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瑞典五党国会议员联合在议会举办中国人权研讨会（图）

【圆明网】2004年5月12日上午，“中国人权问题”研讨会在瑞典国会大厦内L4会议厅召开。会议的组织者是瑞典人民党国会议员西西利亚•威格斯顿（Cecilia Wigström）、保守党国会议员约让•林德布劳德（Göran Lindblad）、左派党国会议员卡琳•托堡依（Karin Thorborg）、环保党国会议员英格耶德•萨瑞尼恩（Ingegerd Saarinen）和基督民主党国会议员若西塔•荣讷格伦德 （Rosita Runegrund）。多党议员协同一起在议会主办中国人权研讨会，关注在中国发生着的人权迫害，这在瑞典还是首次。

目的

尊重人权是社会稳定的先决条件。尽管中国目前看似经济走向繁荣，然而繁荣的经济必须与人权同时发展。近年来，瑞典与中国增加了贸易和经济往来，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一些持有不同信仰和不同观点的人们在那里仍然遭受着残酷的迫害。这就举办该研讨会的目的所在。

应邀的讲演者

在长达4小时的中国人权研讨会上，来自瑞典、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的讲演者应邀从不同的领域，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进行了论述。

来自瑞典的中国学家、作家兼国际笔会北欧分会的秘书长陈迈平先生（Mr. Maiping Chen）就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问题发表了讲话。他提到：由于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中国的媒体报道不具真实性。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是拘留逮捕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最多的国家。敢讲真话的作家和记者在中国受到迫害。

来自加拿大的律师、中国司法问题专家克莱芜•安斯雷先生（Mr. Clive Ansley）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研究，介绍了中国的司法制度现状。他说：如果仅从法律条款增加了多少来比较的话，中国的司法似乎是在进步。然而，从在执法和寻求公正方面来看，中国的司法实质上没有什么改进，甚至是在退步。最后他总结说：中国的法庭不是法庭，中国的司法受到中共的严格控制。

来自美国的亚洲研究协会主席、中国人权问题专家张而平先生（Mr.Erping Zhang）对中国人古今的信仰发表了讲话。他从历史上中国人的信仰谈到当今中国政府对遵循“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对中共独裁统治来说，人们对佛道神的相信是对其维持政权的一种威胁。当今宗教能够在中国存在是因为其已经在中共政权的控制之下。不在其控制之下的信仰，是绝对不允许在中国存在的。独裁者就是通过历次的政治运动，来达到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控制。对法轮功的镇压，也是出于此目的。

来自瑞典索德同斯大学的中国专家、东亚问题教授玛瑞娜•托堡依女士（Ms. Marina Thorborg）结合中国的历史谈了对中国人权现状的看法。她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

来自美国的著名前政治犯、劳改研究基金会的吴弘达先生（Mr Harry Wu）在其发言中揭露了中国劳改制度之所以产生而至今还存在的原因。他说：“劳改制度是中共进行统治的一个有效工具，旨在以强制手段转化人的思想。劳教所不仅是从精神上虐杀人的场所，它还是中国经济生产的基地。在押犯人被用来做奴役。从字面上，人们也可以了解其目的。劳改即劳动改造。”

来自澳大利亚的戴志珍在会上讲述了其丈夫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迫害被虐杀的事实。

瑞典法轮功学会、基督徒协会、西藏协会等分别介绍了在中国受到的迫害。

最后发言的是瑞典隆德大学罗•瓦伦堡学院的中国培训项目顾问尤纳斯•格瑞姆呵顿先生（Mr. Jonas Grimheden）。他在会上介绍了培训中国法官、检察官、警察及律师等的项目情况。

法轮功是受关注的话题

会上，瑞典法轮功学会的代表莫琳•诺德斯特朗女士（Ms. Malin Nordstrand）介绍了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99年后遭到的迫害。一张张大法弟子镇压前集体炼功时的祥和场面和一个个镇压后被迫害的真实写照，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给与会者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接下来，戴志珍 (Jane Dai) 讲述了她一家在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的遭遇。她说：“我、我丈夫、公公和嫂子都从修炼法轮功中深深受益。迫害开始后，中国政府使用铺天盖地的谎言迫使我们放弃法轮功。我丈夫带着一封上访信向省府上访。在信中，他用我们一家收益的体会说明法轮大法好。然而他却被抓，最后被迫害致死。”戴志珍的丈夫死时，年仅34岁。他们的女儿才刚刚8个月大。如今已经4岁的女儿常常幼稚的问妈妈爸爸在哪里。戴志珍的证词使很多在场的人留下了同情的眼泪，同时也进一步使人们明白了这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残酷性和严重性。

生意与人权

很多瑞典的企业和贸易公司被中国的市场所吸引，纷纷往中国投资，甚至把企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对此，安斯雷先生警告大家：一旦发生纠纷，外资企业是很难得到中国法律保护的。即使打官司，你也不会打赢。即使有一两个外企打赢官司的案子，那是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允许其赢的。中国的法律是政府控制人的工具。在一个权大于法的国家，是没有公证可言的。如果一个企业只管在中国做生意而无视中国的人权状况，那这个企业早晚会亏本的。

对此问题，吴弘达先生说：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很多是由在押的良心犯，如持有不同信仰者和不同观点者等生产的。劳教所一事物相威胁，迫使犯人被劳教者每天做十多个小时的奴役。在西方市场见到的中国产品中，很可能就是那些被关押着的法轮功学员、西藏佛教徒和地下基督徒等生产的。

对罗•瓦伦堡学院中国培训项目的质疑

在问答时间，很多人对罗•瓦伦堡学院的中国培训项目提出批评，专家们亦对其效果表示质疑。

吴弘达先生认为这种培训项目很难达到好预期的效果。对这些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警察等人提供无偿培训，就如同对奖励他们的工作，给他们提供一个出国度假的机会。吴先生指着旁边展图上穿着警服的人说：“难道你们要对他们培训，使他们善待犯人？对不起，我不得不说这太幼稚了。这就如同你想让老虎变成食素动物那么一样难。

戴志珍女士轻声地向大家讲道：“当我丈夫因上访被抓后，我到处去寻求律师的帮助。但没有一个律师敢接这个案子。一个律师对我说:"按中国的法律，你的丈夫是无罪的，但我不能为他辩护。如果我为他辩护, 我可能会失去工作，甚至会受到惩罚。问题其实不是这些人分不清好与坏，而是他们不得不按照上面的指示去做。他们不敢，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一切。”

其他专家亦对该项目能否帮助改善人权状况持怀疑态度。

专家们的建议

研讨中，专家们针对瑞典政府为改善中国人权而实施的对话政策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陈迈平先生表示：采取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方式固然好，但希望把对话的内容和结果告诉民众。如果有成果的话，请把几年来对话所取得的成果公布于众。与中国政府对话是一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定期与受害团体和人权组织对话？政府把钱花在培训中国法官和警察项目上，希望也能给那些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组织一些经济帮助。

张而平先生认为：任何关起门来的对话，对中国政府来说，都是无济于事，只要没有国际社会上的压力，中国政府会继续对人权问题我行我素。他建议瑞典议会考虑通过一个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决议。

本次中国人权研讨会从不同的侧面向大家提供了中国人权问题的现状。与会者对研讨会的组织、内容及效果表示满意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议员们表示该研讨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特别是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准备在不远将来再次主办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研讨会。

会后，国际华人媒体和瑞典媒体的记者对部分讲演者进行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