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今年57岁的牡丹江市马淑芬女士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屡遭迫害,曾经被非法劳教四次,累计八年,曾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戒毒所、齐齐哈尔劳教所、万家劳教所、沈阳女子收容劳教所、哈尔滨前进劳教所,遭受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
走上返本归真之路
马淑芬,女,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生,今年57岁,家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九九七年十月份,马淑芬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本《转法轮》书,朋友告诉她,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马淑芬把书请回,只看了开头,就明白了这是一本让人能修炼的书。读完《转法轮》,她明白了许许多多人生想要明白,而又没有人能够解答的问题。从此,她开始走上了修炼大法、返本归真之路。
自修炼大法以后,马淑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由原来的心胸狭窄,对人严厉,变成后来的对人宽容,能理解别人,活得乐观,开朗了,她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修大法后,马淑芬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她因生孩子落下的毛病,半边身子酸麻、严重肠炎、脑炎、关节炎、浑身无力等,都好了。最主要的是,她感到从此活的不累了,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有两次,马淑芬被货车、轿车撞了,她没管他们要一分钱,这在修大法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
坚持信仰 被残忍迫害 九死一生
自江氏发动迫害法轮功后,马淑芬曾四次被非法劳教,共计八年,分别在齐齐哈尔劳教所、万家劳教所、沈阳女子收容劳教所、哈尔滨戒毒所、哈尔滨前进劳教所被非法关押。
此外,马淑芬还曾被多次非法关押在牡丹江铁路看守所、牡丹江第二看守所、八面通看守所、大庆拘留所、北京看守所;还有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
下面是马淑芬自述自己遭受的残酷迫害。
一、被非法劳教三年 在哈尔滨戒毒所遭酷刑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第二次进京上访,被北京天安门便衣绑架。因那天绑架的人很多,就把我们都输送到东北三省各地,我被绑架到沈阳女子收容所。在那里,她们对我拳打脚踢,野蛮灌食,为了让我屈服,把我背铐在沙发底下,头和脖子勒上,束缚的我喘不上气来。
二十天后,即二零零零年一月十八日,我又被牡丹江阳明派出所接回,关进牡丹江看守所,我丈夫又被勒索五千元路费。之后,由于他承受不住精神和经济迫害,在单位的逼迫下,被迫与我离婚。
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播出了“天安门自焚”事件,中共声称这些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我一看就是一场骗局,深知这是栽赃陷害法轮功。因此,我们想澄清事实,但是身陷囹圄,无处申冤,我们只能以绝食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心声,还原事实真相。
当时的看守所的所长把我找去谈话说,再不吃饭,就灌食,并端来一碗苞米面糊糊让我喝。我不喝,他一挥手,出来四、五个男犯人,把我按到水泥地上,有捏鼻子的,有按胳膊,按腿,按脑袋的,逼我张嘴。我不张嘴,他们就用类似螺丝钳子的刑具,从我的牙缝拧进去,再把嘴撑开。从牙缝往嘴里灌粥糊糊。由于不能呼吸,我被迫下咽,呛得我差点死过去。他们看我翻白眼了,才松开鼻子。我才缓过气来,那次差点失去生命。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又被绑架到哈尔滨戒毒所,在那里遭受了酷刑折磨。
迫害元凶江泽民密令要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份,各个监狱、劳教所开始了所谓的“攻坚战”,专门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戒毒所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恐怖。迫害越来越重,法轮功学员天天被迫坐小板凳、唱红歌,稍有不配合,就被拉到地下室受酷刑。
我看到大庆的一个叫关凤霞的法轮功学员,耳朵旁边有一道伤口,翻翻着,旁边还有烧糊的肉,血淋淋的,很吓人。我就找管我们班的狱警,问是怎么回事?她说,现在成立了“攻坚战”,强制“转化”,你要是不写“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你也得下去(指地下室)。我说,我不写。她说,那我领你下去看看,你就写了。
于是,她把我领到地下室,我还没进去呢,就听到了里面的嘈杂声。有刑事犯的骂人声,也有狱警的叫骂声,还有电棍的噼噼啪啪声,还有被打得哭嚎和惨叫声。
我跟进去一看,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被扣在地上摆满的铁架子上蹲着。有的人臀部下面还有一盆凉水,蹲不住的人就坐在凉水盆里泡着。还有男的和女的狱警拎着电棍到处电击法轮功学员,还有的刑事犯打骂、折磨法轮功学员,惨叫声、打骂声、电棍声交织在一起,那惨烈的气氛,地狱也不过如此。
中共酷刑示意图:多根电棍电击 |
那时,大约有五百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狱警领我转了一大圈,大约有上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受酷刑,有我认识的人,还有不认识的。狱警问我,你写不写?我说不写。狱警说,你还是上去再考虑考虑吧。
上去后,来了一个姓董的男狱警,表情狰狞地威胁着说,你写不写?我说,不写。他就劈头盖脸的打我。看我还不写,就连拉带扯的把我拽到了地下室,扣在铁架子上蹲着。
后来,不断的有刑事犯和狱警来打我、电我。有个叫王丹的女狱警,一边电我,一边说,你平时不是挺能咋呼的么?你现在说啊。还有一个刑事犯,我已记不清他叫什么了,用拳头专往我乳房上打,往脑袋上打,用手掐大腿里子,不光是掐,是把肉掐起来再拧。不给我饭吃,强迫喝盐水,再后来用胶带把我们的眼睛都给勒上,弄一些极脏的破布条子把我嘴也给勒上,把头发给剪成不到一寸长,有长有短的。
我在地下室蹲了两天两夜。在最后的那天,我听到一个姓陈的女所长对领头的狱警说,今天晚上,务必都让她们上去,快点结束地下室刑讯。然后,大批警察都下来了,进行酷刑。那个姓董的又拿着电棍来电我,专门电击我的脑后部份。他一电,就像拿大锤子砸脑袋一样,痛不欲生。他边电边说,写不写?写不写?我说,不写,他就电,电得我在地上直滚。
大约电了半个小时,停下来说,你写不写?我说,为了你,我也不能写。他一听,拎着电棍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来电我。
“攻坚战”结束后,我还看到好多法轮功学员都下肢瘫痪,被拉出去“晒太阳”。上边有来检查的问,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缺钙,所以要晒太阳,用以掩盖他们酷刑而造成的学员瘫痪,来捞取迫害资金。
酷刑演示:铁椅子 |
在戒毒所期间,我还被迫害坐过铁椅子,她们把我胳膊拧到背后,用手铐铐上,前边用铁架子夹住身体,一般人根本受不了这种束缚,几个小时就不行了,可她们让我坐了十四天。这期间,还把我的棉衣扒掉,把门窗打开冻我。我不吃饭,他们就给我灌食,用皮管子从鼻子往胃里插,插不进去,就来回拽,搅的我恶心、呕吐、大量粘液往外淌。为了减少插管的麻烦,她们不把皮管子拿下来,白天、晚上让我带着。
二、被刑讯逼供、背铐迫害后被非法劳教两年
我再一次被绑架时,是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下城子乡。我在我的同学(也是法轮功学员)家,突然四、五个警察闯入房中,将我和我同学,还有她的丈夫,一同绑架到八面通国保大队,并抢走了我同学家的大法书籍、大法的物品,还有包地备用的三千元钱。
国保头目周新生和警察李颜春把我和我同学分别关进两个房间,非法审讯、逼供。李颜春和另一个不知名的警察把我的胳膊一只从脑后反背,另一只从后背拧过来铐上手铐,并不停的往上拉扯,使手铐勒进肉里,造成大拇指长时间麻木,两只胳膊剧痛。
酷刑演示:背铐 |
李颜春还在后面折磨我的手和胳膊,我不想让他们对我犯罪,用善去感化他们。我说,你们也有姐妹,如果我是你的亲姐姐,你还会这样干吗?他两个人就像麻木了一样,只管折磨我,强迫我半站半撅,两腿拉的绷直,还不断的踢打我,逼我交出电脑,并逼我说出电脑是谁给的。还说,吴某某(也是法轮功学员)都说出来了,你就承认了吧。我说吴某某是不是让你们打蒙了,才说出这些不着边的话,我哪有什么电脑。
他们一听,气急败坏的找了一根棍子要打我。我两眼直视着他,无惧、无恨的瞅着他。他双手举起棒子挥了挥,又放下了。他说,你别用这种眼神瞅我,我受不了,拿着棍子,就出去了。
就这样,他们从下午一点多钟,一直折磨到下午五点多钟后,把我和我同学又绑架到八面通看守所。当我看到我同学时,我问她,你怎么样?她说周新生用铁链子勒她,直到她昏死,才放手。
大约三个多月后,把我俩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到哈尔滨戒毒所。到戒毒所后,她们知道我也不会“转化”,就把我和法轮功学员王桂玲关到另一侧,不许和别的人接触,封闭关押两年多。
三、被吊铐、鼻孔扎针等酷刑折磨后 又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法院旁听时,被一群刑警绑架。那天,有一百多个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我被关进看守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的一天,国保大队副队长彭福明和马群、彭亮等人到看守所,把我绑架到公安局刑讯室。刑讯室地中间靠门处摆着一个老虎凳,靠墙左边还放着各种各样的刑具,阴森恐怖,墙的四周是用布包着软泡沫,没有窗户,是全封闭的,墙右上角有一个监控摄像头,后墙下面是刑讯台。
彭福明在台上审问,马群做记录。彭福明说:“这次法院的事你们闹大了,中央都来人了,只要你说出是谁通知你去法院的,我可能保你回家。”我说没人通知我。他说:那不可能,你怎么知道那天开庭的?我说是从传单上看的。他又说:是谁给你的传单?我说是别人放我车筐里的。他说:你撒谎。我说我是撒谎了,因为我不能告诉你是谁给我的,我要告诉你了是谁给我的,你就会去抓他,他再告诉你是谁给他的,你在去抓那个,这不都让你抓来了么,所以不能说。
彭一看我真不说,就给马群使了一个眼神,然后就走了。彭走后,马群和彭亮把我按在铁椅子上,把两只胳膊拧到背后,用细绳勒胳膊,连身体一块勒住。一边勒一边骂,还说脏话,我疼的两眼直冒金星,感到全身的血都压向了大脑,压得要炸了似的,汗水顺着脸直淌。
后来两个胳膊疼的像没了知觉,大约过了半小时,马群把绳子松开后,拉起我的胳膊,就上下来回拽,痛苦极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又给我上第二次,第二次比上一次勒的还紧,是两根绳。这次的痛苦比上次的还要痛苦一倍,只觉得脑袋大大的,眼珠子要挤出来似的,胸口上不来气,痛苦极了!
马群看我还不说,就在后面折磨我的手和胳膊,想加剧我的痛苦。又过了三十分左右,他们又把绳子松开,马群又拉起我的胳膊上下来回拽,那种痛苦钻心透骨。
大约又过了十多分钟,就又开始上第三次绳,比上两次勒的还紧,我连气都喘不上来,心脏一会跳,一会不跳,可能是进入奄奄一息的状态了。就这样,从下午一点多钟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才停止。
他们为了掩盖酷刑,就把我又绑架到铁路看守所。到那后,我的两个胳膊不会动。看守所收我的警察姓马,问我有没有伤?我说有。他掀起我的衣袖一看,两只胳膊全是深黑色,黢黑黢黑的。他一看,说不能收。后来,杨丹培(当时国保大队副队长)不知跟谁打电话说了些什么之后,他们就把我收下了。
我在铁路看守所呆了二十天,他们又让东安区的两个警察以骗我回家的方式,把我又绑架到牡丹江看守所。又过了半个月后,是二零零九年的一月十三日,彭福明和马群又非法提审我,把我又带到那个阴森恐怖的审讯室。
彭福明说,到我这来的人从来没有不说的,吴某某怎么样,不比你强么,他什么都说了。你不但要说,而且还得多说,说出牡丹江的头是谁,你们是怎么联络的。资料点有多少,都在哪里。我一听,他这不是让我对大法、对同修犯罪么,我是修真善忍的,我怎么能做这不仁不义的事呢,不能说。
然后我说,今天既然让你抓来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不管你是给我判刑也好,劳教也好,我都不恨你,因为我是修善的。但我告诉你,你这样做,对我、对你都没有好处。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如果放我回家,我会感谢你。
还没等我的话说完,他立刻站起来,拍着桌子说,我也告诉你,判不判你,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说,至于你所说的报应,我根本就不相信,我抓的法轮功多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么?什么××报应,我根本就不相信。到这了,你不说也得说,他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记不太清了。
说完后,他让彭亮去找曲别针,我想这是又要给我上刑。我趁彭亮出去没关门之际,跑出审讯室。可是,彭福明发现我往门口走时就警觉了,他也跟着跑出审讯室,气急败坏的把我拖回审讯室,薅着我的头发,就往墙上撞。
因审讯室的墙是软包装,撞不死人,但很痛苦。我的嘴唇垫在牙上,撞出一个大口子,直往外淌血。躺在地上,彭福明拳打脚踢,踹的我胸口透不过气。
这时,彭亮拿来了曲别针,彭福明把曲别针一头伸直,另一头拴上绳,让彭亮把我扣在铁椅子上,并按住我的头。彭福明站在另一个凳子上,把曲别针带尖的一头插入我的鼻孔里,用力拉绳子。他一拉,我的鼻子剧痛,眼泪哗哗的流,我痛苦地挣扎着。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
他们一看我还是不说,又换一种酷刑,把我的两个胳膊铐在铁椅子的靠背上。因靠背很高,用绳子把我的两条腿拴上,一人拉一只腿,我的身体立即悬空,所有的重量都落在了两只胳膊上,那种痛苦与恐惧无法用语言形容。彭亮还往下压我的双腿,加剧我的痛苦,一压一撕心裂肺。
后来他们又把我的一只腿放下,一只腿悬空拽着。因为是铐在铁椅子上,所以放下的这只腿,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半蹲半站的姿势,累得腰直发抖。
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我身边全是水,我心想,他们也没往我身上泼水啊,怎么地上这么多水呢?后来才明白,那是因为我被折磨淌出来的汗水。
彭福明一边折磨我,还一边说,我告诉你,我就想当官,就想往上爬。就这样,从下午两点多钟一直折磨到晚上九点,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我的身体筋、骨、肉严重拉伤,内脏严重受损,喘不上气,腰无知觉,右臂抬不起来,手脖子关节翘的很高,鼻子有血疮,下嘴唇肿的老高,嘴唇还在渗血,只能躺在铺板上。有两个一起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照顾我。
以上这些事实,当时看守所的人都能证实。又过了半个多月,他们又把我非法劳教了两年,关进哈尔滨戒毒所。
在戒毒所,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三队大队长刘巍开始实施大迫害,还声称这是戒毒所第二次对法轮功进行“攻坚战”。当时有十二名法轮功学员被上大挂,坐铁椅子,被严管。我是其中一名。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姓赵的所长带领三十多个男警、女警,闯到三队,开始各房抓人。我看到一群女警按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在地上,有打的,有踹的,有薅头发的。有两个男警察把我的嘴用绳子勒上,再用胶带缠上后,绕脖子缠好几圈,胳膊拧到背后,绑架到九楼,挂铐在两层床架子上。
我右边的房关的是法轮功学员刘燕华,和我一样被吊铐着,后边的房间关着法轮功学员刘术玲,被绑在铁椅子上。
第二天早上大约七点左右,我听到刘术玲的房间里传出啪啪的声音,就像电棍电击时发出的声音,刘术玲发出很惨的叫声,声音很长、很闷,还没喊完,声音就像被掐回去了似的。从那以后,再也没听到刘术玲的声音。
到了下午,专门包夹刘术玲的刑事犯吴清玲、丁小翠多次到我房间来洗手(因别的房间都没有上下水),她俩的表情非常恐惧、扭曲。我问她们怎么了?她俩不让我问。
等到第三天下午,我听到门口有个大夫说:“把她弄到楼下去。”第四天下午,刘巍来找我谈话,并让我下五楼去,这时,我看到关押刘术玲的房间已经没有人了。从戒毒所出来后,我才知道刘术玲被迫害死了。
七天后,回原班,我看到法轮功学员刘慧(和我一起被上大挂的),我问她身体怎么样,她说,她被迫害时,她们逼她喝了一碗很咸的水,不知里面放了什么,喝完后,她的大脑突然不好使了,谁都不认识了,连她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她害怕极了,极力的控制自己的思维,最后终于想起了李洪志师父,她不断地呼唤师父的名字,才渐渐的清醒过来。刘慧问我是不是这样?我说我没有喝那个咸水。
我们被上大挂迫害时,警察不给我们吃饱饭,只给一个小馒头,一碗咸水。我知道那个咸水是破坏中枢神经的药,以前戒毒所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就用过,所以我没喝。后来,我发现法轮功学员于小华(和我一起被上大挂的)的表情有些呆滞,行动有些迟缓。我猜想,可能跟喝了那碗咸水有关。
四、传真相 再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一一年四月,我在大庆市大街上讲真相,被中学生恶意举报,被大庆龙凤公安局警察绑架。他们逼我说出姓名,我不说,他们就打我,有个警察专往我腿骨上踢,后来把我关进大庆拘留所。
拘留所副所长打我嘴巴子、拿细条子抽我脸,逼我说出姓名。十五天后,大庆龙凤公安局又把我绑架到哈戒毒所,非法劳教一年。
到戒毒所后,“转化队”队长丁杰让女警刘丽、陆博雅和邪悟者史丽君,把我按在地上,强行把我的手掰开,往“转化书”上按手印,想把我归为“转化类”学员,我不承认,她们就把我关进库房,不让我和其他人接触。
大约二零一一年十月,我又被转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前进劳教所迫害比戒毒所更严重,那里的狱警更恶毒,刚进去的法轮功都被他们用各种酷刑被迫签了字,酷刑方式有:扒光衣服,浇上凉水,用电棍电,绑到电床上电击,上大挂,用脚踹敏感和要害部位。半年后,我要回家了,他们又勾结当地六一零,把我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
中共迫害法轮功 毁灭善良
二零零三年,我在戒毒所期间,有一次,她们把我拖到库房,双手分别铐上手铐,挂在库房的铁架子上,双脚刚好着地,由一个刑事犯和一个叫江舟的狱警看着我。我胳膊从酸痛到剧痛,痛得我直晃脑袋。
那个小狱警江舟,看上去二十岁左右,刚刚毕业分到戒毒所,一脸天真稚气。她看我很痛苦,表情很无奈地说;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呢?让你干啥就干啥呗,何必受这罪?!我说,这里让我们干的,都是我们不能干的。她又不解地问:什么是不能干的?我说;背监规、背所训、写计时、写作业、做奴工,都是不能干的。她说,那有什么不能干的?劳教所的人不都这么干吗?我说:我们和她们刑事犯不一样,她们是犯了罪错进来的,她们干那些是应该的,而我们不是,我们没有罪错,我们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进来的。这对我们是不公正的。
她听了我的话,没再说什么,但从她的表情能看出来,她内心很矛盾。她不忍心让我遭罪,想同情我,但又和她的工作发生冲突,她也不敢,她刚刚毕业走向社会,从没见过这么残酷的现实,这一切对她内心的冲击,太残酷了。
后来,我要求上厕所,她赶快找来包夹,让她把马桶拎过来,快速地把手铐打开,让我上厕所。上完后,她说你歇一会吧。我被她的善良打动,心想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到这来上班呢?这炼狱般的狱警生涯,对她来说,就像一朵小花在暴风雨中被污染、摧残一样,她将来的命运会是怎样的走向呢?我真的不忍心让劳教所那阴暗、暴虐的与一幕幕的酷刑去摧残刺激她那天真幼稚的心灵。那时,我真的想把劳教所所有的残暴与阴暗都包起来,不让她看到,保护住她的那份天真善良。
后来,我又一次非法劳教时,在戒毒所,又看到了江舟。几年的劳教所工作生涯,把她变成了一个冷漠无情暴虐的泼妇,特别会折磨人。
还有一个姓何的狱警,刚刚到劳教所时,非常天真善良可爱,可是几年的狱警工作生涯,把她变成了和江舟一样,甚至比江舟还苛刻的人。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偷偷炼功,被何狱警发现,她进屋就打,把那个学员的脖子挠得象土豆丝一样。有时候,我看着她们的劣行,感受到元凶江泽民把人变成了狼、毒蝎、豺狼。
在戒毒所“攻坚战”期间,有个叫王冰的男狱警,非常的善良。我们开饭的时候,餐桌上摆着馒头,却不让我们吃,只给一个连一两都不到小馒头,王冰就把大馒头和咸菜推到我们跟前,让我们吃。我们因太饿了,就吃了起来,这时那个姓陈的所长进来了,一看我们在吃大馒头,就说,是谁让吃的?大家都吓得不敢吱声。王冰说,是我。那个姓陈的所长破口大骂,你××贱什么?就你善,这好人都××让你们当了,想做好人,都××给我滚。她当时还说了些很冲的话,我们都很为王冰担心,我偷着跟王冰说,让你为我们受委屈了。他说,没事,但表情很严肃。后来在地下室,所长命令他们去打人,面对这些手无寸铁而又善良可敬的妇孺,王冰下不去手,拎着电棍在那直哭。
江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只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它使被迫害者与参与迫害者都经历了人性与良知的摧残,有些狱警都是被动与被迫参与迫害的,或者是被金钱、地位诱惑的。
因为江泽民用尽古往今来人类积淀下的阴险、毒辣、残暴的手段,施行“从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体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使全民陷入一场民族浩劫。因此江氏迫害法轮功,实际上毁灭的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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