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员专访：从天安门到联邦检察院（图）

【圆明网】2002年情人节那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布满了警察和便衣，似乎早就知道将有数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要在此请愿。许多金发碧眼的请愿者，还没来得及打开横幅，就被强行带上了警车。现场的绝大多数相机和胶卷被夺走。一张美联社的照片记录了六名中国警察从头到脚抬着一名身着绿装的外国小伙子。这张照片后来成为那一天的唯一历史见证，在全球媒体上频频出现。照片中被六个中国警察团团困住的小伙子就是24岁的德国公民安德烈-胡博。

德国公民安德烈-胡博

位于卡尔斯鲁尔的德国最高联邦检察院

当身高近两米的安德烈站在我面前时，很难把他与照片上的那一幕暴力联系起来。他的眼神单纯而明朗，笑起来的时候就象一个天真的大孩子。他说话简洁而迅速，在我想象中他走过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在他的口中只是平凡而短暂的瞬间，仿佛世界本来就是那么简单而美好。

一个月以前，和其他三十九名法轮功修炼者一起，他把发起镇压法轮功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以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告上了德国联邦检察院。“控告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江泽民个人。在四年多的时间里，800多人被证实死于酷刑折磨，20多万人被非法关押。现在该是追究江泽民罪行的时候了。”

也是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安德烈从德国南部小镇走上了天安门， 又从天安门走向德国联邦检察院。实践着自己信奉的真善忍的原则，探索着一条寻求正义的道路。

想当孩子王

安德烈长得象孩子，也喜欢和孩子想处。他出生于德国南部靠近瑞士的小城吕拉赫。中学毕业后就在当地参加了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培训。

“我从小就喜欢运动，喜欢和小孩子在一起玩。读中学的时候在我们这里的体育俱乐部领导青少年组的活动。我不太擅长和工业技术相关的专业，当老师更适合我。和孩子想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有时候也让人觉得很悲哀，特别是当我看到不少孩子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影响，变得自私而狭隘，甚至出现行为障碍，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们。”

从小开始，安德烈不仅喜欢体育运动，也热衷于精神领域的探求，这方面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

“我从十三四岁开始就对佛教感兴趣，曾经想出家当和尚。后来又一度对西藏情有独钟。妈妈经常去参加一些关于精神和自然奥秘的讲座，每次我都跟着去。后来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功，《转法轮》这本书就一直放在桌上，我就拿来看，然后也开始炼功，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父亲对他和母亲的修炼一开始不予评论，看到他们修炼后的变化，也承认炼法轮功却实益处不小。

“我们家的人都比较懒， 做事有头无尾，修炼以后有序多了。当我为孩子们的不良教育悲哀时，真善忍提醒我保持内心的平静，有勇气和耐心把美好的东西告诉他们。”

走上天安门

也正是在安德烈从事幼儿园教师职业培训期间，面对着互联网上日渐增多的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报道，他坐不住了，萌生了去北京天安门的愿望。临走前，他给所有人留下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去天安门的目的，是把“真善忍”的横幅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修炼法轮大法这三年，就是想使自己能够同化这三个字。

两年半来已有360多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被折磨致死，我一直在努力把这三个字告诉我身边的人，并告诉他们关于法轮功在中国的真相。

我发传单，写信和办图片展，和我交谈过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跟我说，修炼真善忍有什么不好。与此相反，这三个字正是我们当今社会上每个人所期盼的美德，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找到它。每个人都感受到，世界变得日渐冷漠，所以人们更加需要这三个字。

为什么，这些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人在中国被虐杀？对这些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使用酷刑和实施强奸是合法的吗？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轻易地接受了酷刑和存在于世上的邪恶。恶行被容忍，人们对此缄默。我作为法轮功的修炼者，我不能只在嘴上说我遵循真善忍这三个原则，同时却对这莫大的不公视而不见。

我并不反对中国，去天安门也不是为了发泄任何一种情绪或政治异议，而是我全身心地相信，真善忍是不应该遭到镇压的，也不应该在远隔万里的中国，或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遭到迫害。

我希望，此行能够使更多的世人了解法轮功和迫害的真相。”

体验中国监狱

天安门广场上的行动只持续了几秒钟。安德烈高高举起了他的横幅，霎时间，便有七个人向这位年轻的教育工作者扑来。如同人们在美联社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六个警察把他拖进警车，在警车中，警察强迫他坐在地上，把他的头压向他两腿之间，并且坐在他的身上。警察对他轮番殴打，拽着他的衣领将他拖进拘留所。他的鞋被拽落，皮带被拽断。

他要求通知德国使馆被捕一事，但未被理睬。没有人向他解释，他犯了哪一条法律。中国警察还对他叫嚣说，国际法和联合国的章程在中国无效，要判他五年徒刑。

整整三天，他都被关在首都郊外的一座卫生条件极差的监狱里。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外国法轮功学员受到如此虐待。

“我料到我会被捕，但没想到会蹲监狱，监狱里的条件是无法想象的，十几平方米的牢房关押了十个人，整天处于电视监视器下；地下有一窟窿。既是厕所又是下水道，上面有一淋浴龙头。至于睡觉呢，是三四米的木板通铺，好的时候 差不多10个人肩挨肩而卧，如果关的人太多了，有的人不得不睡在地上。两天之中，犯人们除了吃饭和一点休息时间之外，都必须端正地坐在床板上。”

三天之后他才见到德国使馆代表，在使馆的干预下，他又回到了故乡。

籍法律维护正义

回来以后，安德烈一如既往地写信发传单，告诉人们他在中国的遭遇，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地球另一端正在上演的不公。

“我给媒体和政治家写信，给各种组织和企业写信，告诉他们我在中国的经历。德国总统和前司法部长都曾给我回过信，感谢我告诉他们的信息。”

结束了幼儿园教师的职业培训，安德烈来到离家数百公里以外的卡尔斯鲁尔市，继续参加小学教师的专业学习。卡尔斯鲁尔虽然只是德国南部的中型城市，这里却集中了德国最高联邦检察院，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又称联邦宪法法院）。周末卡尔斯鲁尔的法轮功修炼者在皇宫花园炼功，这里离德国最高法院仅几十米之遥。

由德国著名刑事法律师卡莱克代理，包括安德烈在内的全球四十名法轮功修炼者把控告江泽民的诉状递进了卡尔斯鲁尔的德国最高联邦检察院。

“在德国，邻里之间如果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有什么人饿死了，或者停错车了，或者有人受伤了，当然就会有人提出控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是在德国就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进行控告，有点不同寻常。但是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学员他们没有可能对此进行控告，而我们在德国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自然要去做这件事。通过控告，希望尽早结束这场迫害，并且让江泽民得到应得的惩罚。”

递交诉状后，安德烈在卡尔斯鲁尔变得小有名气，不少媒体来找他采访。

“我也给不少法律界的人士写信，告诉他们我们要起诉江泽民以及为什么起诉。最高法院的副主席写来回信，感谢我们寄去的材料。接下来，我还想联系这一带的法律工作者协会，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我们还想在卡尔斯鲁尔搞一个大型的信息日，把起诉一事公诸于众。”

说这话的时候，安德烈的眼神和语气既自信又平静，仿佛那条追寻正义的道路已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