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留德学生的人生历程

【圆明网】
一，上下求索 终归大道

20世纪70年代末，我出生于辽宁大连。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神佛的敬畏，然而進入学龄后，在中共所谓“无神论”的洗脑毒害中，使我慢慢不再相信神的存在，把中国千百年来流传的文化精髓也当成了所谓“封建迷信”。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增多，我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生命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初中的课本显然无法给我解答，我自己能找到的所谓科学著作和历史典籍中也同样没有答案。就在困惑迷茫之际，我偶然接触到一位《周易》研究者，我亲眼见到他为别人所做的准确预测，从此我的思想开始转变，开始对预测，中医，气功，等传统文化感兴趣，并开始学练一种道家功法，在此期间，我亲身体悟到《转法轮》中描述的“比较典型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有许多人在修炼过程中，往往你炼功的时候，你爱人就特别不高兴，你一炼功，就跟你打仗。你做别的事情，他还不管。你说你打打麻将怎么耽误时间，他也不高兴，可是不象炼功那样。你炼功也惹不着他，锻炼身体，又不影响他，多好。可是，只要你一炼功，他就跟你连摔带打。”唯一的区别是当时我年纪还小，由“父母、同学”取代了“爱人”。虽然有这种感受，但是因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承受不住这种压力，所以后来我只好放弃了这种功法。但是，那种求道之心让我不能这么轻易放弃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因此，我还是时不时的翻翻《黄帝内经》《周易》甚至《圣经》之类的书，总想从中找出答案。

可是慢慢的由于人类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污染，我的道德水准在急速的向下滑落，从上高中开始，我对钱的欲望越来越大，我甚至不再相信这世上会有淡泊名利的人，更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人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1996年高考结束后，在一位初中同学的介绍下，我有幸观看了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然而我没有好好珍惜这次机会，险些与大法擦肩而过，直到半年后，我突然想再看一遍《转法轮》，这一次我真的看懂了。正如师父所说“你走出这个礼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象变了一个人一样，你的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多年来苦苦追寻的到底是什么，诸多没有人能为我解答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发现自己的道德水准竟然下滑的那么快，那么远。

我开始和学校里其他的学员一起学法炼功，于是，奇迹般的变化在我身上产生了。从高中起，我开始变得厌学，成绩也很差，甚至在大学一年级上学期，竟然出现一门考试不及格。但是从大一下学期期末开始，也就是我得法半年后，我的成绩一跃成为专业第三名，从大二开始直到毕业，我的成绩始终是专业的榜首。另外，我的脾气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得法前，我是个脾气暴躁，动辄火冒三丈的人，而且讲究“睚眦必报”。学法后，我自己还没什么感觉，周围的人却明显的感受到了，一个和我比较熟悉的同学悄悄问我:“你是不是不会发火?”细细回想自己得法后的经历，我才猛然感到，自己真的变了，变得豁达，变得宽容了。从前那个身体羸弱的我也不复存在了，真的是有再世为人之感啊。

1997年末，学校安排我与大显集团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大显集团每年无偿资助我人民币2000元，至我毕业止。我将钱交给了本系的辅导员，请他们用这钱资助其他的同学，并谢绝了辅导员提出的，要开全系大会表扬的建议。但半年后，在一次全系的集会中，我系的辅导员还是公布了此事，恰在这段时间，我得到了“日本三和银行国际基金奖学金”,于是，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说我为别人着想让出了助学金，也有人说我是因为有了奖学金才让出了助学金。如果在修炼前，我一定会找到造谣者争辩清楚，但此时的我，虽然心里还做不到那么坦然，可是对这些评论只是一笑了之。

就在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沉浸在大法带来的幸福中时，我们却不知道，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已经蠢蠢欲动，准备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学员举起屠刀了。

二，风云突变 矢志不移

1999年6月间，中宣部散发了一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功”的通知，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身在中国这种环境下长大，我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但是，“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能炼？”,我来不及和其他学员打招呼，直奔学校团委，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益处，但团委的工作人员根本连听也不听，只是把那个可笑的通知又重复了一遍，我也扔下一句“不要拿根鸡毛当令箭”，就转身离去。此刻，我也只是认为不过是某个跳梁小丑利用职权在破坏，却没想到，暴风雨就要来了。

1999年7月20日起，中共控制的所有媒体突然发难，对师父和大法开始了一轮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在各种文学作品的只字片语及年长者们的口述中，我对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有所了解了，但我没想到它会突然间再次出现，那几天，我胸口发闷，而且那年的夏天出奇的热，我一连3天吃不下东西，在第三天晚上，我从美国之音的电台里听到了该台对师父的采访，听到师父的声音，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胸口仿佛搬掉了千斤巨石。那种压力，没有身临其境是感受不到的。

家人的压力随之而来了，父母受了造谣宣传的毒害，由原本支持我修炼转而坚决反对，经历了文革的母亲甚至说出了断绝母子关系的言语。学校的党委办公室则时常以谈话为名骚扰我，毫无经验的我不知该怎样应付，最后下定决心，无论谁找我，我只谈自己修炼大法后受益的情况，一个真实的我就坐在这里，我讲述的就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到底是曾宣传亩产万斤的报纸可信，还是我这个大活人可信。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对我说，你就不要这么坚持了，要想想自己的前途啊，我给她写下了一首诗作为我的回答:“百年身后谁是我，千载轮回我是谁。愿舍此身(今天看来，当时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卫正法，功成圆满把家回。”

系里找了几个成绩好的学生给新生介绍学习经验，其中包括我，我想正可以利用这个这个机会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什么，我从自己以前曾经厌学讲起，谈到自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学习成绩也随之提高的经过，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不要相信那些诬蔑诽谤，只有两个学生喊着他们不要听，而其他人在为我鼓掌，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就要用他护卫大法。不出所料，第二天，系里的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因为他了解我几年来的所做所为，找不出什么可以直接指责我的错处，只是打擦边球一样的说了句“历史啊，让后人去评说吧，时间会判断一切的”。

渐渐的，我们清醒起来了，开始考虑，面对这一切，应该怎么办?有学员告诉我，很多学员去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了，对，应该去上访，我父亲就曾经为了我祖父的医疗赔偿去北京上访20多次，我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怕心给我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阻止我去上访，反映在周围，就是当我去找其他学员交流此事时，他们都不同意去上访，有人说，难道非要去被抓才能修炼吗?甚至有人还借口说不要给片警找麻烦，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今天看来，这种借口是多么的可笑，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因为怕心，它的确迷惑了很多人。我开始踌躇，难道去上访真的错了?这时，师父又推了我一把，让我看到了去上访同修的心得体会，我哭了，在大法遭诽谤时，我还考虑自己的安危，这算什么呢?我在自己的境界中也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溶于法中”，我就是要把渺小的自己溶入这伟大的佛法之中。我清醒了，周围的环境也变了，我对同修说，我已经决定了，无论你们怎么打算，我是一定要去为大法上访了，我去不是要被它抓，但该我承受的我绝不逃避(还是没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没想到同修对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于是，我们四名学员买好了几天后的夜车车票。然而，阻碍并非就此消除了，在我准备动身的那天下午，突然父亲打来电话，告知我母亲在他们购物途中腹痛如绞，送至医院，发现一枚肿瘤，具体情况不明。仿佛一缕无形的丝线捆住了我，我觉得自己好像又迈不出这一步了，但我心头清楚，这是考验，看我能不能放下亲情，我跪了下来，眼望窗外，心中默默的求师父:“求师父再推弟子一把，我一定要走出这一步。”一瞬间，我感到那种束缚没有了，在2000年春节前夕，我终于和同修一起踏上了進京证法之路。

三，直闯京畿 经风历雨

到达北京站，已经是11点多了，我们四人匆匆吃过午饭(因为北京物价太高，我们带的钱不够，四个人吃两碗面)，直奔国务院信访办。也许是怕人看到上访的人群，堂堂的“国信“竟然在一条长长的小巷里。我们到达时，巷口正站着一男一女，都在40岁左右，女的看到我们就问:“来上访的?”,我看他们不象好人就没理他们，同修答“是”,
“大法弟子?”,“是”。
“东北的?”，“是”。
“大连的?”，“是”。
“在这等一会”。
等?我来干什么的，我来上访，在这等什么，我一言不发往里便闯，两个便衣在后边喊，“别進去，别進去”,我理也不理，只是默默的求师父帮助我闯过去，他们喊了两声也没追進来，我在巷子里看到的第一个门户是在右侧，我至今也不知是个什么所在，只记得当时看到有哨兵在站岗，就直闯進去，哨兵喊我，我听也不听，其他三个同修也跟着我進来了，哨兵没有追進来,可能是不敢离开岗位，進入院内一栋建筑，却不见一个人影，我们越发觉得这不象信访办，出来问哨兵，我们才知道走错了，我们向哨兵道了歉，没想到哨兵却甚是理解我们。

信访办是巷底那个破门，门前已经三三两两的站了不少人，也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部门啊，在我眼中却象是大连的废品收购站，破旧不堪的包皮铁门，油漆都剥落了，这已经可以看出他们有没有接待访民的诚意了。因为午休后13:30才重新办公，我们只好等在门外，这时一群警察蜂拥進入小巷，叫喊着“谁是法轮功?”,这次大家都没理他们，因为我们此行的目地尚未达成，怎么能任由他们带走，先前那个便衣跟着跑了進来，指认我们就是她报告的人。原本我的心里还“咚咚”的跳，但在警察向我们扑来的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们是那么渺小，那么可笑。于是，我笑了，随之，警察的动作仿佛也慢了下来，警察也笑了，我对我面前那个警察说，不必这么着急，你们等我们反应完情况再来也不晚，警察说，不用去了，去了也没人听，他们一样抓你们，边说着边拽着我上了他们的车。(后来我才悟到，我们第一次走错门，其实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如果我们在那多待一会，警察就找不到我们了，说不定还会大叫“奇怪”。)

我们四个被劫持到一个小旅馆(离开时我看到它叫“建信宾馆”,我想就是坚信之意吧)，在电梯里，只有一个警察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修时，那警察对我们说，你们的书我看过了，其实没什么不好，好就在家炼呗，来北京干什么。我们告诉他，正因为我们炼功的权利被非法剥夺了，我们才来上访的。

来到楼上，一个双人间，已经劫持了7，8个大连来上访的大法弟子了，由两个年轻的警察监视着，据说是因为上访的大法弟子太多，看守所装不下了，所以把我们关到这来了。大约半个小时后，那个警察又来了，说他们的头要和我们谈谈，来到另外一个房间，警察头目和这个警察让我们写一下上访的理由，我就写了自己修炼后的变化并提出三点要求“一，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二，恢复法轮功的名誉。三，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先前那个警察看过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到了北京就又上了一个层次?”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的头脑特别清晰，我望着他平静的说:“我没想过什么层次不层次的，我只是觉得，如果这三点要求能够被答应，我就是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警察吃惊的看了我一眼，大概过了十几秒，他才竖起大指，对我说:“好样的，了不起。”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着泪花……

回到原先的房间，我们和其他学员开始交流各自的修炼体会，言谈中，我们得知，以前来上访的学员把环境已经开创出来了，我们就在警察的监视下学法炼功，一个警察还谈到为什么我们能在这里学法炼功，“收书?哪敢啊?你们都要用生命捍卫大法了，我还敢?”说完，他无奈的苦笑了一下，同修们对大法的那种坚贞怎不使邪恶胆寒。在这几天中，我还听到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修炼故事，一位5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曾6年瘫痪在床，已经命在旦夕，被医院宣判“只能准备后事了”,这时，是大法救了她，当我们在北京相见时，她是和其他11个同修步行来上访的，漫漫长路，他们逢人便讲述法轮大法所蒙受的千古奇冤......如果不是她亲口相告，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眼前这个精神矍铄的大婶曾经挣扎在生死边缘，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

四天后，我们系里的辅导员和我父亲来北京接我，然而回到大连后，我却不能直接回家，而是被学校的保卫处软禁在我校一栋办公楼里，要我写攻击大法的材料，我当然不能答应，我父亲这时发了疯般打我，那时他恐怕完全被邪恶控制了。学校党委团委十几个人开始围攻我，完全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只是一味得攻击大法，我拍案而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和我讨论，我可以和他们谈谈大法，我们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他们只是一味谩骂攻击，恕不奉陪。他们见我不肯配合它们的要求，就把我送到大连公安局二处，那里是主管教育部门的。

到了那里，一个年轻警察就把我用手铐锁在暖气的水管上，穿着皮鞋踩我的脸，不分青红皂白的乱踢，然后，抄起一把破旧的雨伞，辱骂师父和大法，并要我答“是”,我说一声“不是”，他就用破雨伞抽打我几下，直到他自己累得气喘吁吁，没有力气了，气狠狠而又无奈的对我说，“你好样的，是个法轮功”。
一顿毒打之后，另一个年岁稍大的警察要把我劫持到“姚家看守所”,这个警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仇恨，在我下楼的一小段路上还不肯放过我，狠狠的踢我，嘴里还骂骂咧咧,说什么“都是你们这些法轮功，气死我了……”,后来还是那个年轻警察把我劫持到“姚家看守所”。

在看守所门前，那个警察说要送我体检，负责体检的人问我是干什么的，他答“法轮功”,那人回答，法轮功没病，不用体检，并半开玩笑的对他说“干点好事吧，老抓人家法轮功干什么”。在看守所里，首先对我非法搜身，把我里里外外翻了个遍，然后把我关進牢房。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很多同修，一位已经被非法关押了几个月(其实已经是超期羁押)的同修告诉我，现在那些看守已经好多了，迫害刚开始时，那些看守也完全相信了恶毒的谎言，用送水用的胶皮管抽打学员。一个因为用扑克摆摊骗赌被关的普通犯人对我说，看守要他们每晚轮流值班，因为“防止法轮功自杀”，当我们分手时，我们问他，你相信法轮功会杀人吗?他憨憨笑道:“电视说的我再也不信了”。

15天后，学校保卫处接我离开了这我本就不该来的地方，事后我才得知，原来他们勒索了我家5000元人民币，不然对我也要超期羁押。车上，保卫处长，一个50多岁的老头对我叹了口气:“你太小了，不懂，我们是什么?专政工具。6•4都知道吧，就是错了嘛，可是共产党会承认吗?”

但经历这件事后，我家人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父亲在和他的朋友提起此事时，非常气愤的说:“既然不许上访，何必挂‘信访办’的牌子,干脆叫‘抓人办’得了!”(这是这位朋友转述的)。每个大法学员都有亲朋好友，那么反对这场迫害的岂止是一亿大法学员。

四，远赴海外 呼吁救援

这之后，我虽然不再被非法关押，可是骚扰不断，后来我被欺骗写了一个所谓“不再進京上访，不在公共场合炼功”的“保证”,当时不堪其扰，觉得只要不反对大法就行了，其实还是怕心在起作用，此后，心中对此事始终隐隐作痛。直到2001年5月，我工作之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才觉得轻松了一点。

2000年毕业后，我应聘到日本阿尔派公司大连分公司做汽车音响线路板设计工作，然而，自从2000年初我去北京上访回来后，警察还不定期打来电话，让我父亲转告我，什么时候我变“好”(其实是变坏)了，要和我谈谈。其实，上访回来后，我也没闲下来，一个同修和我配合，他用不干胶贴纸打印一些简短的大法真象(他有打印机)，然后我们到处去张贴。

但是，处在那种环境下，时时刻刻都觉得非常压抑，我萌生了出国的念头，我要到自由的国度去，把这里发生的迫害告诉世人。2001年11月，我终于以留学的名义来到了德国，远离了魔窟。

初到德国的日子里，举目无亲，也没有真象资料的来源。我只能用我那差的可怜的德语翻着字典写下大法真象，送给我的房东，德语老师，公车上相遇的德国老人……遇到中国人，我就直接讲，直到一天，我在给一个华人讲真象时，得知她也是大法学员，从此，我和德国的同修取得了联系。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和德国的同修互相配合，一起揭露邪恶。

2002年10月28日，德国中巴伐利亚报(Mittelbayerische Zeitung) 对我遭受的迫害做过报道http://search.minghui.org/mh/articles/2002/10/31/38913.html (当时我还在上德语班，由其他学员做翻译，有些回答有误)。

2004年6月28日，五名法轮功学员在曾庆红和薄熙来到南非访问期间前往请愿，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遭到黑枪扫射。我据此事给雷根斯堡市长写信，提请他们关注已延伸到海外的迫害，市长先生将信转发给警察局，警察局长先生在回信中称这起雇凶杀人案是卑鄙的行为，并保证他们会保护其辖区内法轮功学员的安全。

后记:

仓促成文，有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也希望其他迫害发生后离开大陆的学员，把你们的经历也写出来。99年7•20之后的岁月里，尤其是前9个月师父没有讲话之前，那种严峻，那种压力，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体会的。当我写完以上这篇东西时，对自己以前走过的路更加珍惜了，也更明确了，以后应该怎么做。

一个在道德急剧下滑的当今人类社会中被带动着走向灭亡边缘的人，改变的能为真理挺身而出，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信仰也做不到，然而，大法做到了，我想，这本身就是对大法的证实。

古语云，“哀莫大于心死”,虽然我没有象有些学员那样因得法解除了身体上顽疾的束缚，然而，回想得法前的自己，其实在人类社会的大洪流中已经处于心灵上的“病入膏肓”，是师父把我从濒于精神死亡的危境中解救了出来。我以为，这就是我为自己修炼体会做的注脚。

(成文:2005年1月10日，于德国埃尔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