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又一天，默默隐忍
照片上的这群人物
个个一副十足的猪的嘴脸
真让人忍无可忍
――帕斯捷尔纳克
在好莱坞的那些关于冷战题材的惊险电影中，“克格勃”被描述成如同“终结者”般无所不能的间谍，然而在苏联的历史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却一直充当着极权主义制度强有力的心脏。这个部门曾经使用过许多名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变幻莫测的名称让历史学家们也感到迷惑，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使用“克格勃”这一通俗的称呼。克格勃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相伴始终，它有过二十四位权势熏天的领导者，其中有人差点登上权力的顶峰（贝利亚），有人甚至获得了正式的加冕（安德罗波夫）。但是，其中有五人遭到了枪决（亚戈达、叶诺夫、贝利亚、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另外一些人则被关进了监狱或者长期受到严密的监控（拷打和监视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的手下）。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不无嘲讽地指出：“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
可以说，要认识苏联的历史，就必须认识克格勃这个已经变成神话的机构，也必须认识那些管理这个机构的“信仰恐怖”的人们。在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著的厚厚的《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中，不仅收集了许多不久以前刚刚解密的文件，而且还有作者与若干克格勃官员、党务工作者以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谈话记录。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试图通过这本奇特的“专史”来说明“为什么在重要历史关头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走上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道路”。这是一本写给获得新生的俄罗斯人读的巨著，同时也是一面送给中国读者的镜鉴，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对你们了解居住在比中国更北一些的、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历史命运方面与你们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生活有所裨益。”
“那个任劳任怨提箱子的人”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领袖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仅需要牢牢地控制党务机关、政府部门、军队和经济要害部门，还需要自己亲自掌握克格勃。历史证明――如果特务头子忠心耿耿，那么领袖就可以放手整肃政敌：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领袖“绝对权威”的树立，与其说来自于领袖自身的人格魅力，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特务头子的垂直操控、以及由特务机构所制造的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相反，如果特务头子三心二意，那么领袖的位置也就岌岌可危：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之所以黯然下台，在政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当时的克格勃头子谢列平；而导致苏联全面崩溃的“八・一九”事件，其主角也正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提拔的克格勃头子克留奇科夫。
领袖与特务头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谁也缺不了谁。当然，在苏联的历史上，像列宁与捷尔任斯基、斯大林与贝利亚这样一直“亲密无间”的情形并不多见。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战壕中的“战友”，毋宁说是一个家庭中的“主人”和“奴才”。一般情况下，领袖经常会有“喜新厌旧”的想法，及时消灭知道太多秘密的特务头子，并将他们当作暴政的替罪羊抛出去，以消除老百姓心中的怨气，让自己再次赢得民心。比如，斯大林就亲手签署了处决亚戈达和叶诺夫的命令。另一方面，而特务头子们往往也会因为主人的替换，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乃至生命。比如，贝利亚和他的两个接班人梅尔库洛夫和阿巴库莫夫都成了斯大林时代的殉葬品，制造恐怖的人最终自己被恐怖所吞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最无情的讽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领袖是主人的话，那么克格勃头子就是主人豢养的一条最得力的狗。缅任斯基是继捷尔任斯基之后的第二任特务头子，他的任期横跨了列宁时代和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罕见的能够自始至终博得两个喜怒无常的领袖欢心的革命元老。缅任斯基领导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庞大行动，短短几年间就杀害了数百万计无辜的劳动者。因讨好托洛茨基而不得，他转而投入斯大林的怀抱，帮助斯大林给予托派以致命的打击，驱逐托洛茨基本人出国的行动就是他亲自实施的。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半是懊悔半是愤怒地谴责缅任斯基是一个“无耻的小人”，然而与列宁关系密切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格・亚・所罗门却在回忆录中写下一段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鲜为人知的往事：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缅任斯基奉列宁之命前来布鲁塞尔接头并侨居于此。其后，在列宁到达的那一天，缅任斯基去火车站迎接领袖。
那天，所罗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形：“我首先看到的是满面病容的缅任斯基，而后才看见列宁。缅任斯基病得不轻，他从巴黎来时整个人都因肾病而浮肿了，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我为他找了一个医生，治疗后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样子仍然相当可怕：眼袋下垂，双腿肿胀。”
所罗门写道：“使我非常惊讶的是，因为病痛而全身发抖的缅任斯基，从下了电车以后一直满头大汗地为列宁提着沉重的大箱子，而列宁却轻松地跟在他后面，手里只拿着一把伞。我赶紧奔上前去，一把从缅任斯基手里抢过那马上就要掉在地上的箱子，知道提重东西对他的病会多么有害，一面埋怨列宁：‘您怎么能让他提这么重的大箱子，您看看，这人连喘气都够困难的！’”
列宁的反应是这样的――“他怎么了？”列宁高高兴兴，满不在乎地问：“难道他有病么？我还真不知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会好的。”
所罗门继续写道：“从此，我不禁记住了列宁性格中的这一面：他从来不注意别人的痛苦，他根本看不见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的痛苦全然不放在心上。”他明白了：由这样的领袖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如同传单上写的那么纯洁和伟大。后来，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所罗门一直没有返回俄国，尽管他同列宁关系良好。由此，他也得以保全性命。
在所罗门的笔下，缅任斯基是一个任劳任怨、温文尔雅的老好人。然而，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看错了这个脸上堆满微笑的人。缅任斯基会如此毕恭毕敬地对待其他人吗？不，他只会不要命地帮列宁一个人提箱子（当然，列宁去世之后是斯大林）。他越是有病，越要卖力地去提，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显示自己的忠诚。而列宁显然不是没有观察到缅任斯基的病体（以列宁的聪明和细心，哪会出这样的差错？），列宁是在故意考验这个部下的忠实程度。列宁与缅任斯基之间其实是“心心相印”的，革命队伍里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考验”与“被考验”的历程。领袖所任命的特务头子必须是“那个任劳任怨地提箱子的人”。所罗门好心的提醒，简直就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缅任斯基帮列宁提箱子的那一幕，是剖析领袖与克格勃头子之间微妙关系的精彩镜头。也许连所罗门本人也没有想到，他提供的这个细节成了我们透视苏联社会制度时的一个深刻注释。
一九三四年，缅任斯基在更大的风暴来临之前死于心脏病，只活了六十岁――剥夺数以百万计的人生命的特务头子，很难保持心脏的健康。此后，斯大林选择的特务头子比缅任斯基更加残酷、也更加忠顺，从亚戈达到叶诺夫再到贝利亚，他们的上台都得以消灭前任以及前任数以万计的鹰犬为前提。而斯大林的宠爱则是他们生与死的风向标。日丹诺夫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列昂尼德・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为了得到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我们是钢铁战士”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捷尔任斯基的外甥女曾以赞许的口吻讲过一件小事，后来这个故事成为几代少先队员们学习的教材。那是一九一九年闹饥荒的时候，有一次捷尔任斯基跑到姐姐家去做客，姐姐知道他想吃什么，就给他烤了软饼。他脱下大衣，坐下来要吃时突然问道：“你在哪儿弄到的面粉？”
“在哪儿？面粉只能到投机倒把商那儿去买！”姐姐回答说。
他勃然大怒地吼叫起来：“什么？我没日没夜地同他们斗，你可倒好……”他抓起软饼就扔到窗外去了。
我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赞扬的地方。捷尔任斯基扔软饼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对某种制度非理性的竭力捍卫呢？我倾向于后者。如果说一种制度要以剥夺亲情和戕害人性为代价，那么它的合理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说一种制度连让居民吃软饼的权利都不能保障，那么它宣扬的高调究竟有几分是真实的呢？
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尼・雅科夫列夫曾经在政治局工作，并领导了为遭受政治迫害的公民恢复名誉的工作。这样的经历让他洞悉了专制制度疯狂运转的秘密，他认为其动力来自于人类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对权力的欲望和渴求，他写道：“要理解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就应当知道关键性字眼――权力。对某些人来讲，权力就是一切。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这些人对自己的人格以及他人的痛苦不屑一顾。他们抓住建设共产主义――最幸福的社会这一思想不放。你们想要成为幸福的人吗？（有谁不想呢？）那么就要做出牺牲。他们说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手段。于是，一千五百万人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举例说，把孩子们从父母手中夺走去做人质，难道正常的头脑能想出这种办法来吗？”捷尔任斯基们从来都要求别人作出牺牲，他们认为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力。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卑劣的手段能够达到崇高的目的。
当喀琅施塔港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之后，捷尔任斯基迅速下令说：“要无情地镇压叛乱者，无需任何怜悯之心，枪杀他们，俘虏也包括在内……”在这样一个拼命追求权力的变态狂面前，普通人的生命仅仅是一堆没有具体指向的统计数据而已。紧接着，“不迟于明天要用窒息性毒气向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发起攻击”的命令也由军方发出了。
历史选择了捷尔任斯基担任绞肉机的总设计师。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开始。随着三十年代的到来，绞肉机以更高的效率运转起来，“古拉格群岛”（劳改营）遍布在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里。数千万人成为无名的囚犯，数百万人成为隶属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对这些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管理者们的选择感到困惑：“我有时在想：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功名心？恐惧？工作的欲望？权力？信念？我找不到答案。”
作家拉兹贡却找到了答案。拉兹贡曾经在铁窗后度过多年，他写道：“他们同我们不是同类，他们跟过去的我们不是同类，跟现在和将来的我们更不是同类。同这些人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他们只是装扮成人样。同他们交往时也要假装把他们当人看。但你要坚信，他们只是假装成人……”与之相似，科学家瓦尔加院士曾经对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马加斯说：“正派的人不去当侦查人员或是秘密警察。只有社会渣滓才去那里，这些家伙感兴趣的当然不是事业，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功名，他们尽量多地怀疑他人，努力把他人投进监狱，直到最后营造出这样一种气氛：所有人都像是可疑分子，都像是怀疑者和被怀疑者。”
而这恰恰就是领袖与特务头子共同的目的，他们需要一只为数众多的“钢铁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恐怖弥漫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苏联社会，只有成为一个“钢铁战士”才能获得权势、金钱和荣誉。同时，宣传机构也赋予“钢铁战士”以崇高的人格力量，从少先队员的誓词到入党的效忠，都在鼓励人们成为绞肉机上的一颗忠实的螺丝钉。领袖却在克里姆林宫阴暗的角落里狞笑。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写道：“‘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有阴谋，到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们却被迫匍匐在这些“钢铁战士”的脚下呻吟着。
“没有拿不到的供词”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在庞大的优孟帝国里，所有人都被要求充当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袖与特务头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据《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一书披露，克格勃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摸索出了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
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特务头子们“创造性”地发挥了领袖指示：他们命令手下对犯人采取车轮战，被捕者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不许睡觉，不给吃饭和喝水，不许上厕所，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灯光、阳光下，或者放在冰天雪地里，迫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崩溃。他们还发明了种种酷刑：将被捕者吊到拷问架上，把身体拉长，往嘴里灌热水；打断四肢；用橡胶皮带抽打犯人；挖掉犯人的眼睛，捅破耳膜；由数个身强力壮的行刑手连续不断地扇犯人的耳光；将四周都钉满锋利钉子的特制箱子扣在犯人身上，迫使犯人蜷缩在地上，只要一动就会被钉子刺得遍体鳞伤；将电线绑在男性犯人的生殖器上，长时间通电。他们还让手下在精神上侮辱犯人，让犯人失去自尊和自信。克格勃工作人员让犯人吃掉别人的小便和大便，让犯人长时间学狗叫，或者学狗一样进食。他们还剥光女性犯人的衣服，让其赤裸着在男性犯人和审讯者面前走动，要求她同时唱歌、跳舞，甚至把赤裸的女性犯人关进透明的玻璃柜里到处展览，命令内务人员或者男性犯人强奸她。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酷刑他们都会实践一番，并互相交流“经验”。
这样就实现了贝利亚们所保证的“没有得不到的证词”。在克格勃看来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建立“法治”的时候，克格勃头子感到他们的末日降临了――尽管戈尔巴乔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要强迫不能见阳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最大的敌人就是知识分子”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过。戈培尔很不喜欢苏联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戈培尔是一个惯于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君子，可他毕竟还有几分对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喜好。然而，当他想与俄国同行谈论艺术的时候，对方却只能像背书一样回答以马列主义的教条。由此可见，苏联的体制对智慧和自由的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
一九二一年，诗人布洛克请求出国去治病，列宁向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征求意见。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
在布洛克的葬礼上，缅任斯基派出的特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来的诗人和作家。连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诗人――据最新公开的材料显示，当年被宣布为自杀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是死于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谋杀，行动计划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员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领导人的眼中，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无比危险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蚁。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要压制知识分子的杂音，不允许他们进行思考和创作，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降低到一个“安全”的水准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领袖在内）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剧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宁做梦也不会想到，极度平庸、死爱面子、离开讲稿就不会说话的勃列日涅夫居然会稳稳当当地掌权将近二十年之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搜集所有著名知识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他强调说：“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这就开创了新政权搜集知识分子“黑材料”的传统，而材料之广泛和翔实，远远超过了当年沙皇的密探。
在斯大林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了。漠视和仇视知识分子，实行信息封锁和愚民教育，是导致苏联社会最后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注定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最后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但是，统治阶层依然把知识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罗波夫是历届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爱好文学、音乐和绘画，甚至还写一点诗歌，与许多作家、画家、演员和科学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经关心过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许七十二岁、身患重病的老学者回到莫斯科，继续其学术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安德罗波夫还是向知识分子们张开了尖锐的牙齿。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克格勃首领，却向中央倡议成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思想颠覆”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也是一个随便就可以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个新部门――第五局成立起来，它专门对付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部门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罗波夫亲自注视着事态的推进，并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门“顶住西方的压力”。
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认为：“克格勃的威力和影响力从来没有像安德罗波夫领导它的十五年间那么大。当时不仅就一般工作人员和情报员、各总部和特工小组、派驻机构和特殊部门的数量来说，甚至就工作效率来说，这个组织都达到了各国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安德罗波夫在对付他所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时，一个最为恶劣的做法就是大大发展了“政治精神病学”，十多年间有八十万人被戴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没有精神病，而且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因为批评苏联社会的现状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强制送进由克格勃管辖的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为黑暗、最为龌龊的一页。从“非人道”的程度上来说，可以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在集中营中实施活体解剖的暴行相提并论。而安德罗波夫正是这种无耻行径的积极的实行者。
安德罗波夫升任总书记之后，并没有放松对克格勃的控制，他提名由切布里科夫担任克格勃的首领。果然不负众望，切布里科夫在新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对待知识分子比前任还要苛刻。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切布里科夫给中央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某些演出的消极倾向》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悉，最近一些谈话类的小型文艺节目演员把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幕间剧列入自己的演出节目，这些节目以诋毁的形式对脍炙人口的苏联爱国主义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进行讽刺性的模仿。许多观众认为，这种演出有损于爱国主义和苏联人公民觉悟的培养事业，从客观上帮了阶级敌人的忙。”
这些指责主要是针对演员哈扎诺夫的演出。对此，列昂尼德・姆列钦在著作中反问道：“克格勃工作人员总爱说，只能按照党的指示办。但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自行其是。没有任何人让他们去评判一个演员的演出。难道研究‘思想有害、美学方面也令人置疑的’小型文艺节目也属于克格勃的职责范围吗？但切布里科夫同他的前任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克格勃的触角不放过任何一个领域。
当知识分子们在恐惧中停止他们的科学发明、文学创作和艺术创造的时候，苏联社会便失去了其内在发展的动力。恐怖仅仅是一剂强心针，它只能暂时缓解社会的腐化堕落，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病根。恐怖不可能真正成其为一种“信仰”，玩弄恐怖这张牌的人总是以为自己玩得得心应手，殊不知最后自己却走向玩火自焚――当克格勃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的时候，它自己却成为知识分子乃至所有有良知的苏联公民的敌人。恐怖统治最终将迎来它失效的那一天，而一旦到了那一天，恐怖统治便会成为一桶浇到火焰中去的油。于是，作为一个特务组织的克格勃以及它所依托、所服务的极权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文明从来不会被那些邪恶力量所战胜――读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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