刑的法治来镇压人民才能防止社会动乱。在治理国家方面，不能靠人民自动来为国家服务，要用威势严刑来强迫人民行动。韩非子不相信爱心感化的力量，而是信仰权势武力的力量，因此他主张刑罚而不赞成仁爱。

韩非写了多篇文章，一共十多万字。有人把他的书传到秦国。暴君嬴政读了之后，觉得非常符合自己的心意，感叹说：“我如果有机会见到这个人，跟他交往，就是死去也不遗憾了。”李斯告诉嬴政，韩非子就在韩国，秦国因此立即進攻韩国。

韩王安于是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终于见到了他。大概是“物以类聚”吧，秦王对他一见如故，很是欣赏。但是李斯、姚贾害怕韩非受宠，影响自己的地位，就陷害韩非，在秦王面前诽谤韩非。秦王就下令惩罚韩非，李斯得令，派人送毒药，命令韩非自杀。结果韩非不得善终，客死他乡。

秦二世胡亥也深受韩非学说的影响。他用韩非的原话给自己享乐和镇压人民找理由，认为不能以尧舜禹为榜样，贵为天子还辛苦劳作，为百姓作出牺牲。所以二世恣意妄为，重修阿房宫，其暴虐终于导致义军迭起，秦王朝短命而亡。

（三）仓鼠之志的李斯

李斯与韩非都曾经拜荀况为师。李斯学成之后辞别自己的老师时说：对人最大的辱骂就是卑贱，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穷困。处在卑贱的地位、生活在穷困之中而批评社会、鄙夷利益，这不是作士人的心胸。这段话是李斯对自己人生志向的总结，他的人生动力就是追求高贵的地位、物质的利益，除此之外，都不在话下。为了达到这个目地，他殚精竭虑、不择手段。

《谏逐客书》是中国文学史很重要的作品。李斯在这里不仅强调了外国的人才对秦国有用，还特别强调了外国来秦国寻求功名的士人都愿意效忠秦王。那么，他是怎样对待令自己崇拜不已的同学韩非呢？ 据《史记·韩非列传》记载，李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陷害韩非，而陷害韩非所使用的理由，恰恰就是当年自己被驱逐的理由。在这里，李斯口气一转，说外国人不能效忠秦王，这是人之常情。看到这里，我们对那篇精彩的《谏逐客书》的夸奖就要大打折扣了。李斯劝说秦王把韩非杀掉以免韩非可能帮助其它的国家与秦国作对。可见，李斯在极度的嫉妒中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可能的竞争敌手一定要斩草除根。看到秦王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李斯就把韩非毒死在狱中了。果然，秦王很快就后悔了，但是李斯已经捷足先登。所有心肠险恶、残酷无情的人看到这里恐怕都要抚膺长叹、自愧不如了。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向秦王表示忠心，但是，他对秦始皇没有丝毫的忠诚。他与赵高一起封闭秦始皇的死讯，伪造遗诏，陷害扶苏、蒙恬，扶持二世胡亥当上了皇帝。这是秦朝灭亡的开始，而李斯作为丞相，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斯纵容胡亥骄奢淫逸、压榨百姓、迫害大臣，导致普天下之人对他们的怨愤，六国旧族与陈胜、吴广纷纷起义，近逼首都咸阳。二世质问李斯时，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爵禄地位，运用超人的辩才，教导胡亥：作皇帝不能为天下服务，而要让天下为你服务。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你要对所有人严加监视，用酷刑惩罚他们。他举了一个例子，把灰土洒在道路上本来是很小的过错，但是商鞅对这个人施了残酷的肉刑。百姓看见这样小的过错都要受到那样残酷的刑法，因此就会俯首帖耳为你服务了。

李斯進一步劝说胡亥要自我放纵、享尽人间之乐，并无耻的说这样才能算是贤明的帝王，决不能让仁义的道德、忠烈的感情、大臣的谏说等等妨害了自己。李斯告诉二世要限制一切，但不能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听了李斯的劝告，胡亥变本加厉的搜刮民脂民膏、残害百姓。对人民敲诈勒索多的官吏被称为“明”，使用酷刑杀人多的官吏被称为“忠”。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起义军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结果秦朝迅速灭亡。所以，司马迁说李斯不忠于秦朝，是很精辟的。李斯的智慧仅仅为了保证自己飞黄腾达，而秦朝的江山天下根本不是他真正关心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李斯遇到了更为狡诈、阴险的赵高并惨死在赵高的手里，家族被全部杀光，这也是报应，咎由自取，一点儿也不奇怪。

结语

中华民族历来尊崇仁义道德，统治者讲求王道、仁政，推崇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几千年来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而法家理论的核心恰恰是不要一切道德。五四以来的一些知识分子推崇法家，把仁义道德当作“吃人”、杀人的软刀子。共产邪恶主义传入中国后，更是给恶人彻底抛弃一切道德约束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不讲道德，最邪恶的法家思想，再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制造“假、恶、斗”的党文化并给全国人民洗脑，危害华夏子孙几十年，其反人性、反自然、反天理的罪恶罄竹难书。

从李斯一生的行为，从他给秦始皇、秦二世出的主意、做的说教，我们看到法家人物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尊贵地位、物质享乐而不择手段，不故亲情，不顾友谊，不顾社会舆论，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甚至他人生命，务以残酷为尚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因此，秦始皇、商秧、李斯和那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都成了中共头子毛××等暴虐之人崇拜和效仿的对象。

历史上的法家人物由于其恶行受到了天谴，最后都难得善终。以法家思维和行为模式为尚的中共及其追随者也必将得到同样的下场。

中共恶党由于罪孽深重，即将被众神解体。在这历史大戏即将落幕的时刻，我们有必要将法家邪恶的文化从人类文明中清理出去，正本清源，回归真正的传统文化，恢复对自然的谦卑和对神佛的敬畏，重德行善，复苏我们的人性和良知，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