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抚江泽民失落的心，为了满足江泽民的虚荣心，也为了对外显示中共的“安定团结”，目前中共传媒对江泽民仍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其中最重要的是为江泽民的十三年评功摆好。江泽民这十三年做了些什么？既然全中国的数千家传媒都为他评功摆好，笔者就不妨唱唱反调，希望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1)经济方面
一，怎样看经济的成长
目前最蛊惑人心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北京一直自吹自擂说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刻，江泽民也以此作为自己留任的本钱。江泽民精通“形式主义”，在大城市广设“窗口”，所以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
江泽民刚上台时，中国的经济还在“治理整顿”，因而负增长，那时主要李鹏负责。但是江泽民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讲话中声称“和平演变”构成了“现实威胁”，推出“反和平演变”的工作中心，争论姓“社”还是姓“资”，还扬言要私营企业“倾家荡产”。
为此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发表南巡讲话，差一点把江泽民拉下台，其后中国经济才恢复增长。根据官方数字，至今每年的增长率都在百分之七以上，有若干年份还是两位数字，但是水份很多。江泽民吹嘘他的十三年，固然贬低邓小平的作用，更完全抹杀中共改革开放的开拓者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赵作为改革开放的开荒牛承受“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巨大压力，并且先后下台。江泽民坐享其成，还要走回头路，只是走不回去了。
江泽民的开放主要为金钱而开放，以投入来推动成长，很少有改革措施，若干改革主要也靠朱熔基推动，但国企改革等没有成功。
二，特权阶层贪污腐败促使贫富差距扩大
中共的改革开放并不全面，政治经济没有两条腿走路，而是只发展经济，不改革政治，造成制度性的腐败和社会矛盾的加剧而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个情况邓小平要负一些责任，但是江泽民要负最大的责任。
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反对平均主义的口号没有错。问题只在于，既然共产党号称是“为人民服务”，不应该自己家族利用特权“先富起来”。因为邓小平不能以身作则，再加上党内保守势力还比较强大，所以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被停止下来。以后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只是开放让外国资金、管理和技术进来而拒绝外国的自由思想民主制度。绝对权力得不到制约，中共的腐化也就以非常快的速度蔓延。
“六四”以后，江泽民如果能吸取这个教训，是推行政治改革和阻止贪污腐败与贫富差距扩大的机会。但是江泽民没有那样做。这一年的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全体会议，其中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三，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四，严格按规定配车，严格禁止进口小轿车；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但是没有哪一条真正做到，还愈演愈烈。但这也说明，中共领导人对腐败问题心里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根治而已，甚至以腐败的利益来维系全党的团结和政权的巩固。
江泽民也可以辩解说当时实际权力还在邓小平和其他元老手中。但是其后不久，除了邓小平和薄一波，其他元老相继去世。而邓小平也病重不能管事，一九九四年九月下旬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就声称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对第二代的接班工作，也就是说江泽民成了名副其实的“核心”。但是腐败更厉害，因为江以反腐败为名打击邓小平家族，江家起而代之。
也是一九九四年，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用数百万元人民币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一九九九年，江绵恒更出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且不说江绵恒何德何能出任这个有崇高学术地位的职务，江泽民更打破邓小平和陈云所立下的规矩：高干子弟做官的不经商，经商的不做官，江绵恒官商通吃，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其后的反腐败也证明，只要是江泽民的人，如外甥邰展、爱将贾庆林夫妇等虽然贪污腐败，但都被保了下来。
特权促使贫富差距扩大，造成两极分化。中国三位亲官方学者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发表报告，为了防止中国再次出现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防止中国出现第二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动乱，他们向中国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他们发现，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约一到两亿人，占全国城镇总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满意者在三千两百到三千六百万人，其比例在7-8%。但如果加上贫困的农村人口，数目就相当可观，大概有一半。
胡鞍钢去年分析中国大陆国情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第一世界，就是指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第二世界，则指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地。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第四世界，是指中西部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低收入地区。中国大陆目前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第四世界。
以上情况也表明，哪里外资多，哪里就富裕。因此不是江泽民的本事，而是外资发展了中国的经济。
最近路透社引述里昂证券（北京）新兴市场策略师罗思曼的话表示∶“农村所暴露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下个十年继续成长与稳定的最大风险”。在二○○二年，每位农民的年净所得只有二七二美元，只达都市居民的三分之一。都市与农村所得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从一九七八年的0.21，上升到二○○二年的0.46，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因此下岗工人和农民的抗争和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极端事件遂常常发生。
三，国有企业带来的金融黑洞
但是中国社会的危机不止是这些低收入者。江泽民拒绝政治上的改革，导致国有企业的改革因为意识形态的阻碍也停滞不前，“抓大放小”和“债转股”都失败了。再加上贪官污吏的并吞，造成金融业的大黑洞。
中国的国家银行因为负有向国有企业贷款的任务，大量贷款无法偿还而形成银行的坏帐。北京当局一直回避坏帐的严重性，以免引发社会的恐慌而发生挤提事件。实际上按照国际标准，这些银行早就资不抵债的破产了。官方公布的坏帐数字永远是25%左右，外界估算则接近40%，约四千七百亿美元，将坏帐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一千七百亿美元以后，也还是这个数字。旧的问题没有解决，银行持有大批债券和房地产贷款形成的不良资产，又成为银行的新包袱。中共官员已经担心房地产泡沫的爆破，西方媒体也作出了警告。而这些年来官方所承认每年平均大约二百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更是扩大了这个金融黑洞。
现在是八万亿元人民币的存款在掩饰银行的破产，一旦民众对银行失去信心而挤提，金融就可能崩溃。因此这方面中共相当小心翼翼，除了对金融信息的报喜不报忧外，还一直硬撑股市，取消国有股的减持，炮制利多消息，掩盖上市公司的丑闻，推迟泡沫的爆破，以免拖累银行业。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股市也是欲振乏力，成交金额日益缩小，今年八月份比七月份减少40%，然后经历了“黑九月”的大跌，人们对后市都不看好。官方公布的证券公司不良资产率也达一半，一旦引爆，也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四，通缩带来的问题
由于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在极少数人手里，大部份人的生活水准并没有明显提高，因此消费能力没有增长，以致出现通缩的情况，也就是供过于求，因而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经济的萎缩。
中共解决的办法主要是增加政府的投入，包括增加固定资产的投资和增加公务员的工资。但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因此产生两个负作用，一是财政赤字扩大，二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两者都已经接近或超过了警戒线，所以北京又发动了一场打击偷税漏税的运动来增加政府收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后果如何，我们都清楚。
(2)政治方面
一，政治改革可以说毫无寸进
江泽民在刚上任时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工作中心；其后虽然没有再明确的提出，但是一再告诫要反对西方国家的西化和分化阴谋。所谓“西化”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所谓“分化”就是指由于民众和党员接受西方理念而成为异议人士形成中共的反对派，影响江泽民的独裁统治。
在江泽民时代，唯一对外宣扬的政治改革是所谓“村民选举”，但是从一九七八年启动到现在，还是很多问题，例如不是官方行政力量的介入，就是黑社会或金钱的介入。大跃进时期中共宣传“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是二十年等于一天。所以中共只可以欺骗外国人，对内宣传也不多。最近城市居民委员会也试行“民主选举”，但是更多的也是形式而已。何况这些并不是权力机构，所以还没有涉及到对制度的改革。
二，严格监管资讯的流通
1，中宣部经常发布文件颁布禁令，近来最著名的就是规定三十二个方面禁区和必须“慎重掌握”的领域，传媒动辄得咎。
2，违反的给予调职、革职的处分，或部门及机构的“整顿”，乃至关闭，最近更宣布用党纪处分来约束党员。有的甚至予以逮捕，如姜维平。国际记者组织多次评江泽民为“公敌”。外国传媒更常常被干扰或封杀。
3，加强互联网的监管。设立网络警察外，更大大提高封网技术，以严刑对付犯规者。甘肃省一位异议人士下载五百篇“反动文件”并通过网路同海外异议人士联系被判十一年重刑。最近更封杀google等搜寻网站。此外，对网吧也一再“扫荡”。
但是这些做法并未能尽全功。《南方周末》改组三次，总编辑江艺平和钱钢先后下台，但是最近报导九月十四日南京大毒杀案的一篇文章仍被枪毙。原因是媒体工作者的良心和市场化的影响。
三，大肆镇压异议人士
江泽民上台后一直不给六四平反，把话说死，而且继续镇压异议人士。
一九九八年镇压新创立的民主党，有近四十位身陷囹圄。
一九九九年镇压法轮功，至今已有近五百人被虐待至死。
二○○一年“九一一”之后将分离主义组织打为“恐怖组织”。
对地下教会的镇压没有停止过，动辄逮捕几百人，并铲平教堂。
在这些镇压活动中，以镇压法轮功规模最大，也最残酷，并且以政治运动方式进行，魔手还伸到国外。这个镇压运动主要是江泽民个人的意见，其他领导人很少表态。
这些事发生在北京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之后。在这之前江泽民宣扬人权就是禽兽之权。这些说明中共签署国际公约并不是要遵守它，而是要改造它，使之符合中共的标准。
四，在党内拉帮结派，打击异己
首先对付威胁江泽民权势的太子党，如打击周北方，再打击邓小平家族；其后打击最大的地方势力，如北京的陈希同和广东的欧阳德和于飞，巩固了江泽民“上海帮”的地位。
于是再开展“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以“讲政治”为主，要全党统一在江核心周围。大贪官胡长清等就是在“三讲”过关之后被枪毙的。二○○○年开始的“三个代表”，则是将官僚资本家合法化，真正目的不是吸收资本家入党，而是共产党员合法的变成资本家。从江泽民要私营企业家“倾家荡产”到江绵恒“发家致富”，就是江泽民心路历程的最好写照。而江泽民利用“反贪”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更使全党搞得乌烟瘴气。
五，收买社会菁英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江泽民收买知识分子，收买国家干部，给他们高收入高工资，容许适量贪污。因此不少似是而非的歪理由他们炮制出来了，如对六四镇压的辩解，现在是最好时刻等等。
如对六四镇压的辩解，说如果吾尔开希上台比李鹏更糟。实际上当年学运是自发产生的，目的只是要求推动政治改革，打倒“官倒”。王丹和吾尔开希并不是“吾欲取而代之”夺取政权，否则不会远离工农民众。何况怎么可以把还在读书的他们同在政治斗争和官场中滚爬了数十年的李鹏相比较呢？而目前是最好的时刻的说法也有问题。经济上的原因上面已经说过，至于政治情况，例如人们可以在私下骂共产党江泽民，对异议人士也不是同以前一样随意枪毙，传媒出版物有时出现一些不同声音等等，那不是江泽民不想管，不想杀人，而是现在江泽民管不了这样多，随意杀人的后果他也不是不知道，六四屠杀后全世界的制裁还历历在目。
(3)道德伦理方面
毛泽东时代，为争夺政治权力而不择手段，念念不忘“权”字；邓小平时代，为争夺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全民“向钱看”，成功转移了民众的政治视线。江泽民时代，既要政治权力，又要经济利益，以江绵恒官商合流为代表。因此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陷入道德沦丧的境地。例如党内斗争已经没有什么改革保守的理念，纯粹是利益之争，用在反腐败上面，只能越来越腐败。
官僚草菅人命。尤其煤矿事故接连不断，煤的年产量中国十二亿吨，美国十亿吨，但中国的煤矿事故死亡率远高于美国，每年平均死亡是六千到一万人之间，美国则是四十人。恶性的社会安全事故更是不断。例如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大舜号》渤海沉船事件，二○○○年十二月洛阳娱乐场所大火，二○○一年三月江西芳村小学爆竹工场爆炸和石家庄大楼连环爆炸，今年九月南京食品大毒杀事件，死亡人数动辄数十数百，不见党国领导人表示哀痛和出来道歉，各级领导人还千方百计隐瞒死亡人数，封杀传媒的报导。政府这种态度，民众也是如此，见死不救的新闻比比皆是，歹徒作案自然也不把杀人放火当作一回事。还亏江泽民吹嘘“以德治国”。
(4)两岸关系方面
在六四之后，大批台商趁西方国家制裁之际，投资大陆。李登辉也废除了临时戡乱条款，使两岸关系进一步正常化。但是在邓小平病重之后，江泽民为了在“统一大业”上立功，便在一九九五年年初提出江八条。由于台湾方面没有热烈响应，江泽民恼羞成怒，借李登辉访问美国母校康乃尔大学，在七月发动台海军事演习，开“文攻武吓”的先河；更在第二年台湾直接选举总统时，向台湾的基隆和高雄海域发射导弹。从此两岸关系陷入紧张状态，在李登辉发表“特殊两国论”和二○○○年总统选举时，北京继续发出战争叫嚣，不惜“打烂重建”。江泽民以为武力恐吓可以逼使台湾“统一”，但是实际效果是赞成统一的台湾民众越来减少，民心越走越远。
而中共在九七年收回主权，并宣扬洗刷了“百年耻辱”的香港，首五年经济大倒退，第二个五年一开始就政治大倒退。香港繁荣不再，基本法所肯定的公务员制度被否定，香港的司法独立被蚕食。江泽民钦点了昏庸无能的董建华担任特首，在第一届施政失败后，江泽民为了自己的面子，不顾广大香港市民的反对，再力挺第二届。结果“一国两制”不能垂范台湾。
(5)外交方面
“春秋外交”：江泽民结合外交和旅游，跑遍了好多国家。所谓“春秋外交”就是专门选择春天和秋天的旅游季节开展外交活动。访问大国是为了体现中国的大国地位，满足他的虚荣心；访问小国也是为了打压台湾，不给台湾有国际空间。
“大国外交”：江泽民在一九九三年兼任国家主席后，因为虚荣心决定了他背弃邓小平所提出的“决不出头”的二十四字方针，改行“大国外交”，以访问大国，同他们的领导人通热线电话为荣，甚至不惜卖唱卖笑作秀，丧尽人格国格。
“两面外交”：对美国，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抵制民主和人权的观念，在国内制造反美情绪；但是对外政策上，因为在经济和科技上有求于美国，又要访问美国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此就在反美和亲美方面走钢绳，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突出不同重点，有时候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时候又像妓女谄媚嫖客一样。这同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表现类似。目前为了要达到去布殊的牧场吃烤肉的虚荣心，对美国低声下气。
“卖国外交”：对俄国，主要是拉拢。目的两个：一，对付美国；二，希望俄国恢复旧日独裁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江泽民花了很大代价同俄国结成“战略伙伴”。一九九○年四月李鹏访问苏联，其后李鹏和江泽民每年轮流访问俄国，或邀请俄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一九九一年五月江泽民访问苏联时签署中苏东段边界协定；一九九四年九月，江泽民再访问俄国，签署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中国，在北京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二○○一年七月江泽民访问俄国，同俄国总统普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肯定了边界条约。这些条约默认了十九世纪满清政府同沙皇俄国签署的九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在一九七二年进入联合国时曾经表示不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俄国政府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也曾经表示要归还过去沙皇俄国侵占中国的领土。但是都给江泽民轻易的卖掉了。而在勘定有争议的地段时，江泽民又进一步出卖国土，例如对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约七到九成划给他们，中国只拿到一到三成；为拿回珍宝岛，让出一百五十倍大的土地。但是这些对老百姓都秘而不宣。
此外，中共向俄国购买了大量军事装备。据詹氏国防周刊指出，二○○一年俄国对中国的军售额为二十亿到二十二亿美元，占俄国全部军火出口总额的一半，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军火进口国，而今年的签约总额更接近五十亿美元。有了这样大的利益，所以俄国在靠拢美国的同时，不时安抚江泽民，特别是鼓励中共扩充军备来对付台湾。
中国传统外交是“远交近攻”，江泽民却来个“近交远攻”，以出卖土地给邻国来抗衡遥远西方国家的民主理念，以保住独裁政权。宁赠“友邦”土地，也不可让政权转到民众手里。这就是江泽民外交路线的本质，也是江泽民同中共独裁政权反人民的本质。(原载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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