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齐哈尔市教师文杰遭十四年冤狱迫害

【圆明网】文杰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曾三次遭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被非法判刑九年，后又在河北三河市被非法判刑五年，累计被非法关押十四多年，遭受了酷刑折磨。

文杰

下面是文杰自述遭受中共邪党迫害的经历：

我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教师，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后，原有的风湿病、心脏病、神经衰弱等病症，都在修炼中不知不觉的好了，真是无病身体一身轻。

喷写“真善忍好！”　惨遭中共酷刑折磨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夜，我因在墙上喷写“真善忍”大字，被孙吴县铁路派出所恶警绑架至孙吴县公安局，恶警们连夜非法审讯，用电棍电击我头部、左手。第二天，我被非法关押到孙吴县看守所。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电击、棒打、踩踢

一月二十日，齐齐哈尔市建华公安分局三名恶警将我劫持到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第三刑警队，政保科科长张义德一见到我，狠命打我的嘴巴子、踹我。因我不配合邪恶，恶警就给我“上大挂”。我的双脚被绑在铁椅子上，两手被反吊在一人多高的地方，他们把铁椅子往后一撤，我身体立刻悬空，瞬间感到两臂象把筋抽出来一样疼，后来我疼昏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被放下来。两臂完全失去了知觉（两年后才恢复正常）。

中共酷刑：吊挂

恶警动用酷刑逼迫我找到我租住的房子，在那里又绑架了五名法轮功学员，当夜把我们非法关押到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看守所值班警察在接收时做了验伤记录：“双臂因上刑抬不起来”。就这样我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日到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

关押我们的“号房”非常拥挤，晚上睡觉都是侧身立肩，挤的胸疼、肚子疼，没有小便，也想去厕所。上厕所回来，很难再挤回原来的位置。因大量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这里，一个“号”里三十多人，大法弟子就占三十人。每晚睡觉分三班倒，有一部份人还被迫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就曾经在水泥地上睡过。

在看守所吃的是窝头，喝的是带泥沙的冻白菜汤。期间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绝食反迫害，绝食到第四天，看守所所长林永贵到我所在的一号监室疯狂毒打大法学员，并把我拽到警察室一顿暴打之后，用手铐、脚镣从背后串在一起，手反背，身子蹲下，在身后用很短的铁链子把手脚连上。上厕所用两个人抬着，也不给打开。

中共酷刑示意图：“穿后刑”——将人双手背铐、双膝下跪、双脚戴脚镣，同时将手铐、脚镣用铁丝最短距离串起来

“串镣子”之后，恶警开始给我们灌食。他们拽着我的头发，用钢勺使劲撬我的嘴，在我嘴里使劲搅动，牙床子被搅破了，狱医孙臣龙使劲捏我的鼻子，象要把我鼻子拧掉一样。对我强行野蛮灌食，灌的是咸盐水冲的玉米面水。就这样戴了一夜手铐脚镣，手脚全都肿了。

酷刑演示：灌食

被中共非法判刑九年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迫害

二零零一年七月，齐齐哈尔市建华法院，把我和十一名大法学员弄到一个起诉书上，对我们非法庭审（有的大法学员相互都不认识，或没有什么往来），建华区法院法警还当庭恐吓、辱骂我们。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法院对我们非法判刑，有的被判十二年、十年、九年、八年，其中的王伟华被判四年（不到四年，王伟华就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我被非法判刑九年，我不服判决，依法上诉。但我的上诉状在二审判决书上没有体现，反而注明我服从判决。

二零零一年末我被绑架到女子监狱之前，警察逼迫我照相、按手印留指纹，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左右开弓打我嘴巴子。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警察向我的家人勒索四百元钱的所谓“雇车费”，把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绑架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队。一到那里，警察就唆使犯人昼夜不停的监控我，我因不背“报告词”和 “监规”，经常被罚站到深夜。三个月后，我被劫持到七监区（现在的四监区）继续迫害。

有一次，监狱强迫所有被关押人员在食堂看诽谤法轮功的所谓新闻，狱方为了阻止我抵制诬陷，预先准备好了绑我用的绳子，粘嘴用的胶带。就在这次迫害中，有的大法学员被关进 “小号”。我每天都在四个犯人有形无形的监控看管之下，心情高度紧张、压抑、恐惧，随时都可能被指责、呵斥，甚至打骂，每天还要被恶警、恶犯逼迫干十七、八个小时的奴工。

大约在二零零二年七月，我和全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集体抵制奴工迫害，集体罢工。我被关进“小号”加重迫害五十六天。小号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没有行李被褥，即使在三伏天，每晚都要冻醒好几次，还经常挨饿。第五十六天，我被戴上手铐带回监舍，继续迫害。以后的半个月是二十四小时坐在小板凳上戴背铐，晚上坐在小凳上睡觉，夜间被冻醒好几次，吃饭上厕所都带着铐子。

演示：关小号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五日，我和大法学员陈伟君（已被迫害离世）突破三道铁门闯出魔窟，之后被恶警劫持回监狱，连踹带打，我被第二次关进“小号”，被强迫坐了一宿铁椅子，第二天打开时，整个身体无法活动，保持着固定时的姿势，动弹不了，半天才缓过来。警察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我被反背铐在地环上，除了吃饭、上厕所之外，不给打开手铐。晚上睡觉是最痛苦的，因为以前被恶警上大挂时造成的内伤，胳膊最怕反扣、怕压，可是戴着反铐又上地环，什么角度都不行，啥姿势都压着胳膊疼痛难忍。

秋天越来越冷，小号更冷，我要求给我送棉衣，要了好几天也不给，我就这样被迫害一个多月。从小号回来后，每天被迫和犯人一起做奴工，处处受刁难，环境高度紧张、恐怖。在邪恶最疯狂的日子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随时可能被无端迫害，让你没一天好日子过。

二零零三年，监狱又想出迫害大法学员的损招。规定家属来接见时，犯人必须背“报告词”，报告词第一句就是“我是×监区犯人×××。”大法学员是无辜被迫害的，不是犯人，不背报告词就不让家属接见，回来后警察和犯人还骂我没有亲情，没有人性，不要亲人了。中共不法之徒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同年四月七日，我们因为拒绝参加奴工劳动，被强迫坐小板凳，从早六点到晚上七、八点，大约坐了十多天。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和我一起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郑金波（现已被迫害离世）被恶人薛淑华打了，我给大队长写信，要求惩治恶人，讨回公道。我因此而被隔离关押四天，每天都被四个犯人看管。看管期间不许说话。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女子监狱大规模、全面又一次迫害大法学员。十一月二十八日，全监狱针对所有被非法关押大法学员的各监区统一时间“清监”，主要目标就是搜经文，几栋楼乱成一片。流氓狱长刘志强带领手下一群恶警到处乱窜叫嚣，大量的经文被恶徒抢走，之后的几天，天天搜经文。每天早六点到晚八点还强迫大法学员码坐小板凳，不许闭眼睛，不许我们之间接触，不许在床上坐着，上厕所都被严格限制，原因是怕我们接触。

狱方为达到对我们洗脑的目的，每天放广播，对法轮功极尽诬陷之词，还指使 “包夹”犯人念诽谤大法的邪书，强迫我们听。恶徒们陆续从各个监区绑架大法学员到专门做“转化”的十一监区。二零零七年四月，我被绑架到十一监区。以恶警指使的犯人崔香为首，对我辱骂、殴打，还不许睡觉，每天都有专人对我强制洗脑，轮番迫害。这种高压迫害历时两个多月，直至我神智不清，被迫“转化”。二零零七年末，我写了严正声明，从新走回大法中修炼。

二零零八年二月初，我被转到六监区，在这里大法学员之间不让接触，不许说话，由两名“包夹”犯人看管已成惯例，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二零一零年，邪恶的迫害仍在继续。一月十九日，我本该结束漫长的九年监狱迫害获得自由，可是监狱还是把迫害维持到最后一刻。整个上午我几次要求放我出去，狱方说等齐齐哈尔市“610”来人，你才能走。我的家人在外面担惊受怕等了好几个小时。

虽然我走出监狱，但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被中共非法剥夺的工作权利还没得到恢复，并进一步非法剥夺了我办理身份证的权利，不给我落户口。回来后我才知道，二零零一年，恶警到我家非法抄家时，不但抢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籍和放像机，还偷走了我的存折本，并在二零零一年与银行合谋，分三次非法窃取我存折上的两万多元钱，我从监狱回来到银行取钱的时候，只剩下一百多元钱了。

邪党迫害我九年，同时给我的家人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老父亲听到我被非法判刑九年，半月没睡觉，天天担惊受怕，一看到监狱的大墙，心就翻个，母亲九年来同样承受着太多的苦难。我原本幸福的家庭破裂了，孩子十一岁就失去了母爱，我从监狱回来，第一次在火车站与孩子见面时，面对二十岁的儿子，我们母子相见不相认。我不能让孩子和家人看到我流泪，不能让他们再难过，只好把脸转向车外，任泪水默默的流淌……

远在他乡　再陷囹圄

二零一二年四月，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我险些被牵连，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被河北省三河市公安局绑架。警察对我想方设法要知道我姓名，我没有配合，次日以“法轮功女一号”名义将我送至三河看守所。

在看守所，由于我的不配合，他们对我态度比较恶劣。十二天后将我送至洗脑班。在洗脑班，有两个管事的官员态度很恶劣，恶意攻击师父攻击大法，要求我转化，被我严词拒绝。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一次身体特别难受，出现类似心脏病的状态，他们把我送去医院。在洗脑班期间，我的律师要求见我，被他们非法拒绝。国保大队李伟多次对我诱供骗供。

二零一四年七月，我被送回三河看守所。一天晚七点左右，三河国保科长贾志学到看守所，欺骗我，想要给我安排他们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即做有罪辩护），企图阻止其他律师为我做无罪辩护。历经五次非法开庭，在第二次开庭时，我出现心脏病状态，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方式，只是宣布休庭。法庭不顾法律不顾事实，非法判我五年。我依法上诉，二审非法维持原判。

二零一六年，我被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在那被非法关押了三年，历经两年半的邪恶洗脑。每天被要求看邪恶光盘，或有转化者灌输谤师谤法的东西。严重时，邪恶的录像一天看十几个小时，精神近于崩溃。限制购物，不但不让买食品，日用品也严格控制。在整个过程中，狱警王野、曹海燕对我迫害严重。两次逼迫我做验血体检，花了六百多元。我不做，她们就威胁恐吓，强拉硬拽，甚至给犯人施加压力，以此要挟我。在医院不要求我验血、做B超的情况下，王野、曹海燕强行让我做。大约有七个多月的时间，要求我每天十二点睡觉，强行洗脑。

在我快要离开监狱时，监狱多次与黑龙江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联系，让他们一定从监狱把我接走。齐齐哈尔“610”派了四个人，两个北大街派出所的警察张志伟、于丽红，两个社区人员，一路跟我到哈尔滨，还无礼的到我弟弟家，还和我弟弟家的房东所在派出所联系，说有炼法轮功的在这住等等。之后又到呼兰区新民派出所给我做询问笔录，留指纹，照相。

关于我户口问题，齐齐哈尔北大街派出所在我第一次被判刑迫害时，就把我户口给注销了，我出狱后去落户口，他们借口不给办理。

在我这五年被迫害期间，老父亲由于经受不了巨大的打击，带着对女儿强烈的思念离开人世。

我虽然从邪恶的黑窝出来，但是对我的迫害并没有结束，我现在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只能暂住母亲家。八十五岁的老母亲，因为我多次被迫害，处于对中共淫威，即使愿意和我一起生活，也希望我能照顾她，但还是不敢长时间收留我，有时我只能暂住其他法轮功学员家。

这些年来，中共恶人对我的经济迫害一直持续着，一直存在。在外打工因为没有身份证，只能干与我原来的教师职业不相称的工作，如保姆、饭店服务员、售货员、看孩子、打扫卫生等，还有时经常找不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