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网】2018年6月30日至7月5日，第27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在正式会议期间首日的7月2日上午，中共强摘器官研究中心（China Organ Harvest Research Center，COHRC）发布了题为《中共在改革的幌子下持续强摘器官》（Transplant Abuses Continues Despite the Claim of Reform）的最新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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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器官捐献系统，2000年后中国在几年之内就成为世界上开展器官移植手术最多的国家，在2006年强摘器官曝光后，其器官移植规模仍在持续增长；每年10,000～15,000例移植的官方数据是明显低估，仅几家移植医院就可以超过；
2015年中共宣布已停止采割死囚犯器官，完全转向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然而最新证据显示，中国器官捐献系统只是一具空壳，而其移植规模继续扩张并远超捐赠器官数量，支撑庞大中国器官移植工业的大部分器官继续来自良心犯；
海外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依旧兴旺，并且中国正向亚洲、“一带一路”，以及其它地区扩张器官共享协议，欲将整个国际社会卷入其强摘器官罪恶。
国际医学伦理权威、纽约大学医学院伦理系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Arthur L. Caplan）在该报告的前言中写道：“正如这份杰出、全面、有理有据的报告所揭示，中国仍在继续侵犯人权并以超越道德底线的方式杀戮并攫取公民器官进行移植。”
西班牙ABC等多家国内、国际主流媒体对此主题进行了深度追踪报道。
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真实规模与发展趋势
最新报告显示，尽管缺乏器官捐赠系统，中国在2000年后的几年之内就崛起成长为世界上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实际最多的国家；2006年强摘器官曝光之后，其器官移植规模仍在持续增长。在2015所谓器官转型公民捐献后，中国宣布将政府批准的器官移植医院在2020年前从169家增到300家，公开成为世界器官移植最多的国家。
COHRC执行主任格蕾丝（Grace Yin）指出，中共官方每年1万～1.5万例的移植手术量是明显低估，仅几家医院就可超过：
以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
其互联网备份资料显示，在2003年中心建立时就有500张器官移植床位；自2006年中国强摘器官曝光以来，移植床位增到500～700张；2009年移植病床的利用率为90%，2013年进一步增至131%。以500张床位、100%床位利用率和平均移植手术住院时间4周计，该中心每年施行6～8千例器官移植手术。
规模惊人的移植医院屡见不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朱继业在2013年表示：“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
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网站显示：“已有数万患者在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了肝肾移植。”
COHRC研究团队从医院官方网站、互联网存档、医学期刊、媒体报道、国家政策及行业法规、设备采购、工程招标书、科研项目、基金、专利、获奖等渠道发掘信息，对医院和人员资质、年收入、手术量、移植病床数及使用率、手术设施等进行系统分析，确证这些医院的移植规模大都高于最低资质要求，实际移植床位通常是最低要求的数倍，甚至高出量级，并且很多医院床位利用率超过100%；而在2007年有上千家医院向卫生部申请继续移植的许可，理论上这些医院都满足最低移植容量要求，并且后来很多未获准医院仍在继续开展移植。
新报告按对卫生部批准的移植医院的专用移植床位的最低要求，以一个月的住院期和100%的床位利用率保守估算，仅165家卫生部批准的器官移植医院每年的最低系统容量就达7万例以上。
按需移植
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医疗中心的教授、2018报告联合作者Huige Li在新报告发布会上，从医学的角度介绍了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业按需移植的特性和反人性的活体移植：预期按需排期的器官移植手术、特短的等待器官时间、活体采摘器官。
在调查过程中，研究员们发现了大量在缺乏器官捐献系统情况下发生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按需移植的实例：
2005年，一位以色列人提前两周预约到中国做心脏移植；
2006年，一家医院同时开展5台肝移植和6台肾移植手术；
2013年，一家医院在一个下午同时做4台心脏移植手术；
2016年10月，一家医院同时做16台移植手术（其中10台手术是心、肝、肾移植，6台是眼角膜移植）。
国际移植（中国）网路支援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开宣称：“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
2009年，《天津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2004年至2008年间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进行的1600次摘取肝脏手术。在此基础上，该中心主任沈中阳创建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无心跳尸体”肝脏切取手术方法，将热缺血时间保持在5分钟以内。
中国采用的移植有别于国外正常亲属捐赠的部分臟器移植，通常是从活供体采割整个臟器。新报告的联合作者们表示：鉴于中国在2010年以前没有器官捐赠系统，这意味着活供体因为器官摘取而成为“无心跳尸体”。
2003年至2009年8月，中国大陆仅130人在死后捐献了器官，每年全国平均不到30人捐献器官，而仅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使用的肝脏数量就超过了全国公民器官捐献的数量。
并且在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估计处决的死囚犯最高约每年10,000人。按比例计算，天津市1200万人口每年被处决的死囚人数应少于100人，2004年至2008年5年内应不足500人。因此这一人群的活肝数量也甚至远不足以满足这一家医院的1600例切取。
“一夜之间”的向公民捐献器官转型
新报告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及器官真实来源一直是中共的国家机密。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共承认了使用死囚器官并在之后高调宣传公民自愿捐献器官。
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在2000年处决死囚约10,000人，之后一直下降，加之健康原因，能使用的器官仅占中国移植供源的零头。
在“死囚器官逐年减少，已成无源之水”的2010年3月，中国开始公民捐献器官试点运行。三年后，在鲜有捐献的情况下宣布在全国全面铺开试点，并且公民捐献占器官来源的比例达到23%。到2014年8月增至80%，到2015年1月达100%。中共宣称在几年之内就走过了其它国家用数十年才建立的捐献系统的过程，从而“一夜间”实现了中国器官来源的转型。
截至2017年底，中国器官捐献官网显示自愿捐赠器官登记人数达到373,536人。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基于美国登记捐献与实际捐赠的比例，估算中国37万3千位器官捐赠登记人仅可产生29位实际捐赠人。
在公民捐献无法解释中国庞大器官移植来源的情况下，中国器官移植发言人黄洁夫又辩说器官的真实来源是ICU，医院重症监护室。由于运作不透明，ICU的实际获取器官数量无可获知，但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对各地媒体和捐献管理机构发布的历年（包括来自ICU等未登记捐献在内的）实际捐献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其汇总的数量甚至远远低于中国官方承认的1万到1万5千例的移植量。公民捐献不过只是中共洗白器官源的一个幌子。
中共国家推动的群体灭绝运动
“器官主要来自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也包括维族人、藏人和基督徒。”加拿大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7月2日的COHRC新报告发布会上介绍其2016年调查报告结论时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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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小规模用良心犯和死囚作器官移植，到2000年之后，首次将器官移植作为国家战略，持续纳入国家“五年计划”。移植中心普遍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基金”，以及军队和地方各级政府获得大量项目与资金支持。
从此，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进入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器官移植中心的数量由1999年前的150家，增到2007年的上千家；2000年的肝移植量也较1999年翻了10倍，截至到2005年又增了3倍，共计30倍。而这恰与中共灭绝迫害法轮功同步。
法轮功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身、心、灵的修炼功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90年代末中国政府估计有超过7000万人修炼法轮功。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视其洪传和复兴传统价值观为对其统治的威胁，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指令进行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
2014年9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书忠，进行电话调查。白书忠在这份电话录音中说：“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就是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当时江主席批示以后，反法轮功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
中国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1年2月1日接受中共喉舌《人民日报》采访时公开表示：“反对法轮功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对一小撮的反动骨干决不能心慈手软。”
在正式启动迫害法轮功之前，199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建立了“610办公室”，一个为系统铲除法轮功而法外特设的直属机构，从国务院部委到村镇街道、学校企事业单位，自上而下操控、驱动党、政、军系统实施江泽民的灭绝指令。610办公室和政法委有权调用国安、公安、司法、外交、宣传、财政、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各系统人力及其它资源。中共动用了整部国家机器镇压法轮功。
活摘器官移植既是中共从肉体上消灭“国家的头号敌人”法轮功的手段、权贵的保健福利、对外国政要及侨眷名流的统战工具，也为医院和医生提供了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中共从未承认、更未停止过法外大规模按需杀戮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良心犯，攫取器官，这才是真正支撑中国庞大移植产业的器官来源。
中国器官采割研究中心发掘出的证据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拼合出这个由国家组织驱动、军队和地方机构协同实施的医疗系统群体灭绝的操作系统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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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之后，中共通过系统编造的数据、令人眼花缭乱的移植中心橱窗展示、在海外的公关活动和在国际会议对“中国模式”捐献和移植系统发展蓝图与取得“成就”的展示，营造出中国已停止外国人器官移植旅游、转型道德捐献器官的假象，其所谓的改革得到了一些国际移植组织的认可。
然而，一家韩国主要电视台播出的2017年10月对中国最大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实地调查显示：
来自中东、韩国等国的病人在医院附近酒店等待数日或数周内即可获器官移植；如果向医院基金会支付一笔特别捐款，将加速器官移植进程。该中心大厅的布局图中赫然显示多个国际器官移植病区，国际移植部护士向调查记者透露在头一天该部就完成了8例移植手术。调查组观察到中心的十多间手术室仍被全天使用，这与已拥有500多张专用移植床位满额后，将外国病人安置在附近的几层酒店，意味着该中心每年进行数千例器官移植手术，向中外患者按需要提供器官移植。
除延续蓬勃发展的入境移植旅游外，中共还竭力寻求将其在大陆采割的器官输出到其它国家或地区。鉴于“中国模式”的捐献与移植系统继续由杀戮无辜者支撑，通过其向亚洲其它地区，“一带一路”及以外地区扩张，中共政权正将国际社会牵连在其罪行之中。
“中国的器官采割和移植政策的核心一直持续着对基本人权的可憎践踏，杀戮不是任何道德器官获取的元素。”曾为美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立法与标准奠定基础的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主任卡普兰教授（Arthur L. Caplan）在该报告的前言中呼吁：“这份报告须得到全世界器官移植界和各国政府的关注。阅读报告，推动你的政府采取行动，纠正这必须结束的罪行。”
目前，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立法禁止民众赴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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