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产业工人曾经是骄傲的劳工阶级先驱，他们和总是缺钱以及没有身分地位的乡下穷人极为不同。根据共产党的中央计划，近半世纪以来，炼钢劳工、矿工及石油劳工等类的劳工均受到尊重并拥有房子、健康及教育等方面的利益。然而现在他们遭到遗弃，就如同重工业劳工在后苏联俄罗斯时代被遗忘一样，他们也被以同样的方式丢在残渣堆中。徐明，63岁，在铁西一家工厂工作四十年后被解雇。他说：“此刻骨干们正在旅馆中大吃大喝并说着愚蠢的话题，这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贫富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问题的症结实际上是来自于改革的推动，虽然中国可能是全球的代工厂，但在生产廉价商品的过程中，即是推动中国的劳工脱离夕阳工业。
1997年9月上一届的共产党大会，江XX命令对虚胖的部门别进行改革，造成数千万劳工失去国营企业的工作──大部分位于都市，特别是位于中国东北著名的衰败地带的都市。东北的最大都市－沈阳，即是这个衰败地带的开端。某些曾经被誉为劳动模范的人士，现在站在路边找工作，脖子上围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他们的工作经验：电气工、木工、水管工等。官方的统计非常不可靠，而且分析家说失业率被隐匿不报。劳工部部长张左记（音译，Zhang Zuoji）10月25日说，自1998年迄今，计有2千6百1拾1万名劳工遭到解雇，并声称其中有1千7百2拾6万名劳工已获雇用。
早期被解雇时，比较容易找到新工作，但现在已经毫无指望。隶属中国内阁国务院的国家发展研究中心（DRC）估计都市失业率为10％，并警告在未来数年内可能会上升到15％。DRC及亚洲开发银行估计都市穷人有3千7百万人，占都市人口的1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日渐上升的竞争趋势已给中国带来新的压力。张部长在一场对立法者的演说中表示，就业情况“非常糟糕”，并补充说随着人口的成长，由现在到2005年间，进入中国劳动市场的新加入者数量将达到一个高峰。
结局将可能是一连串的冲击以及逐渐失控的社会秩序。抱怨积欠薪水、退休金支付或解雇等的满腹牢骚劳工，将不再只是不满而已，他们将组织起来。劳工于半年前在东北到西南的数个老工业中心第一次发起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显然是协议过的罢工以及示威。
不令人意外，位于崩溃工业心脏地区的都市居民不满支离破碎的健康服务以及走下坡的教育，除了共产党特征的大规模安全组织外，其它已所剩无几。领导阶层知道必须促进私有部门的成长以及外国投资，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也是维持社会安定以及拥有权位的关键。但大多数在南方及东方城市的新兴工厂所创造出来的就业几会都流向外来的劳工，因此创造就业机会成为十一月八日召开重要的第十六届共产党大会的首要事务。
十六大会后可能升高的危机
江XX九月时说：“增加就业以及促进再就业…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然而这项任务的成果是令人沮丧的。世界银行报告去年底估算中国必须为未来十年创造近一亿个工作机会，以解决失业劳工、毕业生以及移居人口的工作问题。
即使是更多的国营企业训练职工更具竞争力，但对这些职工而言，还是愈来愈难找到新工作。劳工及社会安全部副部长赵小建（音译，Zhao Xiaojian）九月时告诉财经（Caijing）商业杂志：“再就业率已每年逐步下降，由1998年的50％降至1999年的42％、2000年的35％、2001年的30％以及今年前半年的9％。”
中国有可能进入更高的危机时期，而且它是一个非常不同二十年前社会主义统一的社会，个别城市之内以及各个城市之间均存在着正在扩大的贫富差距，而且差距仍在继续扩大，广大群众的富裕现象已不再现。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国家媒体的报导，2006年以前中产阶级的人口数可达二亿人，但穷人的数量正在更为快速地上升。
更进一步观察铁西区附近的情况，其区隔性更为突出。商业区内是忙碌的人们，市场摊位霸占道路、商店及餐馆则向外扩张占用人行道。但走到仍被当地人称呼为铁西工业区的地区，就像是走入一个沈默的世界，在主要街道以外几乎无法看到人烟。
有着如同1980年代欧洲及美国枯萎工业地区的感觉，厂房已破碎、安全警卫凝视着上了锁的大门以及连着树根的小径，这些树是1960年代正值工业化驱动先锋的铁西时代所种下的树。即使在这个失业不景气地区，当地主管当局仍然利用监狱在押人员维护路面，以节省经费。王小唐（Wang Xiaotang）坐在他的老鼠到处乱窜、墙面有破洞、一餐一角八分钱的餐馆往外看，并说：“在农村的生活也好过这里。”
对失业的绝望激怒很多人，官方的腐败更是刺激他们的愤怒，特别是牵扯积欠的薪水或被裁员协议所欺骗。二个薪资水准最高的城市辽宁及黑龙江都积欠薪水的事并非是偶然的，这二个城市今年都在不安动荡中摇摆。劳工观察家陈约翰（John Chen）于八月份的中国劳工期刊（China Labour Bulletin）撰文表示，2001年以前这些城市积欠工人的薪水已达十亿美元。
这些不是由少数知识份子或政治运动者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确实给共产党一个警讯，这些抗议是攸关生计问题并有广大的支持。研究学者粱千里（音译，Trini Leung）于六月份的中国劳工期刊撰文称：“2002年春天发生的广大劳工抗议活动，起因全然是经济因素，而且是由劳工阶层所组织的活动。”中国劳工期刊是在香港发行的刊物。
政府以强硬铁腕回应，消灭抗议并逮捕带头者，接着以短期的利益和立即扩增的福利等柔性手段一手遮天。使得从1999年原本二百八十万人接受政府发放的基本生活津贴的人数上升到现在的两千万人。发给低收入家庭的津贴依地区而不同。例如在沈阳每月36块人民币。这种津贴被视为对抗城市穷贫的最后防线，而且很有可能继续增加，以阻止濒临爆发边缘的动乱，特别是在东北的荒漠地区。
关于最近的劳工争议、罢工以及抗争事件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1995年政府劳工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二万三千个案件。到1999年遽增为十二万件。梁预估到2002年很可能增加到二十万件。
政府将救济对象的重点摆在有户籍登记的城市居民。但是潜在的不稳定恶化因素是来自农村的大量移居劳工，这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日益普及的现象。这些外来人口大多从事收入较低或者是暂时性的工作，发展研究中心和亚洲开发银行在一篇报导中称这些外来人口的贫穷比例高于城市劳工者的百分之五十。
以梁小民（音译，Liang Xiaomin）为例，他是来自湖南省个头矮小的十三岁男孩，在北京东区时麾街头卖玫瑰花勉强维生。半夜里他踩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跑十公里远回到位于西火车站的简陋砖房，与另外两个小孩和雇用他们的夫妇共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当有人问起为何他要来北京，他回答：“因为我家里没钱。”并且与在家里头约六分之一公顷的农地工作比起来“这里比较有趣”。
梁是几千万农村移居城市的流动人口之一。这些外来人口提供了便宜的劳动成本。使中国的产品得以摆上全世界的货架。他们的生活是低所得、低福利、短期雇用。政府早期的终身照顾福利政策对他们而言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政府现在仍把这些住在城市的外来劳工看成农村人口，这使得他们无法得到各项社会福利，但也无法阻止他们涌向城市（部分原因是为了要使农民留在农村）。只有相对富饶的浙江省和上海市将他们的福利政策扩及农村居民，大部分城市是无法负担的。
此外，由于必须依赖私人公司提供大部分的工作机会，致使共产党暴露于可能失去控制的恐惧之下。以出口加工为例，其系维系国际贸易重要的一环。一些国际事件例如十月的美西封港和波斯湾紧张情势引起的石油涨价都不是共产党所能控制的。这些公司的老板都了解全球的互相依存关系将会同时带来巨大的利益以及危机。
几乎很少失业工人会关心中共十六大。对他们以及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十年举行两次的大会与他们无关，他们对江XX或内定接班人胡锦涛这两人谁是下一届领导者也毫不关心。
十六大是要确立未来五年政策的优先执行事项，他们必须好好思考都市贫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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