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一九九八年我喜得大法。我从小性格外向,活泼、善良,文艺、体育都很好。在我十六岁时,母亲突然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自那时起,我开始很少与人接触,家里的重活都是我干,还经常被爸爸斥责,为此我开始做事追求完美,活的很苦很累。婚后,因为自己太追求完美,经常有看不上丈夫的心。整天愁眉苦脸的,几年下来,全身是病:心脏病、风湿关节痛、颈椎病。当时心想,活到哪儿算哪儿吧,也不治了。
一九九八年亲戚送我一本《转法轮》,我说身体不舒服看不了,他说:有缘份你就看得了,如果看不了,你再还我。就这样,我开始学法了。越看觉着越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书太好了,不知不觉心生喜悦,不知不觉身体轻松了,病全好了。对丈夫也不挑剔了,丈夫找茬我也能忍了。有时我笑着对丈夫说:“你可是从奴隶到将军了。”我们一家人沐浴在大法的佛光里,非常和睦。
一九九九年七月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失去了修炼环境,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村里两个不放弃信仰的同修被绑架了,警察到我家时,我上班去了。他们给我家人施加压力,婆婆很害怕。我找到村长家告诉他:“一人做事一人当,有事找我,不要到我家去了!”
次日,他们在我上班的路上等我,把我带到大队,警察问我:“看没看天安门自焚?”我说:“看了。”他们问我有何感想。我当时态度非常祥和,面带微笑说:“看岁数我得管你叫大哥,你阅历知识应该都比我丰富。文革时害人,不给人家编造点事能害的了吗?我以前全身是病,脾气不好,种十年地,没人敢到我家收农业税。修炼后,身体好了,师父让我做好人,不能欠人钱,我主动到大队还了钱。不学大法我不会这样做的。”村长、书记也都点头称是。我接着说:“如果有这样一个人,让人们身体健康、道德高尚,你把历代皇帝都叫来,谁要说这人不好,不用我说,连你都得说这人肯定是昏君。我是身心受益了。要是因为这个,我宁可把牢底坐穿,不给个说法还不出来了。”看着我的样子,大家都笑了,以后就没再来骚扰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我因讲真相被绑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我最难熬的日子里,师父看护着我,师父替我承受了一切,我只承受了表面上他们对我的邪恶,上吊铐、电击,我都没有痛的感觉。
入监狱五个月时,有一天早晨,一觉睡醒,听到对面监舍有打骂声,问同监舍的犯人对面发生了什么事?她们说对面整个监室的人都在打一个大法弟子。我问:“为什么打她?”她们说:“因为她炼功。”我想,明天我一定要找他们,不能让他们随意迫害大法弟子,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这是对众生最大的慈悲。
起床后,我找到监区最厉害的那个犯人,对她说了这件事,让她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对面监舍里出来一个犯人,她就问那个人:“你们屋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那人说:“我们全屋的人都打那个法轮功(弟子),打了一宿。”我问她:“你们为什么打她?”她说:“她炼功,影响我们休息。”我问她:“她炼功也不出声音,怎么会影响你们休息?你们打人可影响大家休息了。那么大家都打你们,可不可以?法律允许你们随便打人吗?你们就不受法律的制约吗?谁给你们的权力?我要告你们,你们谁也不能报减刑!”几句话把这人吓跑了。
这时监区长出来了,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她们屋昨天晚上打人。”监区长说:“你看见了?”我说:“我没看见,但我听到了。”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一个柜子说:“这里都是刑具,就是打你们用的。”我说:“凭什么打我们?我正常反映情况,没违反监规。给你们刑具就是让你们随便打人的吗?部队有枪就可以随便滥杀无辜吗?”她软了下来,说:“你只要不追查这件事,下次接见我可以让你和家人同餐。”我说:“我接见不接见都无所谓,这件事必须一查到底!”她“哼”了一声说:“有点见识。走吧,上工吧。”过了几天,说是一个姓刘的小警察操纵了打人事件,就把这个小警察调走了。
警察利用犯人打大法弟子,我就告她们;播放毒害众生的光盘,我就讲真相;每月搜监前就写真相信、劝善信夹在日记本里。以后她们不敢再利用犯人打大法弟子了,也不敢播放那种光盘了。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后来她们都很佩服大法弟子,有的警察也偷偷做了三退。
从监狱回家后,我又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三件事当中。在和同修配合讲真相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人心很多,妒嫉心、争斗心、显示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造成同修间的间隔,矛盾很多。我就不断向内找,发现什么心出来了,就曝光它,胸怀坦荡,敢于向同修承认错误,不断分清假我、真我,纯净自我。
几年下来,同修之间以前的间隔都消除了。家庭矛盾也全部化解,我做证实大法的事,丈夫也不再管我;有时回家晚了,还帮我把饭做好。同修开玩笑说,你可修出大自在了。可我觉的还很不够,还要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一思一念都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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