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二十年来经历了这三次长达十二年六个月的残酷迫害，我从一个身体健康的小伙子，被迫害成一个头发苍白，视力听力下降，记忆力减退，血压升高，头痛，皮肤病变身体虚弱的“小老头”，年仅四十六岁的我，很多人说我很老了；我从才华横溢的中学美术教师被迫害的就业困难，经济拮据。父母亲在这二十年当中，为我担惊受怕付出和承受了很多，如今白发苍苍，年迈多病。
我是宁夏永宁县的一名中学美术教师。一九九五年秋，我有幸读到了《转法轮》，被李洪志师父讲述的“真、善、忍”高德大法深深吸引。从此走上了正法修炼之路。修炼法轮功一段时间后。我身体上以前存在的一些不良症状：头痛，风湿膝关节痛，鼻炎，胃痛这些毛病很快消失，感觉到身轻体健，精神倍增，皮肤白里透红。
就在法轮大法以神奇超常的功效和教人向善的良好社会效应在中华大地广传之时，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党集团开始疯狂地对法轮大法进行诬蔑和血腥的迫害。
为大法鸣冤 遭诬判三年半
永宁县公安的警察郭勇、王泉、夏伟、龚耀荣经常上门或到单位对我进行骚扰、抄家。一九九九年九月，我被国保大队马学文非法拘留一星期，当时我儿子还没满月。
这时一批又一批法轮功学员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走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和妻子抱着一岁的儿子和其他同修一起走上天安门广场。被当地警察带回后，警察骗我父亲将我年幼的儿子抱回家。然后将我们非法关押进看守所。
在永宁县看守所期间，我绝食绝水一个星期，坚持炼功，在师父的加持下，依然红光满面，让周围的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不少人对大法有了新的认识。在我们被非法关押期间，参与迫害的看守所所长孙保山和另一个警察张某，发生车祸，两人当场死亡，孙保山的儿子重伤。
二零零一年春天，中共法院对我诬判三年半，我妻子朱海燕被非法劳教两年，其他几位同修也被判刑、劳教。
我被关进了银川监狱的河东砖厂。狱警李永欣、岳怀宁为了“转化”我，强迫我每天在五、六十度高温的砖窑内，将十几吨重的砖用架子车拉出窑外再码好。每天还要超时劳动，我手上打起了血泡，血泡磨烂了，钻心的疼痛，脚和腿常被砖块砸伤，每天都感到极度的劳累。有时中午、晚上还强迫我将头顶在墙上进行体罚。
二零零二年八月，我要求炼功，被关禁闭十五天，狱警给我打背铐，戴脚镣无法睡觉，每天两小杯水，两个小馒头，到后来脚腕、手腕被脚镣、手铐磨烂化脓，苍蝇落在上面不走。
再次被非法判刑六年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刚出狱回家，就又被永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龚耀荣劫持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五年四月，永宁县公安局警察周孝忠（后得重病、被查处）、龚耀荣（后得重病）、麻文辉（后被调查）、邓万军、岳军、李天贵闯入我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把我妻子朱海燕绑架到看守所。
二零零五年七月，我被宁夏大武口市公安局警察再次绑架。警察对我进行刑讯逼供，七天七夜熬鹰，不让睡觉，戴上脚镣，双手反铐在椅子上。我绝食抵制迫害。这次被迫害后，我血压变得不正常，经常头昏。
后来，我又被关进了永宁县看守所。在这期间我公开炼功，几次绝食抵制迫害。一次所长沈斌闯进监舍将我和其他在押人员购买的食品扔到外面。又一次，因我发正念，狱警蒋某给我戴了四个月的死囚镣——手和脚连在一起，脚镣上有两个大铁砣。我指出看守所克扣伙食，沈斌不但不改正，还怂恿打饭的少给我打饭，故意饿我两个月（二零零六年八月，沈斌和蒋某在高速公路翻车，二人被撞成重伤；另一明真相的警察安然无恙）。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再次被非法判刑六年（参与非法公诉的永宁县监察院纪伟不久后重病缠身）。于二零零六年八月被关进了石嘴山监狱六监区。为抵制迫害，我几次绝食，并公开炼功、拒绝参加劳动。
二零零七年六月，我绝食、炼功二十四天后，教育科长贲某和六名犯人对我进行四十五天的强制“转化”迫害。每天早晨六点到晚上九点坐小板凳，中午不让休息，上厕所受限制，吃饭只给一半。不许炼功，逼迫参加劳动。我后遭到毒打。最严重的一次我被打倒在地。几个犯人用脚在我的身上乱踢乱踩，导致我一根肋骨骨折，疼痛了一个多月。不久后参与迫害的一个警察骑电动车发生车祸，膝盖以下摔得黑紫，他对我承认：人不能干坏事，会有报应。
二零零八年六月，狱警张向东、刘铁军再次将我关入严管队，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非人折磨，每天强迫坐小板凳十几个小时，吃饭喝水受限制，没有活动自由，全身关节痛，屁股坐烂了，疼痛钻心，后来又结了一层老茧。夏天室内闷热不透气，冬天寒冷。犯人们说：用这种方法将你的身体搞废，还威胁说不写“转化书”关你几年直到回家。半年后，我从严管队出来，面色惨白，四肢无力，走路都打飘。
二零零九年二月，我因视力下降，要求调换工种，狱警党西林不但不准，还将我关进寒冷的禁闭室十五天，每天只给两个小馒头，两小杯白开水。
二零零九年四月，监狱再次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转化”迫害，参与者有：监狱长徐惠石（后患癌症晚期）、张立弓，狱警张宁平、王刚、雷斌、张焕敏和几名犯人。刚开始每天只准我睡一个小时，强迫我走鸭子步，做俯卧撑，看污蔑诽谤大法的书籍、罚站。周少东、吐尔逊对我进行殴打，致使我胸部疼痛一个多月。
后来半年时间，每天晚上十二点睡觉，早晨五点起床。白天强迫参加劳动。在这期间为了让狱警们能够了解真相，我写真相信给他们，打动了一些参与迫害的狱警。有人告诉我，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后，当局对灾区做过一项秘密调查，死亡和受伤者中没有一个是炼法轮功的。巨灾巨难中的奇迹证明，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又遭诬判两年 上诉被加刑一年
二零一六年六月，因遭人恶告，我被闯上家门的银川市国保大队长骆健、永宁县公安局郑振杰、鲁孝、曹建利、骆浩峰、保锦宁、张立宁等十几人绑架。当时家里还有未成年儿子，警察强行闯入我家，抢走了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永宁县公检法捏造证据，构陷罪名，对我非法判两年。
在我上诉的同时，家属向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等相关部门控告永宁县的公检法人员对我的枉法诬判。永宁县检察院温渊继续助纣为虐，进行所谓抗诉，银川市中院又给我非法加刑一年。
他们这些公检法人员，在明知罪名不成立，法律文书中漏洞百出、捏造证据的情况下，依然知法犯法公开践踏法律，践踏人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共邪党统治下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公平、公正、公开可言。中共这些年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和暴力的基础上的。
二零一七年，我被劫持到宁夏监狱入监教育中心，又遭到剥夺睡眠、罚站、超强体力训练等迫害。一次，警察司凡故意挑毛病，殴打我的头部，此后我头昏了几个星期，后来他又在我脑后打了一巴掌。
二零一七年一月，我被关入宁夏石嘴山监狱十六监区（严管监区）的禁闭室。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冬天狱警指使犯人强行扒掉我的棉衣、棉裤及棉鞋，光脚穿拖鞋，打开窗户让刺骨的寒风吹进室内，关掉地暖，室内温度降到零下，每天早六点叫醒到晚十点才休息，地铺是一个薄褥子，一个薄被子。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馒头、一小杯水，有时一天只给一个小馒头、一小杯水。又冻又饿，一个月后，我成了皮包骨头，全身关节疼痛，双手指关节红肿。狱警还在小号中，将音响开到最大，从早到晚长时间播放邪恶的洗脑宣传，有时二十四小时都不停，让人无法休息。对我进行了三个月的残酷迫害。
二零一八年二月，监狱成立“转化攻坚小组”，由监狱长张国文、副监狱长李学勇、教育科薛磊、杨贺、组长是十六监区的监区长徐刚负责；骨干成员有：副组长是杨某、王某、雍某、郝某、刘晓东、张某，尹某。还又调集十二名犯人（李健，赵云，马斌，杨刚，马晓兵，王涛，王宏伟等）对我及法轮功学员谢毅强、王德生进行残酷的“转化”迫害。强迫我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坐二十几厘米高的小凳，双脚并拢，身体不允许动，持续一个月时间。
在我身体被迫害得伤残虚弱，四肢僵硬，头昏脑胀，体力没有恢复，走路都感到吃力的情况下，狱警强迫到二监区进行奴工劳动踩缝纫机。经常有犯人对我辱骂、威胁，变相体罚，甚至强迫中午加班，休息日加班，犯人张丁经常违规违纪，吃拿卡要欺负他人，有两次偷着在我头上打了两下，导致我头痛、脖子红肿，有血印。多个狱警看到了，不但不处罚他，还暗中鼓动和怂恿，一些狱警不管不问。开会时还说什么“二监区的犯人团结”“有些事我也没办法等等”。欺负我的犯人得到狱警的赏识及奖励。
二零一九年四月，我和法轮功学员谢毅强，王德生被关入十六监区管控迫害，每天中午不许睡觉，限制活动自由，强迫背洗脑宣传和监规。这种迫害直到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我走出黑窝。
在这长达二十年的邪恶迫害中，法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使大量的世人从谎言中清醒过来，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和监狱警察，有一些也在了解真相，明白了真相。
在这里奉劝那些以工作为借口，在邪党操纵下，在利益诱惑下，还在助纣为虐、出卖良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紧悬崖勒马，抵制迫害，将功赎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人间的报应逐渐都会到来，时间不会为哪一个人而延长。当今世界，国内外形势大变，正气回升，三亿多人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抛弃邪恶，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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