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第十九章：流年不利成被告 血债累累抢军权（2002）
2002年，江泽民流年不利。从这一年开始，恐惧就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他。
1．电视插播
江泽民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长春，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家乡，在法轮功传播的发源地：
2002年3月5日晚，八个有线电视频道被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等法轮功真象资料片，时间长达45分钟。
中共几年的谎言宣传在几十分钟之内功亏一篑。电视片上再现的法轮功于镇压前在大陆的盛况和现在弘传世界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镜头，让人们见到了真实的法轮功和“真善忍”的美好。《是自焚还是骗局？》的电视片则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镜头慢镜头播放，一一指出其破绽，长春数十万民众看到真象惊得目瞪口呆。第二天，在办公室，在公共汽车上，在学校，在商店，人们都在议论着刘春玲在天安门自焚现场被公安打死的慢镜头画面，谎言被撕开后对人们心灵的冲击可想而知。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是黄金时间，大家都看到了‘法轮功’的节目，整个城市闹得沸沸扬扬。”
江泽民在插播当晚听到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哆嗦了几分钟，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挥动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把曾庆红和罗干给我叫来，马上叫来！”
江的秘书虽然经常看到他发脾气，但像今天这样失去理智和狂暴还是头一次，秘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抖的手紧张地抓起了电话。
按照曾庆红与罗干的建议，江泽民紧急命令沈阳军区进入二级战备状态，长春军分区和吉林省武警总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罗干向吉林省公安厅和长春市公安局下达死命令，限期破案。在罗干打电话布置任务时，江泽民在一旁不时插嘴吆喝，“告诉全体公安干警，发现插播电视的法轮功人员，可以立即开枪打死，‘杀无赦’！我担保，打死法轮功不必负任何责任！一周之内，必须破案，破不了案的，从长春市委书记到所有公安局及分局主要负责人全部撤职！”
在江泽民的喝令下，罗干亲自督办插播事件。2002年3月12日凌晨，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海波因被怀疑为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住所，被宽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刑讯逼供致死。长春市委主管“610”事务的第一副书记常小平连夜赶到了宽城分局，对这一事件如何处理做了如下指示：1、对法轮功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不怕流血死人；2、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泄密，造成国际影响；3、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法轮功人员出现的死伤不要介入调查，所谓“一切以大局为重”。
同时，江泽民指使宣传部门制作电视片，诬蔑法轮功插播电视为非法行为。但是，对于历次“插播”的内容，江泽民从不敢公开，只讲“插播”是在宣传法轮功，希望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反感。江泽民造谣说法轮功杀人，但事实上法轮功“插播”的节目正是用来揭露江泽民的杀人谎言、还原真象的。而江泽民刻意隐瞒这一点，暴露出江泽民是在谎上加谎。
所谓“非法”，本来是相对于“合法”而言，有“合法”才有“非法”。有学者形象地指出，有了开放的大门才能禁止别人翻窗户。如果大门被封死，别人当然有权跳窗户，甚至有权撬屋顶。在基本人权遭到剥夺的地方，一切旨在争取基本人权的抗争都是合法的--合乎自然法。
“电视插播”本身没有对电视设备造成损害，只是传达一种讯息，表达呼声，所以用“是不是有人受到干扰”来否决有关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合法权益的举动是站不住脚的。就算政府正式批准的示威游行，也必然会对道路造成一些堵塞，对一些急着赶路的人来讲，就会造成一种“干扰”，这是为了维护人权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现代社会公认的规则。话说回来，这几年江泽民操纵所有的电视台播放了多少诽谤法轮功的节目，耽误了多少人看电视呢？
江泽民当然不会去听这些劝善之言。相反，凡是插播电视之人，江都恨之入骨，想置人于死地。2002年3月24日，另一位参与插播者刘成军被绑架，警察蓄意朝已被戴上手铐脚镣的刘成军腿上开了两枪，造成刘重伤。在看守所，刘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后来，刘成军被非法判刑19年，2003年12月26日在监狱被迫害致死。
后来类似的电视插播在其他城市的有线电视台相继发生，卫星电视信号也发生了被覆盖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2002年3月到2003年10月间，法轮功学员在黑龙江、山东、河北、甘肃、青海、重庆等地的20多个城市的电视台插播了揭露江泽民谎言的真象影片。
自从1999年7月镇压法轮功后，江泽民开动了全国的宣传机器诋毁法轮功，而不给法轮功任何可以澄清辩解的机会。在“自焚”伪案过后，江泽民更是用权力封住法轮功的声音，并把全民对法轮功的仇恨煽动到了沸点。如果你去问一个对法轮功大加指责的人，他的仇恨来自哪里，十有八九，答案是“中央电视台说的”。中国平均电视机普及率达到86％，声情并茂的电视宣传，成为江泽民抹黑法轮功的最有效的武器。江泽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谎言也是在最直接有效的电视插播中被揭露了出来。
2．焦头烂额
整个2002年，江泽民都为法轮功感到焦头烂额。
2002年4月，法轮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起诉了中国公安部、安全部及中央电视台。8月，美国国会议员以42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第188号决议，敦促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4月份出访德国，6月13日到访冰岛都遭到法轮功抗议。在德国时，江泽民因为害怕见到法轮功经常穿着的黄衣服或蓝衣服，而希望德国警察把这两种颜色隔绝在他的视线之外。江疑神疑鬼，心虚得甚至让警察把他车队沿途的下水道井盖儿焊死。从酒店进出，江泽民也不敢走正门，而是从运送垃圾的通道出入，并频繁改动时间表和行车路线，令德国警察啧有烦言。在冰岛访问期间，江泽民欲胁迫冰岛政府禁止法轮功学员入境冰岛，结果在小小的冰岛引发了数千当地民众对江的抗议。在江泽民抵达冰岛的当天，冰岛最大的报纸刊出四个整版的广告，向法轮功学员道歉。由于此广告是由冰岛国会议员、社会知名人士等四百五十人联合刊登，在冰岛引起震撼。广告以“对不起”三个中文大字为标题，标题内容则是“向（法轮功）学员道歉”。广告强调，“冰岛政府屈从中国独裁者江泽民，拒绝法轮功学员进入冰岛和平抗议是错误的决定，冰岛人民感到羞愧，向全体法轮功学员道歉”。
特别有意思的是，江泽民4月初出访德国，在江到达德国的前两天，德国的各个火车站几乎是刹那间出现了大蛤蟆广告画，上标题为“往上瞧”，两个蛤蟆一边站一个，侧过头向上看，一个白肚大蛤蟆头戴皇冠出来了，下标题为“大的出来了”。新华网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一打开该网页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绿色的跳动非常活跃的电动蛤蟆，过了很久这个广告才收回去。
江泽民6月13日去冰岛访问，又是在到达的前两天，冰岛最大的报纸上6月11日莫名其妙地刊登了一张照片：一只大癞蛤蟆！不光是蛤蟆，还浑身长满了癞！而江泽民在10月底访问美国的时候，中领馆旁边的一家餐厅也是以大蛤蟆做为标志。
江泽民的另一个标志是走到哪里都阴风习习、怪云翻滚。无论是德国之行、冰岛之行，还是美国之行，情况都很类似。甚至当江泽民去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一个最著名的喷泉参观时，就在江到来的片刻，喷泉忽然喷出半边黑色污浊的水柱，那半边水柱对应的天空同时也阴云密布，天空变成一半黑一半亮。有当地的居民惊叹道：从未见过如此黑的泉水喷出。
负责欢迎江的人也交上霉运。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教授和老伴退休后，来到冰岛首都与先期到达的儿子和儿媳共享天伦之乐。李教授父子定居冰岛几年后逐渐成了当地华侨中有影响的人物。江泽民出访冰岛时，中领馆官员为了让其感觉良好，花钱雇了当地华人当啦啦队。江为此还专门接见了以李教授为首的啦啦队代表，相关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大约在江泽民离开冰岛后的第二天，李教授一家开车出行。儿子开车，同车还有儿媳妇，以及他们1岁的孙子和李教授的妻子一共五口人。汽车在正常行驶中突然冲下公路开进湖中。李教授的儿子砸碎车窗逃离上岸，其余四人均不幸丧生。
3．吃烤肉背后的故事
2002年是江泽民最怕的一年，尽管中共十六大是在秋季，但各路人马早就放出风去，让江遵守邓小平的旨意，把权力交给胡锦涛。江泽民不甘心就此下台，所以千方百计要出访，要给外国政府和中共高层一个印象，“和外国拉关系缺了江泽民不行”。
尽管江泽民身体很差，常常到301医院急救，但为了达到控制权力的目的，他不能不到处做秀。2002年是江出访最频繁的一年，而10月下旬访美更成为焦点。
江泽民要去美国的目的是到布什总统位于德克萨斯的克劳福德农场“吃烤肉”。因为世界上的领袖级人物能被邀请去布什农场的人太少，能进去的人视为极大的荣耀，很被其他领袖们羡慕。于是江泽民一直通过外交部请求布什邀请他去，但布什对江泽民非常厌烦。尽管中国外交部用各种方法表示希望，布什却装糊涂，不肯回话，后来实在躲不过去才勉强答应了。中方一面大肆宣扬江泽民怎么受布什青睐，怎么是布什的老朋友，一面却在江泽民到达的前夕，与美国13个跨国大企业在纽约签署金额高达47亿美元的合约，作为江泽民吃烤肉的代价。
中国传媒宣传江泽民能够在德州布什总统的克劳福牧场吃烤肉是最高的礼遇。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何亚非在记者会上更表示中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但是，白宫立刻回答说布江高峰会不会有联合声明，而《纽约时报》更无情地指出，北京方面的宣传言过其实。事实上，在克劳福德牧场接受布什款待的外国贵宾中，俄国总统普京和英国首相布莱尔都曾在牧场过夜，连沙特阿拉伯王子阿卜杜拉也与布什逗留了五小时，两人至少进行了两小时的正式会谈。布什还亲自驾驶小货车，搭载普京夫妇在牧场兜风。而江泽民去的时候布什只同他见面一个半小时（其中还包括烤肉时间），就把他打发走了。
尽管江泽民让媒体使劲吹捧，可中共高层都可以看到海外的评论，所以，江泽民美国之行，不但没有改变政治局的讨论结果，而且他还在美国被法轮功学员起诉了。此事本章下面继续详述。
4．“卖国”的巨型箱车
江泽民访美的事情2002年夏天就开始风传，但江的行程一直迟迟不对外透露。直到2002年10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才在记者例会上宣布，江泽民将于10月22日至25日访问美国。在记者的追问下，章也没有透露江泽民在美国的日程。10月17日，外交部才公布了江的具体日程安排，似乎是想给抗议者们一个措手不及。
几个月前，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已经开始商量如何抗议江对法轮功的镇压。各种消息表明，江在去德州之前会访问美国的另一个大城市。中国驻美的使、领馆放出风来：“江要先访问波士顿，江要来纽约，江要访问三藩市和洛杉矶，江会去华盛顿DC……”来自各渠道的传言汇总后，发现有领馆的大城市只有芝加哥没有被提及。既然江不可能同时去那么多地方，那一定是放出的烟幕了。法轮功学员随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江泽民会去芝加哥！
从那天起，法轮功学员和委托律师们就开始准备在芝加哥“迎接”江泽民。
2002年10月22日早晨10点38分，江泽民所乘坐的专机在阴雾中徐徐降落。江没有和领馆组织的欢迎队伍做什么寒暄，便直接钻进了汽车，离开机场。车队一出机场，就碰到两起火警，黑烟冲天，似乎预示着江芝加哥行程的某种结局。
江的车队沿着I-90号高速公路向城里行进。沿途每个地铁站月台上相继出现法轮功的抗议者，他们或者举起横幅，或者双手举过头顶炼功，或大声喊说“法轮大法好”。上午11：25分，车队到达下榻的瑞兹卡尔顿酒店（Ritz Carlton）。在酒店正门，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停止镇压法轮功”的标语横幅，满眼的黄衬衫铺天盖地，声势甚是浩大。
为避免撞见正门上千的抗议人群，江泽民的车从侧面运进货物和运出废料的出入口驶入。中国领事馆安排了芝加哥地区各大学四五百人的欢迎队伍，他们连江泽民的影儿都没看见，似乎有些沮丧。这些人并不都是芝加哥本地的，他们中甚至有远自路易斯安那州赶来的外地区学生。当一位挥舞着五星红旗的学生被告知江泽民早已从宾馆侧门进入、并未与学生会面时，他满脸疑惑地说，“不可能吧？”
中领馆事先与芝加哥一些学校的学生会联系，由这些学生会根据本校情况通知“靠得住”的人参加迎江队伍。据一位中国学生透露，领馆开出的价格是：参加第一天的欢迎队伍，得报酬35美金；如果还参加第二天早上的送行队伍，则可得55美金。欢迎队伍可谓装备精良。高音喇叭反复放中共歌曲，后来因为声音太大，周围邻居向警察抱怨后高音喇叭才变得悄无声息。
这时，一辆“中国大赦”的巨型箱车驶过，车上印有江泽民和叶利钦热烈拥抱的大幅图片。江泽民双手搂着叶利钦的脖子，笑容十分谄媚。旁边则用特大号字写着“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并附有江泽民黑箱作业出卖大片北方国土给俄罗斯的示意图。欢迎队伍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在仔细看车上的内容，心里叨咕自己欢迎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时，人群中有几个领头的开始对车小声嚷嚷：“快走！走开！”似乎是想让大家跟着起哄，但没有什么人回应。
许多学生在见到这一箱车后，手中的小红旗再也拿不起来了。有的拿出照相机，拍下了写在巨型箱车上的图片。有人表示，这是中国历代领导人及真正的中国人都拒不接受的不平等条约。后来有学生在BBS上写道，当他们知道这一卖国事实后，心在流血。虽然2002年感恩节前，学生们拿到了中领馆发放的35美元报酬，但有学生表示再也不会来欢迎江了。
江泽民本打算在下午参观总部在芝加哥近郊的一个高科技电信公司，但由于惧怕示威民众，参观取消了。江在晚上宴请了芝加哥商界人士并发表了短暂讲话。江看起来很虚弱，上一个小台阶都很费力。讲话完后，芝加哥的副总领事沈伟濂不得不上前去搀扶他走下讲台。
芝加哥市长戴利早已知晓江泽民血债累累的劣迹，以身体不适推托，没有参加晚宴，也没有与江泽民正式会晤。
当晚，其他欢迎和抗议的队伍渐渐散去。入夜了，法轮功学员在酒店前通宵静坐请愿，他们祥和的状态感动了当地的警察。警长表示与法轮功学员们合作感到十分高兴，非常放心，最后警察只留了一辆警车在酒店门口。法轮功学员们就这样静静地在瑞兹卡尔顿酒店前的便道和绿地上坐着，一直守候至天亮。
10月23日早上，为了避开请愿人群，江又从酒店的侧门离开。但当他的车子刚开出来，迎面就看到法轮功的旗海，他们近距离对江的车队高喊“法轮大法好！”。有时，法轮功学员与江的车子距离只有3米，而警察对他们非常放心。当江泽民的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每隔几分钟，就会看到一面法轮功的旗子。
江的人很早就给美国施压，要求在江来访时一定要把抗议者，特别是法轮功拒于视线之外。在德国和冰岛江系人马就是这么干的，在当地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弹。美国政府的回答也很干脆：“Welcome to America！”意思是：“你到了美国，就得按我们美国规矩办。”芝加哥当地警察说：“美国宪法规定，所有抗议者一定要安排在被看到、被听到的范围之内。你们（法轮功）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证。”
5．传票惊魂
江泽民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在芝加哥遭到法轮功的起诉。一场二战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起诉人权迫害的法律抗争运动拉开了序幕。
起诉江泽民案是个民事案，所以必须把传票送达到被告。但在江泽民访芝过程中，江泽民害怕别人抗议，行程非常保密。即使能够知道江的路线，沿途周围也被安全人员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送传票状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情。
2002年10月21日，伊州法庭签发法庭命令，如果传票直接送给江本人很危险或不可能，在江逗留芝加哥期间，传票送达负责江保安工作的中美保安人员即可。但即使这样，递送传票仍然面临很大困难。因为保安人员根本就不让任何人接近他们，更不愿意在现场收下任何物件，对于法庭传票这样敏感的事情，阻碍就不用提了。
10月22日当天，7个递传票人和诉江案主律师泰瑞﹒玛什律师在私家侦探公司讨论了近一个小时。他们中有三位是同属一家公司的专业递传票人（Process Server），有多年的专业递传票经验，同时又是私家侦探。另外四位法轮功学员都是小伙子，三个白人和一个中国人。
下午4点左右，送状人之一费特尔到18区警察局希望把文件交给局长，因为局长不在，局长的助手留下了文件。另一送状人鲍勃先生冲破重重难关，历经中共保安的阻挠威胁和美方警察的压力，最后成功地在酒店外把诉状交给了正在执勤的18区警察局局长格瑞芬。根据法令，格瑞芬局长是可以做替代江和610办公室接受诉状的保安之一。格瑞芬接受了法律文件和并表示明白他应履行的义务。因为起诉江泽民有重重防卫障碍，通过安全护卫人员递送文书被认定是一次有效送达，起诉程序取得了成功。
江泽民在得知法轮功已经起诉了他，并且法院传票已经送达的时候，脸色灰黑，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开始哆嗦。好一会儿缓过神儿来后，他暴跳如雷地把芝加哥总领事魏瑞兴骂了一顿。
魏瑞兴是中共老资格外交官，但这两年华人社区有人传他有男女关系问题，回国“休养”了三个月。魏心术不正，想借法轮功取得江的欢心继续往上爬。因此镇压法轮功一开始，魏就到伊州首府春城发表了攻击法轮功的言论。之后，领馆还搞了几次文革式的批判会。
江在芝加哥吃了一闷棍，10月底回到中国，11月4日魏瑞兴即被免去总领事职位，调回国去了。他的政治生涯也到此为止了。为江泽民这样的人卖命，只能是自找倒霉。
为确保起诉状送达，律师团在江泽民回到北京之后又多次把法律诉状挂号寄往中南海。
2002年12月13日，一份由法庭书记员签发的中英文安排开庭时间的通知书，连同一封解释该通知书的中英文信函，以及诉状、传票和准许原告用替代送达方式向被告送达法律档的法庭令的副本，通过联邦特快专递，送交被告江在中国北京中南海的官方办公室。诉状最初是外交部接到的。可是这封特快转递太特殊，外交部既不能说“查无此人、退回原处”，又不能随便签收。后来他们把信直接交给了中南海的“江办”。“江办”倒是痛快，黄（T. Huang）大笔一挥就签了字。这件事至今还在中共高层被当作笑话流传。
被控告后，江泽民急忙指示中办主任贾廷安和美国政府紧急磋商，要求以“元首豁免”的借口搁置此案。接着，江泽民打电话给远在北京的罗干和国安部部长许永跃，“你们赶紧给我调查一下国内和国外谁是原告，把他们全都给我抓起来！”
罗干不敢怠慢，紧急命令各地公安厅追查，抓捕和关押了不少法轮功学员。
6．德州之行
江泽民冷不丁在芝加哥吃了官司，当时真有心打道回府了。但考虑到自己死求活求才能去布什克劳福德农场，临时回国实在太丢人，江不得不在法轮功的抗议下，硬着头皮前往德州。
说到抗议，还不能不提到江泽民一年前遭到一位法轮功学员近距离抗议的经历。
2001年8月，江到地中海地区小国马耳他访问，散步时遇到一名法轮功学员、海外媒体资深记者王女士。
江泽民当时听到一位东方女记者要采访他，做秀的本能一下就上来了。江泽民一边答应好，一边把耳朵伸过来，本想听到对他的赞誉之词，没想到听到一句字字铿锵的话：“你必须停止杀害法轮功学员。”江愣了一下，脸一下变得煞白，一句话也没说，扭头就走。这次经历，让江泽民每次出访都提心吊胆，小心戒备。
2002年4月江泽民出访德国的时候，法轮功的抗议规模大约在几百人到一千人左右。法轮功学员仅仅是打着抗议横幅，呼喊“法轮大法好”的口号，江泽民就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在德国期间，无论江泽民走到哪里，都有一辆救护车紧随其后，似乎担心江随时会晕过去。江泽民参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时候，该公司竟然赠送给江一辆救护车做礼物。
这一次，江泽民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抗议规模更加惊恐。
为了防备法轮功，从10月22日至25日，江泽民不惜每天20万美元的房费，几乎包下了美国休斯顿“洲际”（INTER CONTINENTAL）酒店所有的485个房间。
25日，江泽民期盼去布什农场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但江的车队居然在如此重要的官方会面时姗姗来迟。阴霾的天气使布什有些不耐烦，频频看表。布什嘟囔着说，“等这个人还不如去钓鱼。”
但布什夫妇毕竟是有教养的主人，当江泽民和王冶坪抵达后，布什和夫人劳拉立即前去欢迎。
江泽民下车后，布什夫妇握手寒暄：“你好吗？”王冶坪随后下车行动迟缓。布什握手后还礼貌地拥抱了王，劳拉轻声说道：“欢迎你来到我们家！”四人合照完毕，江却急不可待自己往前走，全然不顾王冶坪和布什夫妇，独自走进了大门。王冶坪步履艰难，布什夫妇迎过去，一左一右地扶着她慢慢走。此事在当地被引为笑谈。
江泽民让中领馆花钱雇了很多学生前来欢迎他。实际上，他根本没拿这些装点门面的学生当回事。江泽民到访期间，休斯顿大雨倾盆，天昏地暗，怪云翻滚，当地人说这种低温天气在那个季节是十分罕见的。
中国学生们手里拿着小旗，饿着肚子，从早上四点就开始集合，然后演练欢迎口号和挥动旗帜的姿势。每次七、八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但每次的结果都是江泽民从偏门溜掉，根本就不见这些来欢迎他的人。从芝加哥机场到芝加哥酒店，从休斯顿机场、酒店到维克（Waco）机场，江泽民一直不见踪影。雇用这些学生的真实目的不过是为了平衡数千法轮功抗议的声势而已，江泽民整个行程可以用抱头鼠窜来形容，根本就不敢和法轮功学员打照面。尽管如此，江泽民还是不得不无可奈何地面对法轮功无处不在的队伍和旗帜。
7．寻找退路
2002年，镇压法轮功的形势已经不同了。法轮功对“自焚”伪案的揭露越来越深入，甚至在国内直接插播，民间和官员反对镇压的声浪也越来越强，江泽民这一年方方面面面临下台压力。而法轮功的抗议却更声势浩大，如影随形。
芝加哥被起诉之后，江泽民知道自己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失败，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妥协了。
文革结束后，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发生过一场追查。那些迫害过中共高干及其子弟的军人受到内部清理，一批人被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殉职”。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自杀了。
江泽民通过美国的亲信试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像文革一样枪毙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来偿命，换取法轮功不起诉，还说可以比文革处理得更严厉些，可以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
但这种交换条件并不公平，也不合理。江泽民几年来动用国家四分之一、最厉害时动用三分之一财力镇压法轮功，为了镇压法轮功甚至修改了法律，想定人家是“邪教”，这并不是警察所能做的。所以，真正的罪责不在恶警，而在江泽民。江泽民想把责任完全推给警察，替自己开脱得一干二净，那根本就说不过去。而且事实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一直没有停止，甚至没有任何缓和。他对于那些恶警只是利用，必要时把他们当作替罪羊抛出来杀掉，江泽民也丝毫不会觉得可惜。
8．十六大“军事政变”
为了出访美国，江泽民把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日期从九月份一直推迟到了十一月。
2002年的前半年，江泽民已经在为十六大是否退位揪心，当年他逼乔石退休时没有想到今天他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江泽民退下有一块心病，就是政协主席李瑞环。外界让他留任的呼声特别高，一来李无论走到哪里都明里暗里地敲打江泽民，特别得民心，二来李瑞环没有公开发表过镇压法轮功的言论，这都令江泽民不安。让江泽民为难的是，对付李瑞环不能再用对付乔石那一手，因为他还没到退休年龄。如果他还在十六大政治局常委会里，那对下台的江泽民是极大的威胁，对江泽民要提拔进政治局的亲信执行江的主张也会构成阻力。所以江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把李瑞环搞下台的。李瑞环本人倒对权力并不在乎，他甚至提出愿意陪江泽民下台。
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进行了五次激烈的辩论并经表决之后，通过了关于江泽民全退的决议。李瑞环自然实现他的诺言，同意陪江泽民下台。
元老及政治局的成员们都松了一大口气。在他们看来，只要江泽民下台，什么就都好办了，所以通过决议时，给江泽民戴了不少高帽。江趁机提出要把自己的亲信送进政治局。大家居然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十六大政治局及常委会里江氏人马占了多数，那江岂不成了政治局的后台老板？这种结果比十五大更惨，上一届起码江还受着李瑞环、尉健行等人的制约，江提出的建议常常被否决。
按理来说，江泽民应该满足了。十六大的常委名单里实现了他那“三个大多数”的原则：第一、他所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要占大多数，这样这些人出于感恩戴德，上台后不会反江，让江重蹈类似“四人帮”的覆辙；第二、贪污腐败分子要占大多数，这样他们出于维护自身的目的，不会认真反腐败，江泽民掏空国库、大搞裙带关系的事情被清算的风险就会小得多；第三、镇压法轮功心狠手辣血债累累的人要占大多数，这样法轮功才不会被平反，否则这些人自己也会面临一个被清算的问题。
但是江的内心依然极度恐惧，因为在美国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后，江泽民迫切需要元首豁免资格。但是江要保留国家主席已无可能，作为“前任国家元首”，他已没有豁免权。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攥紧枪杆子，继续保留军委主席之职，左右胡锦涛，干涉司法公正，以逃避被审判。于是，由曾庆红出面，找在十六大上应该退休的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密谋江留任的问题，并告诉张，事成之后将让他当国防部长。
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开幕，江泽民不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预选名单内。这意味着江不会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不会担任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全国上下一片欣喜，所有的人都认为江泽民这次真的彻底下台了。几位重量级的元老，例如万里，认为一切都按照政治局的决议在进行。
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主席团常委第四次会议上，被江泽民许愿当下届国防部长的张万年突然站起来用非常强硬的态度发难，提出了由二十名主席团成员（全部为军人）联署的“特别动议”，建议江泽民留任新届中央军委主席。
张万年在“特别动议”中阐述了五点理由：（一）有利于加强党政军在换届后的工作；（二）有利于军队交接工作的进行；（三）有利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应付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内政和对外战略而发生变化和突变；（四）有利于对台湾政局变化的决策处理，（五）有利于配合、协助新政治局班子工作的展开。
张万年发言后，被江泽民一笔勾销儿子十亿大案的李岚清、还有女儿成为江泽民人质的刘华清立即表示：完全支持“特别动议”。
在场众人这才明白事先密谋好的一场戏开演了，而他们全部遭到绑架。会场中顿时气氛非常紧张，有些人的脸都吓白了。
接着，根本不把胡锦涛放在眼里的张万年又逼胡表态。
会场里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听的见，大家都知道胡锦涛要不同意，当时就能被军人带走软禁起来。胡锦涛低声说道：“个人完全赞成张万年、郭伯雄、曹刚川等二十位同志的提议。”他想笑一笑，表示自己很高兴，可是据在场的人说，那表情比哭还难看。张万年用献媚的眼光投向江泽民，江那不易觉察的笑容把嘴拉歪到了一边，他满意地微微点点头。
接着，举手表决。
除李瑞环、尉健行、曹庆泽三人弃权，张万年等二十人的“特别动议”获得通过。
尉健行在会上就此表了态：从组织原则上接受通过临时“特别动议”，但从个人意志上，是反对的。以大会主席团常委会临时“特别动议”来否定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五次讨论并经表决通过的决议，是不寻常、不郑重的，要承担历史责任。
这起突然袭击，是一次有部署、有预谋的、由军人出面、江泽民在背后策划授意张万年等搞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藐视政治局决议，用卑鄙的手段逼着所有与会者就范，这对于流氓成性的江泽民并不算什么。江得逞后很快把对张万年的承诺忘到了一边，让张“解甲归田”了。到现在为止，一个个被江泽民当枪使的人都像张万年一样，提起江泽民就咬牙切齿。
当时请假未到的万里听到此消息后气得浑身发抖，拍案大骂江泽民，并愤然退出主席团常委会，以示抗议。
第二十章：躲非典四处流窜 保军权苟延残喘（2003）
1．非典疫情
2003年，一起恐怖的非典疫情（萨斯，SARS）席卷全球。
萨斯蔓延近30个国家，8000多人感染，8百多患者死亡，造成三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的患者人数最多，香港和大陆的萨斯病例占全球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但外界质疑中共严重隐瞒了真实数字，认为实际数字比这高得多。
掩盖疫情为连任
萨斯最初是2002年11月在中国南方爆发。
那时正值中共召开十六大，江泽民关注自己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事，中国媒体被要求为这次大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并经常重复江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中共的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明确地提到过，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也就是非典，是被要求不予公开报导的事情之一。
全世界中文语系地区均称“SARS”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唯有中共定名为“非典”（非典型性肺炎），据说是为了减低民众的恐慌情绪。其实减低恐慌情绪要有具体措施，改个名字除了麻痹民众什么作用也不起。民众不了解真实讯息反而更易于听信谣言造成恐慌。这种自欺欺人的命名法说到底还是贯彻江泽民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产物。
第一病例在广东被发现后，以江系人马李长春（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为首的宣传部门百般遮掩隐瞒，疫情逐渐蔓延至其它省。当李长春离开广东后，广东官员内部开始有不同意见。当有地方报纸报导萨斯疫情时，江泽民又急调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广东省委书记，直接控制广东省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多次下令禁止媒体报导疫情。到二月底三月初时，广东省委宣传部索性对各大报人事下手。一场大换血下来，广东媒体落入中宣部江系人马手中，在疫情报导上突然偃旗息鼓。
虽然没有报导，广东的萨斯蔓延得却非常快。自2003年2月全球爆发萨斯疫情以来，世界各地区几乎每天都在报导新增及死亡病例。而在萨斯发源地的中国，官方媒介没有任何有关萨斯的报导。
2003年3月初，全国人大、政协在北京开会时，有个爆炸性新闻，广东一位医生病情太重去香港治疗，很快死在那里，才被香港发现并报导出来。从那时起，萨斯开始在香港蔓延。这下全世界都炸了窝。因为香港是国际社会往来的落脚点，每天不知有多少班飞机起飞和降落，不知有多少人出去又进来，要想追踪查访根本是不可能的，发病的还好跟踪，潜伏期的病人就不知有多少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中共立即通报国内的萨斯发病情况和扩散范围。
3月26日，同属江泽民阵营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在北京首度公开疫情。但他只说广东一省有792人感染，31人死亡，对其他各省的疫情一概不提。胡锦涛要求地方政府与官员每天上报疫情，并不得缓报、漏报及瞒报。张文康公然反驳说，中国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每天上报疫情。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有意地忽视造成疫情失去控制，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蔓延至20多个省市，包括首都北京及中南海。随着进、出国的人流，疫情很快扩散全球多国地区。
4月2日，官方媒体发表题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导。第二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但这时全国已经一片恐慌，各大城市刮起抢购板蓝根冲剂、绿豆、白醋、盐等风潮。大批在北京的民工、学生逃回家乡，亦有外国公司的驻华工作人员撤离北京。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北京当地记者估计，自非典爆发，连日来已经有将近一百万人离开北京。近日北京的机场、火车站都是人头涌涌，挤满准备逃离北京的人潮。报导说，北京的大学校园愈来愈空，例如民族大学已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离开。
就在中国官方一再重申非典已经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向媒体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国卫生部门隐瞒真象。
蒋彦永说，到4月3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4月3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12个有关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这位现年71岁、被301医院返聘回来的外科医生在声明中说，他和许多一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两周后张即被免职，舆论一片哗然。
尽管江系人马一直对萨斯遮遮掩掩，但传染病是无情的。4月中旬萨斯闯进了中南海，撂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官正。吴官正最后一次露面是4月1日，罗干在4月12日以后几个月内都没再露面。该绝密消息被知情人透露出来后，江泽民非常紧张，官方媒体隔三差五说他们去了什么什么地方考察，实际上两人都正在和萨斯争夺生存权呢。
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共官方实行新闻封锁，隐瞒疫情，延误了防御病毒扩散的时机，造成疫情蔓延全球。90多个国家对中国停止签证。
中共对萨斯病最初的沉默和对相关资讯的封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全世界赔上沉重的经济及生命代价，令世界震惊。
杀人灭口称“稳定”
在国际组织和舆论不断对中国政府处理“非典”疫情的方式提出批评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警告卫生部门官员不要隐瞒“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开始在中国的电视上频频出现，走上防治萨斯的前线。
江泽民则在罗干、吴官正倒下后立即带领全家老小躲到上海。这时江氏人马都退到第二线，让胡锦涛、温家宝在北京第一火线上与萨斯交战，实际上就是借此机会要胡温的命。江刚一到上海就命令要用生命与萨斯顽强搏斗。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叫苦不迭。萨斯就是冲着人的命来的，人怎么用命与萨斯搏斗？
江泽民坚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无论上海有多少人因萨斯住进医院，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四个。有人说，“简直是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五个人得非典。”后来，人数拔高到七人的原因是新患者中多了三个外国人，不报不行。直到最后疫情解除，上海公布的患者人数稳定保持在七人。这充份体现“三个代表”在稳定上海方面起到了作用。
在胡锦涛南下广东视察疫情半个月后，逃往上海躲避疫情的江泽民4月26日第一次在上海露面声称“中国控制非典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抗萨前沿由于江系人马隐瞒撒谎及在疫情面前退缩，江泽民遭到人们的蔑视和憎恨。北大的学生在互联网上毫不留情地指责他：“跑到上海去避难了！怕死！”
但江泽民走哪儿哪儿萨斯疫情就加重。上海虽然层层下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但效果并不好。江看上海情况不妙，又跑到了辽宁、山东。5月底等萨斯情况稍好，江才偷偷溜回北京，但仍不敢回中南海，而是住在了玉泉山。有人笑说，面对萨斯，怕死的江泽民只有四处流窜，因为哪儿他都不会觉得安全。
从整个萨斯爆发的过程看，江泽民及其亲信自始至终采取的欺骗政策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他们口口声声为维持“稳定”，实际上是维持自己权力的稳定，不惜以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给中国带来这场空前的灾难。
但即使在萨斯疫情被公开之后，江仍然对萨斯消息继续封锁，隐瞒真象。据美国《时代》周刊披露，4月22日，就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抵达北京解放军309医院几个小时之前，309医院把40多名已经确诊的非典病人转移到一家旅馆；另外，在中日友好医院也发生了藏匿病人的情况，在世卫专家到达前，有31名非典病人被匆匆塞进几辆救护车转移。打电话给《时代》周刊提供这一消息的女士说，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她们也和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一起被关在救护车里。
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萨斯，当地官员就地免职。地方官员都不敢将萨斯瘟疫上报，各自谋划策略，“歼灭”萨斯，各地区萨斯疫情，成为当局绝密消息。
由于中央“就地免职”的铁令，各地政府官员层层下压，都千方百计地“歼灭”和隐瞒萨斯，非常普遍的手法是更改萨斯病人死亡通知单的死因。据知情者透露，为防止萨斯蔓延，院方还用药物给患者注射“安乐死”。
广东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说：“萨斯病人没有具体的数据，北京给各地下达了指标，每个地方都有配额，大家根据中央的配额来上报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公布的数据很整齐。”深圳公安一位专门处理萨斯死人的警察说：“因萨斯死者有巨大传染病毒，各地公安专责萨斯尸体的焚毁。”这位公安说：“北京允许深圳公布的死亡人数不能超过三十人，其实，深圳因萨斯死亡者远不止公布的人数。”
在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等地，军队用“封村”的办法，封锁了很多萨斯瘟疫暴发的村落。军队封村的办法是：首先切断电话线、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封锁消息。有一个村落被封村后，有人偷偷跑出来，结果被军队开枪打死。
大多被封村的地区，基本上是等待里面的人全部死光，然后大面积地消毒处理。中国深圳公安局一位警察说：“医院已不负责处理萨斯病人的尸体，这部份工作，由军队和公安系统接管，死者由部队统一销毁。”
据悉，截至六月底，仅东北地区就有一万人死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杜绝大陆媒体透露丝毫马迹。中国宣传部门有文件，要求关于萨斯等消息，须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其他地区不能擅自刊登有关萨斯瘟疫的任何消息。在此之前，中宣部在全国整肃报刊，取缔报纸，防止“不听话的媒体”将消息泄漏出去。在关于对待萨斯报导上，北京中央高层显示出巨大分歧。有消息称，中央电视台关于萨斯瘟疫的报导，属于最高机密，是由江系派人直接掌管。被外界称为萨斯英雄的蒋彦永很快被禁声，并受到军纪处分。
更荒唐的是面对萨斯疫情，江泽民和中共没有查找自己的原因，却把责任推给了无助的百姓，威胁要将“故意”传播萨斯病的人处以极刑。在政府的失职中，在惶恐的逃命中，又怎么能有“故意”传非典一说？在这个时候，江泽民也不放过一切可以用来诽谤法轮功的机会。6月9日，新华社竟然报导说法轮功学员要染上“非典”到全国传播，这话新华社自己也不会相信。外界估计，此举其实是在为江下令封锁疫情区并进行灭口提供保障，同时借此来严打法轮功讲真象的活动，而不是为解决萨斯的问题。
在萨斯事件中，江泽民再次表现了他胆小如鼠的性格和视百姓性命为草芥的冷漠本性。
2．香港23条立法
2003年7月1号，中共庆祝香港回归6周年。出乎中共预料的是，就在当天，爆发了继89年“六四”事件百万港人走上街头之后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超过50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并且要求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几个小时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对记者说：“你刚才说有上万人（会参加游行），但这一事件还没有发生吧？组织者宣称要在下午3点游行。所以很难说有多少人参加。”
然而，真正参与游行的，远不止上万人，而是至少50万人。中共对香港民情的掌握完全失控。
“魔鬼在细节中”
1989年中国“六四”期间，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令北京恐惧香港成为所谓“颠覆基地”。中方在当时起草的香港基本法（即香港宪法）草案中加进一条规定，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可以立法反颠覆（即第23条）。当时就有一些法律界人士提出异议，认为23条法律与香港民主自由精神不相符合。
1997年前夕，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政权交接谈判期间，北京试图就23条叛国罪和颠覆罪进行立法，遭到香港各界和英国强烈反对。为保证政权顺利交接，北京公开表示，暂搁置基本法23条立法。
1990年4月颁布最后定稿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其实质内容有如下特征：
1）、条文规定在大陆内任何以国家安全为由被取缔的团体，其分组织在香港随时可以被取缔，港府无须任何独立调查。
2）、条文中有意偷换概念，混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在民主自由的国家，公民有监视、弹劾政府的权利，而在23条立法中规定反对政府就是反对国家。
3）、23条立法中授予警方的权力过大：如警方不需要有法庭手令可随时进入民宅搜索、拘捕，无需证据，警方的怀疑就构成证据。
4）、任何港府认为是煽动性的言论都可入罪，无论此言论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电子形式的；发表此言论的人有罪、听到的人有罪、知情不报者还有罪。
5）、如是香港永久居民，不管身在何方，都受此法律限制，如违反23条可被引渡回港；在香港境内的人，无论国籍如何（包括过境者和来访者），都受23条立法的限制。轻者一般入狱7年，重者终生监禁。
比如香港大律师公会认为，23条将使写日记甚至只是把个人想法写在纸上都成为犯罪行为。而所谓“隐匿叛国”罪，会“变相制造一个要普通人去报告叛国行为的责任”，结果是将许多无知、天真、及信任他人的人或是基于专业操守而不得披露秘密的人入罪。这样的立法草案，极容易制造冤假错案。香港著名律师胡红玉说，萨斯刚过，如果事关重大的公共卫生资讯被作为“国家机密”掩盖住，就牵扯到每个人的生死问题。
意在法轮功
99年7月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尽管江在国内竭尽迫害，而董对香港法轮功有所限制，可是毕竟面上在搞一国两制，无法采用与大陆同样专制镇压的手法。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人旅游的热门地。每天大量的游客光顾香港，时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散发的真象资料，甚至在旅游点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播放的戳穿“自焚”伪案的录像，这是江根本就不能忍受的。第23条立法被江认为是最能用来在香港根除法轮功的方法。
由于采用立法形式，涉及许许多多人的权利，打击面很大，而且国际上也会成为焦点，这些都是风险。但是江还是要冒险，因为99年7月以后，江脑子里惟一的事情就是镇压法轮功，难怪人称：江是为法轮功而活。
人事启动
香港特首董建华是当年香港船王董浩云之子。董浩云曾拥有世上最大的运油船队，但董建华接手他父亲的生意，十年内就生意破产。1997年，董建华家族公司“东方海外”濒临破产，因为得到中共资助才渡过难关。因此董对中共极为顺从。
董先生成为行政长官，不是港人的选择，而是北京的选择。大部份港人更不希望董建华连任行政长官。
确实，董的命运不在他自己手里，而是看他对江有什么用处而定。董在职的几年，江没有捞到实质性的好处，相反由于金融危机，江在董身上投入不少。董此时岂能一拍屁股就走人？江早就盘算过这笔帐了。江此时急需董为他办件大事。
2001年末董建华进京述职时，外界报导称“江对他和特区政府表达了毫无保留的支持，这些都为董连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2年初，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多次表示无意连任，但二月下旬梁爱诗被召到北京，由主管港澳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钱其琛接见，面授机宜。其后梁再没有表示退意。据了解，梁爱诗出身于中共地下党员的“爱党世家”，江安排组织要她留任，她当然要服从组织需要。
2002年7月1日在江泽民力挺之下，表现一塌糊涂的董建华继任特首职务。
果然，董建华的新班子刚刚建立，9月24日就以律政司主导匆匆发布港府决定，要求根据23条立法，而且第23条有关叛国及反颠覆等罪行的立法给予公众咨询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最迟于明年初公布一个更具体的方案，送交立法会讨论并立法。梁爱诗声称已经就此事同北京“沟通”。
逼陈方安生辞职
江泽民自从镇压法轮功以后，就开始重提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并不断给香港政府施压，要求港府尽快就23条立法。但是当时以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为首的香港高官均以还不必要和维护香港形象为由将事情搁置下来。江对陈方安生不满，逼她辞了职。陈方安生被称为香港的良心。
如今董继任特首，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留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立功心切，上蹿下跳，形成铁三角，时机已经成熟。江要在香港大干了。
江希望采用的手法和其镇压法轮功初期很相似，就是一下子以铺天盖地之势速战速决。对于香港，为了日后不给国际社会留下说辞，江还是留了点象征性的3个月咨询，而对澳门这个不太被国际社会注意的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咨询期，直接立法。
江急于给香港念这个紧箍咒，完全忘记了一个事实。第23条条款的加入恰恰在是在“六四”时期，看到香港人民百万人两次自发地走上街头，进行民主声援后，才在基本法中增加反颠覆内容。现在江又想和香港的民主再次较量——江就是这样，要干什么坏事时，根本不计后果。
各界反对
23条问题引起各国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宗教界、新闻界、海外香港人、法律界、学生、商界、台湾各界等公众极大关注。香港各界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的反对声浪一直居高不下，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香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纷纷动员起来，向民众阐述23条的危害，向西方社会寻求支持。
2002年12月15日星期天下午，香港四十多个团体举行了自从97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反对当局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制定“反颠覆法”。游行总人数从香港警方估计的1万2千人到民间团体估计的高达6万人不等。但是不可否认，这是自从97香港主权回归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示威游行。越来越多的港人开始意识到第23条立法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人权等多方面的影响，开始走向街头，表达心声。
在海外各地的华人社区，各香港社团都举办了反对23条的活动，打出“守住香港就是守住良心”、“反对23条，还政于民”的标语口号，全球性抗议活动拉开了序幕。
“全球反对23条立法大联盟”于2002年12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DC成立，宗旨是：维护香港人权和法制。“大联盟”呼吁海外华人行动起来，共同为捍卫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尽一份力，使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继续放射光彩。该联盟网站几天就征集到9000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签名反对23条立法。大联盟于华盛顿、洛杉矶两地举行集会，同步声援香港的大游行。“全侨民主和平联盟”各地的分盟、加拿大温哥华华人团体亦在当地举办活动，呼吁公众反对23条立法。
50万港人走上街头，震惊世界
7月1日，即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6周年之际，一般保守估计有50万香港市民在烈日下走上街头。人们抗议港府执意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声势远超预期，不仅震动香港，也震撼全球。
这次游行由40多个组织组成的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游行自下午3时开始，到晚上9时30分才结束，历时6个半小时。据主办团体估计，游行人数超过50万人次，远远超过预期，部份媒体估计实际游行人数多达120万，香港警方则承认至少35万。广为接受的保守估计是50万，而香港人口只有680万。
几乎所有西方各大媒体和通讯社都不停地图文并茂报导此一大游行，香港多家媒体更以头版头条报导这一历史性事件。美联社形容示威人士是“愤怒和忧虑的香港人”。“美国之音”称上街游行抗议人士来自各行各业。《华尔街日报》批评港府无视民意，显示“香港式微”。《纽约时报》称数十万香港居民走上街头，以1989年天安门惨案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哀悼“香港即将丧失的市民自由”。
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大陆多数民众当时几乎根本不知道这则震惊世界的新闻。中共封锁了几乎所有有关消息。听命于中共的凤凰卫视在7月1日当天只报导了6万人的“庆祝回归活动”，却未报导50万人的大游行，大陆所有媒体也对此只字不提。
香港大游行不仅震动国际社会，北京也为之震惊。香港各派政治力量因强大的民意开始分化。7月6日晚，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突然宣布辞去行政会议成员。同时，自由党发表声明，表态支持延后二读国安条例草案。此时董建华一下子丢掉了自由党八票，通过23条已经毫无可能，不得不延后原二读程式。
7月16日晚，港府发表声明表示接受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和财政司长梁锦松双双辞职。叶刘淑仪由于强力推动23条立法而民望甚低。
此时，江泽民已是无力回天。
同年9月5日，看到强行通过第23条立法无望，香港特首董建华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为消除社会对第23条立法的疑虑，决定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
江泽民企图用香港23条控制法轮功、压迫港人的计谋彻底失败。但是，江就是这样的人，明明是自己一意孤行造成这样的惨败，却要倒打一耙，赶紧推卸责任。江以胡锦涛掌管香港事务却未能向中央提供准确的香港真实民情而造成决策失误为由，把胡从香港事务的实权上拿下来，让心腹曾庆红全面处理香港事务。
2005年3月10日，失去江泽民大后台的董建华正式宣布辞去特首一职。
3．苟延残喘胡江斗
2003年，是胡江斗非常激烈的一年。
2002年11月的十六大四中全会上，江泽民不得不交出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的职位。但江泽民不甘心丢掉权力，指使张万年搞了个突然动议，挟枪杆子继续掌控军队大权。
江泽民给九个常委定下几个规矩，其中最重要的是九个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为集体领导，没有核心，因为江不能容忍胡锦涛取代自己成为新核心。江的另一个重要指示是，小事情、一般事务，大家商量着办，而关键问题要江泽民拍板。这样即使江下台，胡锦涛也掌握不了权力。江对权力的欲望、对失去权力的害怕、对他人掌握权力的妒忌，非一般人可以理解。
排名之争
但这种领导方式被称为“不三不四”，因为既不是第三代，也不是第四代。更可笑的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是军委副主席，而普通党员江泽民是军委主席，党领导一切就成了笑话。对于中共高层的混乱状态，一家海外媒体比喻到：江泽民继续执掌军权给中国带来不同寻常的权力分配，就好比克林顿已把总统大权交给了布什后，他还临时地呆在美军总指挥的位置上。
中共内部对于十六大之后的媒体公开排名到底应该江前胡后还是胡前江后争吵激烈。这样的两个权力中心，让江泽民心里感到极度不安，因此一直想方设法采取各种办法争夺权力。
江靠着死命提拔将军，明着挑衅，公开江前胡后。十六大之后的一段时间，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江前胡后。这倒不是江出自于对于自己的信心，而是要做给国际社会看：我还是中国真正的实权者，做给美国政府看，有事还得通过我才办得了。
但胡有元老的支持，也在暗中使劲，江哪壶不开他就想法去拎哪壶。2002年底，胡锦涛亲自主持新一届政治局成员的第一次集体学习，邀请专家讲解宪法就是一例。胡用宪法来为自己的权力地位提供支持，也暗示江泽民不遵守宪法。胡锦涛不明着说，但在座的人都心知肚明。
2003年元旦前夕，江泽民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组织生活会，上届政治局委员也都列席参加。江泽民想通过这次会议讨个好卖个乖，因为人们普遍对江继续死抓军权不满。会上江称：又是一个五年了，大家解开“结”，互通一下，还是好的。没想到结果会议炮声隆隆，火力集中轰向江泽民。李瑞环等指江五年来从不听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会上各位对江提出了六个方面近四十条意见，其中包括：专权、搞独裁、个人崇拜，为自己树碑立传，到处作秀，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民族尊严等等。会上还质疑江泽民已经是普通党员，为何有关党、政方面的重大决策，都要送江办（即江泽民办公室）审阅，为何在党内文件、通报及中央、地方党政机关报把普通党员江泽民列在总书记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名字之前。最后一致决定，以后江胡排名要改为胡前江后。
自2003年1月1日起，中共党内文件、通报上，都改由胡锦涛放首位，江泽民居次位。江泽民对此非常恼火，自1月1日到1月20日江就没和胡一起出来过。1月21日江和胡一起出来参加中央军委举行的慰问演出，江泽民硬是借此机会走在胡前面。
穷途末路无人理
江泽民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继续抬出“三个代表”。
2月12日至18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给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国务院的部委领导举办“三个代表思想”集训班。
但令江泽民生气的是，集训班的有些高官不但没有盛赞“三个代表”，反而指责说：不解决、处理好党的监督机制和党的建设，而空谈体现三个代表、贯彻三个代表要求，都是在消耗时间，根本不能解决党内什么实质问题。还有的学员直指江泽民说，三个代表思想是2001年才提出的，却宣传为1949年建国以来、十三届四中全会十三年以来，党“始终贯彻三个代表要求”，这是当着六千万党员、十三亿人民在讲假话。这些学员都是中共新班子的高级干部，他们对“三个代表”的态度，其实就是对江泽民的态度。
2003年3月15日，在“橡皮图章”人大的等额选举中，留任国家军委主席的江竟有98票反对、122票弃权。可想而知，如果是“差额”选举，他注定选不上。江泽民对此感到非常沮丧。
2003年3月18日，江泽民还能够控制的新华网在江的授意下，特意公布了几封外国元首祝贺江续任军委主席的名单，其中包括刚果（布）总统萨苏、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沙特国王法赫德、乌拉圭总统巴特列，以此来为江壮声势。
但有意思的是，过去和江有来往的美、加、英、法、俄等西方大国的元首，没有一个给江留任军委主席发贺信。江泽民常说要带胡一程，送胡一程，炫耀自己对处理外交事务有独特手法，意思就是中国缺了他不行。但江权力稍微一失，就已经没有人把他当回事。这使江泽民感到颜面扫地，愤恨不已。
潜艇事件搞安插
2003年5月2日，中国海军一艘常规动力潜艇在内长山以东中国领海进行例行性训练时失事，艇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关于海难原因各种报导都有。中共公开报导先说是机械故障，后又说指挥操纵不当造成。然而潜艇拖回港口后发现艇身完好无恙，而且70人是在极短时间全部突然窒息死亡。海外军事专家认为，每艘潜艇都设有逃生舱让艇内成员避难，但今次灾难中竟无一人可以成功逃离潜艇，令人感到惊讶。另有军事评论员分析指出，辽东半岛出海域水深约一、两百公尺，对潜艇来说只属浅水域，即使出现机械故障，潜艇也能维持一段时间，不至于会造成70名官兵死亡。因此，此次事故显得颇为蹊跷。
后来据中共海军知情人士透露，潜艇事故是一个即将退役的海军军官以同归于尽的自杀方式来报复江泽民削减军队的措施。江要清洗掉老军头在各级的影响力，安插进自己人，所以要给军队换血。这引起众多退伍者的不满，最终致使北海舰队出了这么大的事。
那天潜艇原本官兵配制为五十七人，出事前北海舰队刚好派了一位大校副支队长上艇巡视，多带了十二人上艇，那位即将退伍的海军军官认为这是报复最好的机会。等潜艇驰离青岛海军基地后，他突然关死进气阀，导致全艇缺气，与那69人同归于尽。
但出事后，江不但一句自责的话也没有，反而把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政委杨怀庆、北海舰队司令员及政委四人全开了，都换上对自己表忠心的人。现在的海军司令张定发就是江泽民借此机会安插上的，并送进中央军委会去监视胡锦涛。
江泽民控制的新华网北京6月13日配合发布消息，海军361潜艇失事原因已查明，是由于“指挥操纵不当”造成的。但为什么会指挥操纵不当却没敢说出来。
在要对难属进行慰问的时候，江泽民不忘打击胡锦涛。江专门叮嘱手下人一定要请到胡锦涛，因为胡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江泽民的重点在“副”字上。
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报导，“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郭伯雄、曹刚川，5日在大连接见了海军361号潜艇遇难官兵亲属代表和所在部队代表。江泽民代表中央军委……”江俨然又得到了民心、军心，排名挤到了胡锦涛前面。但这一招也显得很愚蠢，因为这样江更加无法逃脱事故的责任。
借“神五”为儿子抢功
2003年10月15日9时整，耗资190亿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江泽民提前就到了发射基地，有吴邦国和曾庆红陪同。江要和胡锦涛争第一个和宇航员热线对话，抢胡锦涛的风头。但在中共媒体的报导里，只有胡锦涛、黄菊、吴官正和曹刚川、王刚在现场观看了发射，故意没有提江泽民，显示江胡两派争夺激烈。
然而，“神舟五号”爆出的最大冷门，是半路杀出了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江绵恒号称是“神舟五号副总指挥”，党的喉舌之一《光明日报》在10月17日更是利用“神舟五号”大树特树江绵恒，让各界震惊不已。
江绵恒1991年6月在美国费城Drexel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惠普公司工作。1993年1月江绵恒回到中科院上海冶金所，1997年7月就被提升为上海冶金所所长，两年之后于1999年11月乘火箭飞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从1993年到1999年的短短6年时间内，就从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跃升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由此可见，江绵恒是典型的林立果式的人物，这一切都是江泽民特意安排的。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是负责“神舟五号”发射的最高机构，由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上将担任总指挥。其他四名副总指挥除了江绵恒是外行之外，皆为资深专家，包括总装备部副部长胡世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
论技术，江绵恒是外行；论职务，上面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怎么也轮不到他。而且载人航天工程耗资巨大，责任重大，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按一般常理，怎么也轮不到江绵恒来当副总指挥。
其实之所以突然在发射成功之后冒出来，就是江泽民要让儿子捞取政治资本，所以不择手段地把江绵恒往军队核心部门里塞。这样江泽民自己更有说话的份量，甚至一旦时机成熟，还可以让江绵恒掌管军队权力，效仿当年林彪培植林立果。
江泽民极贪权，也极其害怕失去权力。没有自己完全信得过的人掌权，江是放不下心的。现在面临全面交权，江的担心更重了，也更希望稳住权力，而权力在儿子手里江才感到最靠得住。事实上，江长期以来一直把自己的儿子亲戚都往核心部门塞。大儿子江绵恒控制科学院技术部门，监控中国电信、国际网络，技术、金钱一把抓；小儿子江绵康坐火箭跑到总政治部里当少将。在党内外、国内外要求江交出军权的强大压力下，为了控制军队，江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把大儿子江绵恒也往军队里塞。所以，“神五”一上天，江家父子就迫不及待地要伸出长手摘桃子了。
与此一脉相承，2003年，江泽民为了进一步抓权，还提议死党和情妇陈至立参加国家军委、国防科技、教育有关工作。但军队的高级将领都很看不起陈至立，背后给她起的绰号是“婊子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时，江的提议因分歧大而被搁置。
在面临下台之时，江泽民动作不断。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江泽民的权力没有能够保多久就在更不光彩的反对声中失去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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