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今年48岁，家住天津市和平区，1996年得法。我得法前一身病，综合症、浑身无力、行走困难。师父慈悲苦度，我有幸得法。记得那天我一步一歇的走到炼功点，做第二个动作的时候就坐下来无法坚持下去。第二天，第三天，真是奇迹了，我的病全消了，从里到外我第一次尝到了做人的快乐，真是无病一身轻。
1999年7月法轮大法遭到了迫害，我想：修炼大法后，没花一分钱病都好了，我们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在社会上做个最规范的好人，这有什么错。2000年的7月份，我进京上访，被警察劫持到当地派出所，所长刘长海当众毁了我的大法书，然后把我送进了看守所关押了半个月才放回家。两个月后，即2000年10月，在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搜捕中，我又被绑架到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非法判劳教一年，我当时被编到五大队一中队。
我的老母亲瘫痪在床，双目失明，神智也不太清醒，全靠我一个人日夜照顾，而我自己也身有残疾。当派出所的警察来抓我的时候，失明又糊涂的母亲突然象明白似的，搂着我的脖子不放。这情形，但凡有点良知的人都无法下手，但他们还是将我抓走了。
五大队一中队非常邪恶，它们规定大法弟子之间不许互相说话，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我无意中听到其他犯人的议论，说狱警让她们好好整整我，否则就不好管了。犯人张淑芹一再给我施压，整天骂我，还在打开水的时候烫我的手。我们的伙食很差，却要没白天没黑夜地摘豆子，一袋子豆子一百多斤要自扛、自摘、自送。我扛不动，另一位大法弟子帮我，张淑芹借此总来骂我。
一有空闲时间，它们就强迫我们看诽谤大法的电视。为了抗议这种邪恶迫害，我和另一名大法弟子王桂香要求炼功，结果它们如临大敌，恶警韩金玲把我们俩铐在“独居”里，那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我们的双手被铐在吊床的上床上，王桂香个子矮，立着脚尖站了一夜。当时是二月天，那年又冷得出奇，它们敞着门，寒风呼呼地吹进来，我们俩身上只穿着一件毛衣，看着我们的人都穿着大棉袄还喊冷，不到一夜，换了两班。
天亮时，我们已经行走困难，还被逼着到它们屋里去表态。我没有说假话，因为我们就是想让它们知道，法轮大法是纯净的、是美好的，好就是好，为什么要说谎？没办法，它们就让我们干活，不让合眼，晚上又被铐在吊床上，这样持续了一周，见我们不改变，就把我调到另一个班。这个班的大法弟子都很坚定，陈玉梅、姚玉燕、张桂云、白虹等，那时白虹被迫害得很厉害，一说炼功，就被“大”字型铐在“独居”的床上。白虹的个子很小，被四个铐子拉的疼痛难忍，第二天被放下来都不会走路，有时她还被打成乌眼青，捂着胸口上不了床，有时在“独居”被折磨好几天，刑事犯用鞋帮打白虹的脸，直到脸变成黑色。
姚玉燕因为炼功也被铐在“独居”里，第二天她浑身哆嗦被背回来；陈玉梅经常绝食抗议非法迫害，因为被野蛮灌食，她的胃一度出血。有一次她和另一个大法弟子炼功，恶警上去给她一脚，把她踢倒在地，陈玉梅的嘴角马上流出了鲜血；最冷的时候陈玉梅、赵宾红只穿毛衣，被铐了一个多月，夏天她们被铐在“独居”里， “独居”的屋门敞着，让蚊子咬她们。
有一次，我们四个人白天站着铐，晚上撤掉被子，只让穿一件小毛衣铐在床上。它们为了整治我，把我的左手铐到床头右边，左脚铐在床尾右边，这种拉铐使我浑身疼痛，汗透全身，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挨，第二天解铐时都不会走了。它们还不允许陈玉梅上厕所，逼得她把大便便到裤子里。面对越来越残酷的迫害，我们四个人开始绝食，它们非常怕白虹也绝食，对白虹非常恶，动不动就打她，在精神上欺辱她，有一次把白虹象钉十字架一样两臂拉直铐在院子里的铁壁子上一整夜，第二天早晨白虹的双手都变成了紫黑色。（后来受尽迫害的白虹终于被打死在劳教队里。见明慧网）
恶警对绝食的大法弟子野蛮灌食时，故意把塑料管插入很深，使灌进去的又喷出来。灌的是玉米粥加一点奶粉，奶粉钱还要被灌食的人出。我们不配合迫害，就被分到各班，受到了更严重的迫害。
劳教所关的很多学员都挨过打，新来的学员因不配合写感想，就让“吊飞机”，王桂香多次被铐在“独居”里。有一次她因为炼功，腊月天被铐在院子里的铁壁子上站了一夜。张桂云也受到过同样的体罚。还有一次，王桂香被恶警寇娜带六、七个人打了六个多小时，用电棍把牙都电掉了。
赵宾红也经常挨打，不是让她站在外边就是让她站在厕所里，她还经常遭到群殴，不允许她炼功，不允许她说“法轮大法好”，说就用抹布塞她的嘴，再用封条封上，用铐子折磨她的双手和双脚，吸毒犯国会带人总去折磨她。在她绝食的时候，队里把她送进了医院，让她付昂贵的医药费，一个月一万多，逼家属签字，它们还用亲情折磨她，让她十几岁的孩子来劝赵宾红背叛大法，但赵宾红没有做这种违心的事。有一次恶警寇娜、刘小红将赵宾红带走，把她的脸都电肿了，最后赵宾红被它们折磨得有些精神失常。
吸毒犯国会为了讨好队长，成天折磨我，我对她说：你在做坏事，这对你自己不好。我告诉她善恶必报的道理，可是她说：“我不怕缺德，我父母都让我气跑了，队长说把你折磨得转化了，就给我减刑，我回家就能吸几口大烟，不过折磨人也上瘾，我出去就没人好折磨了。”她在我耳边念诽谤大法的书，我说“法轮大法好”，她用封条封住我的嘴，有时用一块脏抹布堵我的嘴，有一次塞的太深，堵住了我的喉咙，憋得我脸色发青，它们才拿下来。
开始的时候，晚上我被铐着躺在床上，白天站铐，我的双手双脚肿得象馒头一样大，无法穿鞋，只能趿拉一双布鞋站在冰冷的地上，浑身没有一处听使唤，步履艰难，双臂脱臼。我上厕所时无法自理，国会在一边骂，不允许别人帮助，想让我便到裤子里。最初国会对我也不太敢下手，可是看着窗外队长的眼睛看着她，她的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她让我坐在小马扎上，把我的手反铐在床上，然后撤掉小马扎，我一下子站不了，蹲不下，疼痛难忍。幸亏同修进来，见此情景去找管教解开铐子。队里看我还没有服软，就进一步升级把我日夜站着铐在床上不让睡觉，我只是靠着被褥支持，否则早已无法站稳，它们日夜不许我合眼，一合眼就在边上叫。这样又持续了7个半月，有的时候我就瘫倒在铐子上，有一次它们发现不对，解开铐子，我就倒在地上浑身抽动，它们怕我死了，以后不再铐我，改用拳打脚踢。
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受到严重了摧残，脱衣服时只能用嘴一点点地叼到头上，再用唯一的一点臂力一点点地脱下外套，恶警不许别人帮助，每次脱衣需要很长时间。国会不让我躺下，半夜12点让我坐起来听她的邪理，逼我写感想，我不写就让我在地上站一夜。
我的衣服在被铐后没有换过，后来，我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恶警们还扣押我不放。在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我再次被换班了，又和陈玉梅、姚玉燕、张桂云在一个班，看到她们身上的那些正气，我的身心恢复了一些。这时又发生了一次队长对赵宾红的群殴，我们再一次集体绝食抗议，在我们绝食的第九天，队里怕我们死了，召集全体人员，把我们四个叫出去，第一次声言不打人了。其实这也是个骗局，以后照打不误，只是暂时缓解了。
这是我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的一段受迫害的经历，我把所经历的真实情况说出来，希望世人不要再听信中共的邪恶谎言。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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