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我叫杨文杰，女，今年五十七岁，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二十三年了。如果没有伟大的师父为我的巨大承受，我不可能在巨难中活到今天。
坎坷中失去希望 修大法重获新生
我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在此之前，我由于婚姻的坎坷，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曾几次想轻生。记得那天我休班回家帮姐姐干活，姐姐告诉我：村里有炼法轮功的。我问：法轮功是干什么的？我姐说：是修真善忍的。我一听“真善忍”这三个字，太好了！当即表示也要学。姐姐就教了我几个动作。姐告诉我辅导员家里还有师父的法像。
我赶快干完活，迫不及待地去了辅导员家，当一眼看到师父的法像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心想：我可有主了。辅导员热诚地教会了我五套功法。炼功时我身体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特别是炼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时，抻的全身关节“叭、叭”的响，百脉一下全打通了，身体很是轻松。
我是干装修活的，刷油漆、刷墙、贴壁纸等，累的得了肩周炎，双臂痛得贴满了伤湿止痛膏也不起作用，加上胃病，经常打嗝，很不舒服。我炼功的十几天后，一次炼功时，连续打了几个嗝，炼完后。两只胳膊轻得象没有了似的，从此肩周炎好了，胃也不打嗝了。我十五岁来例假，每次来时肚子都非常的疼，不知吃了多少药和偏方都没有治好。炼法轮功后，肚子再也没有疼过。大法的神奇超常，真正修炼者都有过亲身的体会。
履行公民合法权益 上访却遭无端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流氓集团在全国范围内疯狂迫害法轮功，诽谤侮辱伟大的大法师父。作为在大法中的受益者，理所应当地把大法的美好和亲身的经历，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为蒙冤的大法和师父讨还公道。于是，我曾六次带着写好的信到北京信访局上访，但都没有上访成，却都被抓捕，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那里的警察不许我们炼功，给我们戴手铐脚镣，用刑具毒打我们，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我们，我们都用一颗平静的心态对待他们，在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理性、坚持不断地讲真相的共同努力下，开创出了炼功的环境。每次進京上访被抓后，就被非法关押一个月，后我被单位开除了，失去了工作。
那时看守所里关了很多進京上访的法轮功修炼者，虽然能炼功了，但修炼人离开法也是不行的。一次，我進京上访，身上带了一本小本的《转法轮》。被抓时叫警察夺走，为了要回大法书，我四十多天不吃不喝，每天和同监室的法轮功学员们一起，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地炼完。当时我心里有坚定的一念：只要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学员们能有法学，我自己吃点苦遭点罪已无所谓，生死已放下了。不吃不喝不觉得饿，嗓子眼里总是甜丝丝儿的，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我，后来，学员们都陆陆续续地把大法书带進了看守所，使我们能在那样的环境下也能学法修炼，有法指导不迷不惑。
坚持信仰惨遭迫害，六年劳教死里逃生
因我坚信大法是最正的功法，坚持信仰大法的心不可改变，所以遭到了恶党的残酷迫害，多次被抓捕关押，连续两次被非法劳教达六年之久。
二零零二年三月，因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三年，关押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淄博王村），因我不“转化”，警察把我调到各个大队去“转化”，每个大队都有一套“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卑鄙残酷的手段，那些警察们很多没有人性，心狠手辣。他们不仅在精神上、肉体上残酷迫害修炼者，伙食上也克扣。法律上有规定，劳教人员每月生活费一百元，而王村劳教所对不“转化”的大法修炼者实际每月连六十元的生活费也不到。每顿饭只给二两小馒头，烂菜汤里没有几滴油，根本就不够吃的，自己再花钱买。劳教所里卖的东西是外面正常价的双倍价钱还不止。家庭条件不好的，舍不得花钱买吃的，只有喝水充饥。每天强迫劳动十六到十七个小时，晚上干活要干到十一到十二点钟，真是一个人间地狱。
在一大队时，我被折磨得腿瘸了，牙也被打得活动了，因我不“转化”，后把我调到了三大队。三大队在当时是劳动量最大的一个大队。我去后，因我不断地写真相信揭露我知道的劳教所的违法行为，后来三大队的劳动量也减少了。因我不“转化”，劳教期满后，招远“六一零”把我直接拉回招远洗脑班非法关押，时间不长没有任何理由的又把我非法劳教三年，又拉到了王村劳教所非法关押。
一次，三大队的警察在酷刑迫害不“转化”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者的凄惨叫声传遍整个楼。我听到后毫不犹豫地冲出来想阻止警察行恶，被警察张春霞、韩信克等抓住，她们边打边往屋里拖我，我大声地背诵师父的经文《弟子的伟大》。想唤醒那些被“转化”的学员。警察把我毒打后，五、六个人把我抬到了禁闭室残酷折磨。把我全身用绳子紧紧地绑在木板上，一动也动不了，九天九夜的没吃没喝，她们想把我置于死地。我被她们折磨得尿血，她们仍不放过我，逼迫我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被我拒绝。她们又把我弄到没有人住的办公四楼关了十五天，由两个警察监视我，（不让我嘴动，不允许我背法）每天凌晨两点才让我睡觉，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她们用这种方式企图消磨我的意志。
因我拒绝所谓“转化”，十五天后，她们又把我弄到了禁闭室，把我铐在一个特制的床上，双手被手铐和绳子紧紧勒着固定在床这头，脚戴上脚镣固定在床那头，全身用绳子缠起来。手上、脚上、身上都被勒得钻心的痛。身下铺着一个湿垫子，身子一动也动不了，警察李英抽打着我的脸和头，一个赵姓警察把卫生巾塞到我的嘴里，用胶带围着我的嘴、绕头缠紧，或用胶带封嘴，（警察怕被迫害的大法学员叫喊）每次往下揭胶带时，都能被拽下很多的头发，那个痛苦可想而知。警察用这种手段把我铐在床上四十四天，四十四夜。
警察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又把我从禁闭室弄到了四楼，以李英为首的三个警察，把我的一只手用绳子加手铐铐在窗铁棱子上，另一只手铐在铁管子上，一高一低，使我蹲不下站不起，双腿用绳子绑着，不让我上厕所。李英还把师父的法像放我内裤里……就这样折磨了我十五天。我的双手腕被手铐和绳子勒的肿的很高，失去了知觉。左手腕被勒出了两个大伤口子，皮开肉绽。一处无法铐了再挪一处。（现在我左手腕上还有疤痕）
警察昼夜不停地折磨我十五天后，又让我坐在地上，双腿用绳子绑着，双手后背用绳子绑在椅子背上。警察李英把大法师父的法像放在地上让我坐着，我的身子动不了，不让我上厕所，尿在地上。那时已是十一月份了，我只穿着单衣，警察穿着棉衣棉裤。她们把窗打开，我又痛又冷，她们昼夜不停地放侮辱大法师父的光碟，用这种手段又折磨了我十五天，我双手双脚已失去了知觉，也站不住了。这一个月没给我喝水，只是偶尔的往我的嘴里塞口馒头，但我没有觉得渴和饿……我左手腕上两处的伤口奇迹般地愈合了，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们也亲眼见证了。因我坚信“真善忍”不“转化”，在劳教所遭受的残酷折磨太多了，这只是举了几例，警察把我关押在禁闭室长达七个多月，几平方米的禁闭室，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热得象蒸笼不透气，我所遭受的痛苦是巨大的。
招远“六一零”对我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三月，我因发真相资料被招远“六一零”人员绑架，不长的时间就把我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五年劳教期满后，本应该回家，可是招远“六一零”的恶人们，以我没有“转化”为由，从劳教所直接拉回本地非法关進洗脑班迫害。
因我不放弃对大法的信仰，洗脑班的恶徒孙启全指使几个打手，用尽了各种酷刑残酷的折磨我，多次双手被铐，被吊起来，脚尖着地，身子成弓形，那痛苦的滋味无法描述。他们为了“转化”我，四十多天没让我上床睡觉，是以酷刑的姿势度过的。（我所遭受的酷刑折磨在明慧网已报道过）
在恶党的指挥下，招远“六一零”和洗脑班的恶徒们，真是费尽了心思地用各种酷刑折磨迫害那些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恶徒宋少昌，原来在刑警大队，他心狠手辣，用折磨盗窃犯屈打成招的卑鄙手段酷刑折磨我。他们把我拉到地下室，让我蹲下双手抱腿，戴上手铐，手铐勒得钻心地疼痛，用铁锨从我膝下穿过去，把铁锨一头抬在窗台上，一头抬在桌子上，让我头朝下，五、六个恶徒轮班在我的脸上、耳朵上、手上、嘴上过电，我痛苦得撕心裂肺，就这样折磨了我一个多小时，当把我放下时，我已瘫在地上，恶徒们又把我拖到了禁闭室。
我二零零五年正月初三被拉回招远，我八十六岁的老父亲正月初五住院，三月初五去世了。如果招远“六一零”的恶徒不继续非法关押我，我起码能回家照顾父亲两个月，尽一点做女儿的义务和孝心。
我父亲去世了，他们不但没有让我回家见父亲的最后一面，还把我关在洗脑班折磨迫害我八个多月，我家门没進，又非法判我三年劳教，拉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关押，我连续两次判劳教，共六年。有人说。炼法轮功的人不顾家庭，不管父母子女，是恶党剥夺了我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使我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本无法照顾家庭。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因讲真相又被招远“六一零”绑架，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宋少昌等恶人多次对我用残忍的手段野蛮灌不明食物，他们把我双手和双脚用手铐铐在椅子上，拽着我的头发，用粗管子插入我的鼻孔，几次都插出了血，他们变换着手段折磨我，把我折磨的皮包骨头脱了相，心律每分钟一百二十多次。后把我从洗脑班拉入当地看守所，看守所不收我，恶人们又把我拉回洗脑班，非法关押我四个月后，招远法院公然践踏法律，将我非法判刑四年。二零一一年四月份，我被劫持到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
山东女子监狱对我的迫害
监狱有个集训队，法轮功学员大多都被关押在这个队，这里值班的犯人都是从入监队里挑来的，然后由警察薛彦勤、许云梅、胡秀丽等把她们训练成打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谁折磨法轮功学员狠毒，谁挣分多，减刑快。在监狱我不“转化”，也不穿囚服，他们把我捆起来，拳打脚踢在地，身上各部位都有人打，不准我睡觉，不让我洗漱，恶徒们还失去人性的往我嘴里灌尿；三个月不让我买卫生纸，我上了厕所只能用水洗。
经过一段时间的残酷迫害，我还是不“转化”，警察把我关在了禁闭室（五、六平方米）没有窗、夏天济南高温达三十八度以上，门上只有一个碗口大的小口，常年在里面吃喝拉撒睡，厕所里没有水，上完厕所后，看管我的值岗人（犯人）从门上的小口递进一水瓢水让我冲厕所。四年我一直睡在地上，冬天寒风刺骨，四年的禁闭，让我失去了一切自由。
在与世隔绝的禁闭室里，我天天背法，唱大法弟子的歌，警察们在门外放恶党的歌，我声音很洪亮。三天后，她们再也不放邪党的红歌了。我知道是大法给予我的力量和勇气，使我在那样邪恶的环境里没有孤独和寂寞的感觉，心态平静地走了过来，感恩师父！
我刚去监狱时，因为我炼功，警察和罪犯毒打我，把我关在一个屋子里，不让我去厕所，让我拉尿在脸盆里。让值班的犯人给我倒。我宁愿不吃不喝也不让别人给我端屎端尿。到了第九天。医院的院长和监狱的副监狱长来了，院长问值班的人：这九天，杨文杰刷牙没有？值班人回答没有。（她可能以为我利用刷牙时喝水）她给我量血压，告诉监狱长很正常。狱长说：我天天吃药也没有这样。我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恶党的残暴等。他们也都没有说什么。
那天，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有两个人在那里，一个是医院聘请的已退休的院长，另一个告诉我说他研究佛学多少年了。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特点，他俩都静静地听着。其实，人都有善良的一面，只是被中共谎言毒害迷失了本性。
以德报怨，用善心对待迫害者
我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心中牢记师父的教导，无论在哪里都与人为善，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这二十年中，我被劳教、判刑迫害达十年之久，身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对于给我造成很大伤害的人，我从不怨恨他们。
因为他们做坏事并不是出自于生命的本愿，是被中共谎言所欺骗，是上了邪党的当，充当了邪党的打人棍子，罪在恶党。他们有的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也昧着良知做害己害人的坏事，他们是要为自己犯下的大错承受恶果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所以，这些年无论我被关在劳教所，还是监狱，还是本地看守所，洗脑班等任何地方，无论他们对待我怎样，我都是用一颗为他好的善心对待，以德报怨，无怨无恨，抓紧一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写真相信。
在劳教所，因我拒绝“转化”，他们把我弄到禁闭室，有全劳教所的警察轮流来值班，我每天很少休息，因为她们值一天班回家休息两天，又换别人来值班，我为了让她们下班时能带着真相信回家传给她们的亲朋好友，我要写一天一夜的真相信。在劳教所禁闭室关了一年，我抓紧时间写真相信，当我把劳教所各科室、各大队的警察们都写给了真相信后，劳教所释放了我。
在招远“六一零”人员直接把我从劳教所拉回当地洗脑班继续关押期间，不论他们怎样对待我，我都是心平气和的给他们讲真相，写真相信。有个打我狠毒的人说：杨文杰，你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么打你，你不记恨我，还给我们写信。
我被关押在招远看守所四个月，我写了四个月的真相信。我上诉不是目的，是以这个形式给招远法院、烟台法院法官讲真相。
那天，我又写到凌晨两点多，警察过来说：你休息吧，不用写了，要发你走了。早晨六点，几个劳动号把我抬上了警车，拉往济南女子监狱。我把没写完的真相信带去了监狱，让警察转交给监狱长，她是劳教所原来的政委。后来她去见我时告诉我信她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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