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讲真象

【圆明网】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三年前，为了系统的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投递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案件，我们成立了法轮功人权工作组，这里谨将我们这几年的经验与其中的修炼点滴与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应该说明，在我们之前，部分美国学员与日内瓦学员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项目是在他们打下的基础上進行的。

一、系统的向联合国投送迫害案例:

2000年底，我们开始酝酿通过法律程序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与单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联系到几位人权方面的律师。然而，在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迫害的真象不甚了解。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们对迫害的严重性与普遍性不了解。有一位律师在听了我们的介绍后说：“我曾经听说过法轮功在受到迫害，但决没有想到有这么严重。”另一方面，他们对这场迫害的实质也不了解，认为是一般的宗教歧视、宗教迫害，因而将这场迫害与其它的一般人权问题相提并论。由于认识上的不足，他们对我们的要求也就不是很重视。这些专门从事人权工作的律师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

那时，邪恶的造谣与对迫害行为的抵赖，也影响了许多人，一些受蒙蔽的华人甚至不相信迫害的证据，说是我们编造的。怎么样才能更好、更深入的揭露邪恶呢？
我们做了几种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了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并对之進行了研究。联合国本身设立了很完备的人权机制，联合国任命的人权特派专员负有关注、调查、报告严重侵犯人权案件的责任。而他们的报告，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是有权威性的，对于讲清真象，让人们相信真象肯定会有所帮助，这些都很容易想到。但在讨论是否开展这个项目时，我们也确实有过两点顾虑，一个是“来不来得及”，另一个是“能否坚持下来”。那时迫害已進行了近两年了，而这个项目肯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会见效。会不会还没有看到什么结果，正法就结束了？而这样的项目上去了就停不下来，必须得坚持，这会不会把自已拖住，耽误参加其它更重要的项目？其实都是些很自私的常人的想法，但当时就是存在这些顾虑。后来在讨论中，大家认识到，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做，一年以后会不会同样又问“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会不会想：“要是一年前开始就好了，现在已经做了一年了！”那不更遗憾吗？至于说坚持，国内学员在监狱里都能坚持，我们只是递交一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来的信息，就不能坚持了吗？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准备，我们开始以法轮功人权工作组的名义系统连续的向联合国各种人权机制投送迫害的案例。

万事开头难，当今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权问题，世界各地向联合国投递的人权案例也很多，而我们是“新来的”，人家能否对我们重视？是否能相信我们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我们的案例格式是否符合联合国要求？他们会不会因为格式的原因而不采用我们的案例？如何能更多、更系统的利用联合国的人权机制？怎样能让那些特派专员关注我们的案例并向就这些案例采取行动？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为了尽快的建立我们的信誉，我们对准备投递的案例选了又选，整理了又整理，并在投递了一部分案例后，去到日内瓦直接向特派专员和他们的助手了解情况，交换意见。

到了那里，发现我们原来担心的问题全部都存在。有一些人权机制的官员与工作人员对迫害不太了解，比如“人权捍卫者”特别专员的助手就对我们的来访很感意外，说：我们机制关心的是人权捍卫者的人权，你们又不是人权组织，为什么给我们投递材料。于是我们就跟他们解释，我们虽然不是人权组织，但是关心人权的人都知道，终止迫害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揭露迫害。法轮功学员冒著生命危险揭露迫害，不就是对人权的捍卫吗？大批学员因为揭露迫害而受到迫害，正好是你们机制应该关注的呀。我们又将陈子秀女儿张学玲，还有赵明等人为了阻止迫害挺身而出的例子解释给他们听，终于使他们明白我们的案例确实和他们的机制有关，并且开始接受我们的投诉。

有一些机制曾经报导了一些法轮功受迫害的案例，但是不很多。有一个办公室的桌上放著一摞子大法弟子受迫害的案子没有处理。工作人员推托说：“法轮功投送的案子多，我们人少，做不了。”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光是提供案件，也要帮助他们树立正念，就告诉她：“我们投送的案例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实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正因为多，才说明迫害严重，你才更应该优先处理。如果只有三五个人受迫害，我们就不来找你们了。”同时，我们同去的学员在旁边发正念，终于改变了这位助理的态度。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自己念正的重要性。我们是来投诉迫害案件的，希望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可是，我们却不是来求人帮忙的，因为那也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推辞。

还有的机制则因为格式问题不处理我们的案例。记得在两个办公室，我们一去拜访，他们就指著旁边的一叠材料说：这都是你们法轮功的投诉，当我们问他们做了什么时，他们告诉我们，因为信息不全，格式不符，还有来源不统一，不知道信息是不是可靠，因此没有采用。我们请他们提出都有哪些不合格的地方，同时告诉他们，以后我们会统一、系统地发给他们，请尽可放心消息的可靠性。

到了日内瓦，我们还发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那就是邪恶利用一个政府来耍流氓，将谎都撒到了联合国人权机构里。有一些工作人员对我们存有戒心，还有些人拐着弯的刁难，想让我们放弃我们的努力。我们一方面耐心的讲真象，一方面加强正念。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办公室，那里的年轻助理问我们：我听说法轮功是X教，是不是？我们抓住机会，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介绍会，几个助理听了我们的介绍后，都很高兴。

还有一些官员与工作人员则是受了邪恶谎言的影响，因而没有处理我们的案例。有一次我们去见一个工作组的主席，他1999年才去过中国，明显对我们很冷谈，甚至有点儿躲着。我们尽量找机会、创造机会与他接触、交谈。这样我们终于争取到和他再次开会。这一次我们边发正念边讲真象，结果他将他的助手叫来，交代他关注我们的案例。

毕竟我们是去要求别人多做事情的，有时也担心我们是否有些咄咄逼人。同去的一位欧洲同修告诉我们，她从天目看到，一只八脚章鱼缠着大楼，而楼里充满了被邪恶控制的因素。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不去积极的讲真象，不去帮助那里的人摆正位置，等正法过去一切都留不下来了。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将接受迫害案例投诉的人权机制从两个增加到了几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体会到了用心和提高质量的重要性。为了能让这些人权机制多报导我们的案例，我们认真学习、了解这些人权机制，他们的工作方式，他们的要求与格式，并根据这些来挑选案例。我们很强调案例的质量，提供的案例必须一看就是可信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熟悉了投诉案例的要求，再也不用担心格式的问题了。

和其它大法项目一样，持之以恒是很重要的，尽管我们投诉的案例一直都只有小部分被特派专员们选用，自己有时甚至怀疑这个项目有没有作用，但我们并不敢松懈，总觉得哪怕能帮助一个国内学员减少迫害也是值得的。

由于国内同修的坚定与勇气，使得我们一直能够提供详尽又可靠的案例，很快地就与一些联合国人权机制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他们的干预又对中国政府直接产生了压力。我们开始收到经联合国转来的中国政府对案件调查的回覆，同时也了解到有几例国内学员因为特派专员的过问后而释放或境遇得到改善。然而，邪恶的干扰也随之而来，最明显的是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不断更换——只要是哪位特派专员报导我们案例多了，他的助手就会被频繁地调换。这一点在初期对我们影响特别大，因为每换一个新的助理我们就得让他从新熟悉我们的情况，而破除旧势力这一安排与干扰的唯一方法就是更加持之以恒的努力。随著正法進程的推進，邪恶越来越力不从心，很多新上任的助手也同样大量的采用我们的案例。今年我们去日内瓦时，一位助手跟一位同修说：“你是我认识的最能坚持的人了。”

我们投诉的案例也帮助许多联合国工作人员了解真象而自觉抵制邪恶的压力，有一位助手顶着压力坚持要报导我们的案例，还有几位助手因之被调换了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为自己的未来摆正了位置。渐渐的法轮功的案例在各个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报告多了起来，许多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与国家代表开始引用这些报告，有一位人权律师在联合国多次发言谴责邪恶的迫害，指出这场迫害是国家恐怖主义，并指出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整理投诉这些案例的过程也帮助了我自己对这场迫害的邪恶本质的认识。在整理几个所谓“转化”的案例时，我需要向一些受迫害的同修了解第一手资料及他们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让生命对大法犯罪是旧势力达到它们淘汰毁灭生命的唯一方式，因为在肉体上只能从这个空间销毁生命。旧势力为什么搞什么转化，为什么欺骗众生仇视大法？就是为了从元神、从根本上毁灭众生。没有什么比这更邪恶的了。

在整理迫害案例的基础上，我们编印了《法轮功人权报告》系列。各国学员利用这些报告对政府、媒体讲真象，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对各国驻联合国代表讲真象

每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是最重要的人权会议之一，各国都有代表参加，是向政府讲真象的好机会，过去我们精力主要集中在对民主国家代表讲真象，而回避了那些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政府代表。但今年我们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开始全面的讲真象，这里我想从自己的角度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这方面的突破。

有一个特派专员来自前共产党国家，她一直拒绝关注我们的案例，为此我曾在一个公开会议上问过她一些尖锐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像就记上仇了。今年当我得知她很快就要离任时，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我觉得有点放不下自尊去找她，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不能让她带著对大法的误解离任。这样一直拖到她在联合国的最后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去找她。开始时她戒意很深，说只有几分钟时间。当我讲了一会儿后，她明显改变了态度，说可以有二十分钟时间。又听了一会儿，她突然问我：“你们为什么鼓励人自杀？”我当时真是吃了一惊，脱口而出说：“谁告诉你的？”她告诉我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说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以前为什么敌视我们，并庆幸能有机会和她讲真象，这时另外一个学员也过来了，我们很快消除了她的很多误解，并改变了她对大法的态度。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那时我突然明白了师父说的：“一个大法弟子在世可以救度多少生命啊”。我進一步想到一个修得好的大法弟子又可以多救度多少生命啊。而自己就连在家里还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对妻子暴跳如雷的，并且被一些放不下的执著长期干扰着，离师父的要求又差了多远呢！那件事情是我个人修炼与讲真象的重要突破。从那以后我向许多与中共关系密切的政府的代表，例如古巴、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多哥等政府的代表讲真象也没什么障碍了。

一天以后周末的晚上，我的旅馆公寓的卫生纸用完了，周末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好向公寓的邻居借了。第二天在还东西时，我想起师父说的要把慈悲留给对方，我就加了一包巧克力给他，他很高兴的和我交谈起来，并跟我说他以前曾是某国驻中国大使，现在是该国驻联合国大使。当我们的话题转到法轮功时，他也问到自杀的问题，也告诉我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告诉他的。于是第二天晚上，我给他们放了“伪火”的记录片。片子放了才五分钟，满屋子就象炸了锅一样，在屋子里的几个人开始激烈的讨论起来。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看得出来他们很生气。最后大使对我说：“这完全是欺骗与煽动仇恨嘛！他们骗了我，让我错怪了法轮功。”可见，没有什么人是愿意受骗的。几个月后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位大使被暗杀了，心中不觉一震，但我知道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一些真象。

这两件事情让我很震惊。我一直认为自焚的真象以前在联合国已经讲清过了，却低估了邪恶卑鄙的程度，居然继续利用已经被揭穿了的谎言接著撒谎，毒害众生。通过与同修交流，我们认识到这场迫害的邪恶、卑劣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许多人的想象。只有持之以恒地讲清真象才能破除谎言，救度众生。针对这点，我们在联合国里利用机会放了两次“伪火”录像片，并发出了许多VCD，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今年向联合国人权会议讲真象时，各国弟子还认识到要讲清这场镇压对人类良知迫害的本质，帮助他们认清这场迫害与他们自己的关系。在发言中，在讲真象时，同修们不但讲了学员受到的迫害，更進一步指出那些警察、打手、不明真象而仇视大法的人是这场迫害的第二类受害者，而人类共同的良知、普世的道德准则与人权尊严、以至于整个国际社会则是邪恶威逼利诱的第三类受害者。同修们所表现出来的为他人、为人类良知代言的大善为与会者所目睹，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指出，你们所提的良知应该成为联合国的准则。

感谢师父的慈悲，感谢同修的协力，使我有机会能参与这个证实大法的项目。上面交流的很多内容都是前一个时期的事情。就在来参加法会前几天，读到了师父的新诗。“回归步别停”一句重重的打在自己心上。扪心自问，近来岂止是停步了，实际上是退步了。由于自己的松懈，多少该做的事情耽误了，多少可做的事情错过了机会，多少可起的作用没达到效果。就联合国的项目而言，至少在以下几方面没有做好，亟需改進：(1)更好的与各国学员协调；(2)更好的与其他项目合作；(3)在迫害案例之外，主动系统的向联合国机构提供全面的信息，系统深入的讲真象；(4)将联合国的报告及时报给媒体，把邪恶曝光。这些方面亟需大家的建议，也希望能有同修加入帮助我们这个项目。

最后，以师父的新诗与同修共勉：

生在苦难中，
挣扎以求生；
一朝得大法，
回归步别停。

谢谢大家！

（2004年华盛顿DC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