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佳木斯市桦川县横头山镇今年六十九岁的左秀文老太太在中共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一身疾病都好了。因为讲真相，老人被非法抓捕、判刑三年半。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里，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左秀文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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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秀文近照 |
左秀文老人回忆道：“我一个只为做好人的人，被监舍里八个触犯了法律的刑事犯，这些道德极其低下的人渣，寸步不离的监视着。即便上厕所时，也不允许接触任何人，走廊里，厕所里一个人都没有了，才让我上厕所……我一个老太太，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精神和身体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痛苦中煎熬，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呼吸都困难。”
下面是左秀文老人诉述她的经历：
修炼大法，绝处逢生
我叫左秀文，一九五一年七月出生，家住佳木斯市桦川县横头山镇。二零零二年，丈夫脑出血后，多方求医无效，为了丈夫能好转，我开始去了解法轮大法，十月二十五日正式走入修炼中来了。
我自结婚以来，丈夫一直对我非常好，我们感情好得令周围的人羡慕。修炼法轮功之前，我停薪留职和丈夫到乡下，开了个油坊，生意很好，接着又开了一个工薪族饭店，还养了四十多头猪。
正当我们日子兴旺的时候，丈夫突发脑出血，到医院抢救。在丈夫生病后，似乎天都塌了，我生命失去了支柱，家里的生意也没有人经营了，我天天护理他，终日以泪洗面，眼睛都快哭瞎了。在医院住了两个月，家里的积蓄都快花没了，他还是没有任何起色，仍旧人事不知。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出院。回家后，为了给他治病，我到处求医，依旧没有好转。
就在我万念俱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这时邻居大嫂和我讲法轮功真相。让我教丈夫念“法轮大法好”。丈夫不能说话，听到我说的话，有时就点点头。大嫂又给我拿来《转法轮》，让我给他念。一有时间，我就给丈夫读。在给丈夫读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了李洪志师尊讲的法理。
当时我也身患多种疾病：脑供血不足、胆囊炎、末梢神经炎、手脚麻木、颈椎病、肩周炎、心脏病等，两腿间像有千斤的东西在坠着似的，走路都抬不动脚。早上起床眼皮肿、心跳快、血压低。我还有好多不知名的病，全身没有好地方。然而不知不觉，修炼法轮大法几个月后，这些困扰我的疾病都不翼而飞。真的是太神奇了！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虽然中共政府当时疯狂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但我亲身受益了，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修炼到底。
讲法轮功真相，遭绑架
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上午，我和法轮功修炼者王艳红去横头山六间房村给百姓送法轮功真相的年历，在六间房村的村长家，被桦川县横头山镇政府经管站工作的陈庆田抢走挂历三十多本（此人在李明友家算会计账）。陈庆田仍旧不罢休，还给横头山派出所打电话举报，而后横头山镇的“六一零”人员李宝军，伙同横头山镇派出所警察范猛、于沐春等绑架我和王艳红。
下午，我们被劫持到桦川县公安局。开车途中路过六间房村，碰到好心的村长李明友，他对警察说：“抓两个家庭妇女干啥，老太太都那么大岁数了，放了他们吧。”警察听不进去善意的劝阻，还是一意孤行，将我们两个老人强行绑架到桦川县公安局。
之后，我们被劫持到县公安局拘留所，非法拘留期间，女儿、女婿抱着孩子来看我，女儿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我对女儿说：“姑娘别哭，你妈没犯罪。”被非法关押近半个月，我被释放回家，获得了自由。
从这时候，警察经常来骚扰我家。二零一零年夏天，警察偷偷地在夜间到我家看情况，不走正门，跳墙进来，把我家的黄瓜踩掉了，地里还留有大皮鞋的脚印。
遭绑架、非法抄家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点，我正在和来我家串门留宿的宋慧兰、刘凤萍和王丹（俩人是母女），坐在炕上一起学习李洪志师尊的著作时。桦川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董洪生、贾友、横头山镇派出所所长王训杰等人翻墙闯入我家，他们未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和搜查证，非法搜查抄家，抢走了我师父的法像和著作、一台电脑笔记本、一台佳能打印机、一台黑白打印机、影碟机一台、复印纸三箱、手机三部、U盘两个、切纸刀一个、油墨、塑料袋、订书机、书钉、法轮功真相资料、护身符、真相挂历和光碟等等。
我看到他们在我家的东屋把师父的法像抢走，立即跑过去就把师父的法像抢回来。董洪生见状，恶狠狠地对着我这六十岁的老人，猛踢一脚，他身材魁梧，冬天穿着大皮鞋，把我踢了个大趔趄。他们把我住的三间房和仓房都翻遍了，抄完家之后，把我们四人强行绑架到桦川县公安局。
在公安局我被非法审问一天，一天也没有让我们吃饭。晚上，我们被劫持到了看守所。刚到看守所，我被搜身，穿的衣服和裤子的扣子都被割下来，宋慧兰被打了两个大耳光。我们没犯法，抗议被非法抓捕，拒绝吃看守所的饭，开始绝食。
在绝食的十多天中，警察利用犯人刘杰等人看着我们。每天她们骂骂咧咧的，我们受到警察和犯人的虐待。起初每隔一天就非法提审我们一次，我一直不配合他们，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拒绝摁手印，警察没有得到任何所谓的口供，气得够呛。
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察非法提审我，假惺惺地跟我套近乎，伪善地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和你外甥姑爷都是最好的朋友。王丹那么小岁数判刑，不把她这一生毁了吗？” 他妄想让我出卖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识破他的阴谋诡计。我对他说：“没有王丹的事，跟她没有关系，你们就把她放了吧，”他奸笑着说：“在她学校电脑里搜出不少文件资料”。
在看守所期间，我身上带的二百多元钱被警察搜走了。在绝食期间，警察把我女儿找来，强行让女儿交了一千元钱。还有一次家属来看我，不让看，让家人交五百元钱，谎称让我买东西吃。然而，事实上警察一分钱都没给我，都让他们给贪污了。一天晚上，警察庞吉东在我住的监舍窗下，足足骂了我四十多分钟，骂得不堪入耳，什么难听的话，都骂。
上级来人到桦川看守所检查，从警察屋里搜出半瓶啤酒，在男监舍搜出烟头。在这之后，看守所每天都搜查，我们被强迫到监舍外的走廊里，排队站着搜身，监舍被翻得乱七八糟，每天都吓得心惊肉跳，不得安宁。
在非法开庭那一天，来了一帮警察，给我和王丹戴黑头套，戴上手铐和脚镣，后来听说全县的很多警察都出动了，如临大敌一般。在非法庭审时，一个姓赵的副检察长破口大骂我：这老太太死不悔改。
我遵循师父的教诲，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得到了健康，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被桦川县法院，非法判了三年半的刑期，王丹被非法判刑三年。
后来我得知，王丹的母亲刘凤萍被非法劳教两年，宋慧兰在汤原县看守所，遭打毒针，迫害致残。
黑龙江女子监狱——人间炼狱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我们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第九监区，刚进监狱，被搜身、搜行李，我自己带的好几套衣服都被扔掉了，当场被一个老太太捡走了。
我在九监区四组，再一次被非法搜身、搜查随身携带的物品。四组的监舍里共九个人，一个帮教，两个包夹，这三个人是警察安排她们监视我，用各种手段让我放弃修炼的。其余的刑事犯，也都积极配合警察，时刻监视我。
我一个只为做好人的人，被监舍里触犯了法律的刑事犯，这些道德极其低下的人渣，寸步不离的监视着，即便上厕所时，也不允许接触任何人，走廊里，厕所里一个人都没有了，才让我上厕所。我没有任何自由，没有能说话的人，孤独寂寞，好像与世隔绝的生活着，心里压抑，苦不堪言。
• 强迫坐小板凳、看洗脑录像
每天早上五点，我被强迫起床，坐在小板凳上，强迫看诽谤法轮大法的录像，坐着的时候，一动都不能动，低头闭眼睛都不行，两手必须放在膝盖上。稍动，她们就对我大吼大叫，坐到半夜十一点，才允许上床睡觉。她们几个人轮班的看着我，睡觉时，我脸朝墙，那个帮教踮着脚尖看着我。
由于长时间的坐小板凳，我的屁股都硌破了，坐在小板凳上疼痛难忍，她们强迫我背监规，我拒绝。
一天上午，姓赵的刑事犯骂我，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天天电视放洗脑录像，强迫我看，她无法看其它的节目，下午她就遭报应，她的牙就掉了。
刑事犯歧视法轮功学员，我买了两个暖瓶，一个刑事犯把其中一个暖壶胆给换了。一天早上，我在洗脸池洗脸刷牙，把刷牙的漱口水倒在洗脸池中，那个收拾卫生的刑事犯骂我，嫌弃脏埋汰，我说不往这儿倒，往哪儿倒呀。
吃饭的时候，打饭菜的刑事犯都先挑好的，剩下一点的汤给我，挑小的馒头给我，几口就吃没了，不够吃。还没等吃完，那边警察徐阳等，就让我们把吃的都收起来，马上干活。
在九监区，警察和刑事犯逼着我写所谓的不修炼法轮功的“四书”，我拒绝。后来由于遭受了长时间的摧残，精神已经恍惚，我感到我已经承受到了极限，再也无法承受下去，就在刑事犯写好的纸上，违心地签了字。等我彻底清醒过来，又写“严正声明”，我的签字作废，继续修炼。我把“严正声明”交给警察李瑞娜，她当时就翻脸了，大骂我：你不要找死嘛！晚上回监舍，她就唆使四个刑事犯看着我，吃饭、上厕所全跟着，不能随便走动。
我一个老太太，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精神和身体上受到极大的摧残，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痛苦中煎熬，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呼吸都困难。
一次，大队长徐阳让我交医疗保险七十元，我不交。大队长强行在家人给我存的钱卡里，扣了七十元。
• 强迫做奴工
我被强迫做奴工。每天出工干活，排队搜身。晚上收工，也排队搜身。在监狱时，我从法轮功学员那里得到一本手抄法轮大法的经文，好不容易可以看到经文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随之就开始整日提心吊胆，怕经文被发现。两、三天就搜查监舍，经文没处藏没处放。有时正在案子上做奴工呢，突然有吹口哨声，全体人员都出来排队，搜查。
收工回监舍洗漱完后，我就上床，蒙上被单，迫切地看大法经文。一次，监舍组长高蕊回来后，来到我的床前，一下子把被单掀开，我一下子被惊醒，她看我当时是睡着了，就没吱声。
做奴工有时装牙签、有时装棉球。每天每人九包任务。我干不了那么多，只装四五包。
一次，我胆囊炎犯了，吐了一宿，都吐绿水了，没有出工，在监舍休息。法轮功学员给我送来经文，我看完后传递给其他人看，被刑事犯看到，给举报了，大队长徐阳来了，强迫我出工干活。还骂我：写那几个字，就能推翻共产党，骂完我后，气哼哼地走了。
晚上，警察走到监舍点名查人，后来因为一个法轮功学员没站起来点名，被警察打了。这以后，一个监区一百多人都站在走廊等着点名，有时等半个多小时，有时等将近一个小时，我想我不能这样站着等，这不是对我的体罚吗？我就去找警察，找到主管法轮功学员的警察牛翠松，我跟她说：我年龄大，站不了那么长时间。她说我只能给我三天时间，可以拿小板凳在后边坐着，三天过去了。我又去找大队长徐阳，她没好气儿地说，就你事多，回去吧。从这以后，我就不用站着等点名了。
二组组长跟我唠嗑，说别人都上报案卷，减刑回家。你怎么不报案呢？我没有犯罪，不是犯人。因我不报案减刑，后来把我调到严管组。五个刑事犯看着我，一个刑事犯天天给我所谓的上课。
一次我做奴工回来，咳嗽的非常厉害，一宿吐了好多痰，他们刑事犯都说我不行了，后来把我弄到医院检查一番。
母亲离世，家已不家
我母亲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功，由于我被抓，她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担心我的安危，于二零零六年末，含冤离世。
二零一三年，我获得自由后，回家中一看院子里一片狼藉，冰箱在水里泡着，除了大门的锁没撬开，屋门、仓库门的锁都被撬开了，屋里的大柜、小柜、组合柜等，也都撬开了。
丢的东西有：自行车、手推车、缝纫机；穿的衣服、戴的手表、项链、戒指；睡觉的被褥；做饭的锅碗瓢盆，吃的大米白面，豆油等等，都被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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